1942年8月,马步芳在蒋介石登机离开后,马步芳对着身边的部下说道:我们多送礼,给人家的观感反而不好,现在不是表现富贵的时候,我们不能学别人,礼节越隆重越好,礼当越简略越好,穷了人家不注意,送点军马,羔皮,都是特产,既本分又实在。
1942年8月,蒋介石结束西宁之行准备离开,马步芳却没有把场面做得更铺张。他对部下说,礼物送得太多,反而容易让人觉得不妥,军马、羔皮这些地方特产,既实在,也合乎身份。
这番盘算,和几天前西宁的热闹摆在一起看,颇有意思。马步芳既安排了隆重仪式,也在礼物上控制分寸。他要让蒋介石看到自己的恭顺,同时又不显得刻意讨好。
1942年8月26日,蒋介石从兰州飞抵西宁。此行随行人员不多,身边只有四名侍卫,军政要员中有钱大钧、顾祝同、胡宗南和戴笠等人。对盘踞青海的马步芳来说,这趟访问既是一次重要接触,也是一次展示姿态的机会。
迎接准备由马步芳亲自安排。西宁街面重新粉刷,悬旗结彩,道旁摆上鲜花,路口和机关门前还用松枝扎起牌楼。第二天,青海省大礼堂举行欢迎仪式,场面安排得十分周全。
仪式之外,马步芳也在日常相处中经营形象。蒋介石在三堂院里看书时,他亲自充当警卫,举止恭敬,谈话间反复表示听从蒋的安排,有时还故意显出憨厚的一面。马步青也配合着摆出谨慎恭顺的姿态,连随侍蒋介石都显得有些不敢。
这些举动让陪同人员觉得,马氏兄弟看起来忠厚、听话。可政治交往里,外在姿态能说明什么?它能展示一方愿意合作,却不等于双方的戒备就此消失。
8月27日,宋美龄飞抵西宁。她准备到马步芳官邸走访,马步芳却以回教妇女不便见面为由婉言谢绝。这个说法既保留了礼貌,也避免了接待中可能出现的失礼。
宋美龄随后把随身携带的珍贵首饰转在提篮里送给他,马步芳则让人从私邸取来几件档次较低的首饰回赠,显得既收下了心意,又没有用更贵重的礼物压过对方。
到了8月28日,礼物和回报摆上了台面。马步芳以个人名义献出骏马五百匹,又以蒙藏王公、千百户名义献出骏马三千多匹,并送上黄鹿茸、麝香等十多箱。他还给宋美龄送去一百件紫羔皮裘,并安排空运重庆。
蒋介石方面则拨给马步芳部队犒赏费十万元,还向马氏兄弟及其下属赠送丝绸、陶瓷器等物品。临行前,蒋介石又用岳飞的忠义形象勉励马步芳精忠报国。
这场交往不只是礼尚往来。马步芳送出的东西,有个人名义的,也有以地方王公名义送出的;蒋介石给出的则包括军队犒赏和物品。双方都在表达善意,也都在确认彼此愿意维持合作。说到底,礼物有价值,礼物背后的政治表态更重要。
不过,场面做得周到,不代表信任可以凭仪式建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很快改变了各方关系。
这个事件和马步芳的西宁迎接并非同一种局面,却提醒人们,公开礼遇和实际政治立场不能简单画等号。
类似的落差,在1945年重庆谈判中也能看到。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安排接待,双方也举行了会谈,但礼仪上的往来没有消除政治分歧,谈判最终没能解决所有问题。仪式可以打开沟通的门,后续能否合作,还要看利益和局势如何变化。
所以,马步芳这趟安排的关键,不只是街道装点得热闹,也不是献出了多少匹马。他把恭顺摆在台面上,又用克制的答礼避免显得过分;蒋介石则通过赏款和赠物,向他释放了愿意维持关系的信号。
蒋介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对马步芳的戒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从此毫无隔阂。马步芳争取到的,是一次政治关系上的缓和,也是继续周旋的空间。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比把礼物送得越多越好,显然更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