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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儿孙几乎都在海外成了身家过亿的富商巨贾,左宗棠没给儿孙留下巨额遗

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儿孙几乎都在海外成了身家过亿的富商巨贾,左宗棠没给儿孙留下巨额遗产,那么他的儿孙怎么样了呢?

左景鉴1909年出生,是左宗棠次子左孝宽的孙子。他小时候父亲早逝,家境困顿,既没有田产,也没有积蓄,连读书都成了难事。后来姑母接济,他才得以上学,明德中学校长得知他的处境后,还特批减免学费。

这段经历没有把他推向争夺家产的路,反而让他更早看见普通人的难处。读书时,他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和同学到农村走访,了解农民生活,却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与共产党有关,遭到追捕。危急时,校长冒险出手相救。

走访中,他看到不少农民因缺医少药而失去生命,学医救人的念头由此扎了根。1927年,18岁的左景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十年后,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医术受到美国医院青睐,对方开出高薪邀他赴美,他还是留在上海。

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一个出身清贫的年轻医生,好不容易有机会去海外发展,为什么不去?左景鉴认为,中国更需要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抗战爆发后,他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抗日救护队,担任队长,奔赴各地救治伤员。

在战地救护中,他与龚之楠相识成家,两人育有三个子女。此后,左景鉴的职业选择又遇到一次关口。

1949年前后,上海不少医生离开中国赴美,他也收到美国医院的邀请,对方承诺安排工作、办理绿卡,待遇优厚。朋友劝他抓住机会,他还是留下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上医组建抗美援朝医疗队,左景鉴第一时间报名,前往丹东前线。那里缺电、缺药,救治条件艰苦,他和士兵同吃同住,不接受特殊照顾,还坚持让医生和血液尽早抵达伤员身边。

前线缺血,输血又不及时,怎样减少伤员因失血而死亡?左景鉴与沈克非等医学专家用三个月筹建丹东中心血库,还设计出手提式血液保暖箱,方便血液转运。

战地输血率由此翻倍,数千名志愿军伤员得到救治。1952年他完成任务回到上海,受到志愿军总部表彰。

战时奔赴前线,和平时期也没有把个人条件放在首位。1955年,左景鉴响应国家西迁安排,举家从上海前往重庆,参与医学院建设。政府曾分给他一套189平方米的复式洋房,他决定把房子连同钥匙交还。

这件事让家人很难接受。大女儿左焕琛当时还在上海读大学,担心父亲把房子交出去后,自己毕业留沪便没有住处,希望留下住宅,至少留一间房。左景鉴没有答应。他认为,既然要到重庆长期工作,就不能给自己留一条随时退回上海的后路。

这种迁校和人才调动并非当时孤立的经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从北平、天津辗转长沙,最后迁到昆明;1956年,交通大学也从上海迁往西安。不同年代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说明,教育和人才布局有时需要个人离开熟悉的城市,重新开始。

到了重庆,左景鉴和新调来的教职工一起住进简陋宿舍,既要管教学建设,也要协调后勤事务,工作比在上海更忙,待遇也低了不少。他没有拿外科权威的身份向组织提条件。此后在重庆生活四十年,他始终没有申请调回上海。

这不代表他不想念故乡。年纪渐长后,他回上海探亲越来越不方便。上世纪90年代,左焕琛凭工作能力和组织信任升任上海市副市长,住的仍是面积不大的老房子,楼层高,也没有电梯。

亲戚曾写信向上海市委反映,希望为左景鉴协调住房,得到的回复是暂时没有合适房源。

一个名门后人,一个医学权威,按政策也有机会申请回上海,他为什么始终不提?左景鉴留下的话很简单,在哪工作,人就在哪,不要向组织提要求。1997年,他在重庆去世,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立碑、不占地,骨灰撒进长江,让江水带他回上海。

左景鉴的三个子女并没有因此走上一条相同的人生路。大女儿后来成为上海市副市长,但她的职位不等于父亲替她铺好了道路。至少从住房这件事看,左景鉴没有把自己得到的待遇转成家人的便利。

把李鸿章后人经商致富与左景鉴的选择放在一起,容易得出谁家更胜一筹的结论,可这样的比较未必公平。财富是一种传承,职业操守也是一种传承。左景鉴没有留下巨额家产,却把不靠祖荫、不占额外便宜的做法,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