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21日上午,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误入日军埋伏圈,他持枪大喊道:“弟兄们,今日不过一死。说罢,便率特务营奋力反击,拼死激战,不幸头部,腹部连中敌弹壮烈战死,而他的下属少将参谋处长萧孝泽、少将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等人也在随后的战斗中以身殉国!
1944年5月,豫中战场急转直下,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各部队一边应对日军攻势,一边寻找撤离路线。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此时接下了统一指挥的任务,随后把最危险的殿后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部队。
这场战斗里,他不仅要设法突围,还得让友军先走。5月21日,李家钰率部行至秦家坡,遭遇日军伏击,最终在突围战中牺牲,年仅53岁。
要理解这次牺牲,得先看当时战场上的混乱。日军发动豫中会战,凭借飞机、坦克和火炮推进,郑州、许昌、洛阳接连失守,第一战区的指挥也出现波动。原本准备在洛阳附近迎战的李家钰、高树勋、汤恩伯等部,一时失去统一调度,局面变得难以收拾。
李家钰提出,各部必须统一指挥,才能应对眼前危局。经过协商,几支部队推举他担任总指挥,他起初想推辞,可日军正在集结,战机不等人,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担子。
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由三十六集团军负责殿后,掩护其他部队撤离。为什么让自己的部队走在最后?说白了,后撤时最容易遭到追击,殿后部队得顶住压力,给前面的人争取时间。
李家钰随后回到四十七军部署任务,要求官兵迎战日军。之后,四十七军向云蒙山发起进攻,试图牵制敌军。日军依托阵地和火力固守,四十七军伤亡不小,李家钰便亲自赶到前线指挥。
将领到前线能不能扭转战局?未必,但对士气确实有影响。李家钰抵达后,部队继续冲击日军阵地,双方打成拉锯战。等到友军陆续突破包围,他判断继续恋战没有必要,便命令部队撤出云蒙山。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后退,而是战场上的取舍。继续进攻,可能让部队承受更多伤亡;及时撤离,才能保存力量,也能配合友军行动。李家钰选择停止进攻,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着军部尽快转移。
5月21日,李家钰得知日军离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只有十余里,随即下令向陕县方向撤退。队伍里,一七八师在前,军部随后,一零四师负责掩护。军部刚离开东姚院不远,就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前后部队一时难以联络。
李家钰只能临时改变路线,转向秦家坡,结果误入日军埋伏圈。眼前已经不是从容布置的战斗,而是猝不及防的近距离突围,他带着特务营官兵冲击敌阵,身中数枪,又被榴弹碎片击中,伤重牺牲。
随行官兵没有散开,继续与日军交战。少将参谋处长萧孝泽、副官处长周鼎铭、步兵指挥官陈绍堂等人也在战斗中殉国。一个集团军的军部陷入伏击,指挥官和身边将士都没能突围,这正是这场战斗最沉重的部分。
李家钰的选择并非孤例。1940年,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湖北前线作战时牺牲;1942年,远征军将领戴安澜在缅甸抗战期间重伤不治。
战场和处境各不相同,但这些经历都说明,抗战中的高级将领并不只在后方发号施令,许多人也走到了火线附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当然,个人勇气无法抵消武器、兵力和指挥上的差距。李家钰亲赴云蒙山,也没能扭转攻势;他承担殿后任务,也没能让自己安全撤出。把他的牺牲说成一人改变战局,并不准确,但他替友军争取时间、在危急时刻维持指挥的选择,仍然清晰可见。
李家钰自幼读书,青年时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进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毕业后投身川军。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出川抗日,参与对日作战五百余次,最终倒在豫中战场。
他的忠骸后来护送回四川,民众站在道路两旁迎送,遗体安葬于成都南郊红牌楼广福桥李上将墓园。一个人留下的记忆,不只有最后那场突围,也包括此前一次次走上战场,以及危局中把撤退任务交给自己部队的那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