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开服装店的余先生和女友小茜,当初把三百套衣服交出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很简单:东西给到孩子手里就行,名字写不写、写谁,无所谓。
小茜的妈妈在江西九江瑞昌老家,认识九江义工联合会的人,帮忙对接了一所特殊学校。衣服送过去,现场分发了,义工联还安排了人拍素材。事情到这一步,两口子心里是踏实的。
可几天之后,当地媒体发出来的报道,让小茜的妈妈先愣住了。
画面里分的确实是那三百套衣服,地点是那所学校,孩子也是那群孩子。唯独“捐赠者”那一栏,写的是“缘策商贸有限公司”。余
先生后来对媒体说得很直白:现场分发的是我们的衣服,报道里却说捐赠者是当地一家公司。这家缘策商贸的负责人姓陈,他的母亲,正是帮忙牵线的那位九江义工联合会副会长谢某。
余先生一开始没想把事情闹大,小茜的妈妈去问谢某,谢某在微信里回了一句:“我跟校长说都是你女儿的,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小茜妈妈提了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媒体登个澄清,学校开个接收证明,这事就翻篇。谢某的回复是:“这样搞不是要丢我的脸吗?改了再报道还不行吗?”话说到这个份上,味道就变了。
捐东西的人还没计较,经手的人先怕“丢脸”。
谢某后来对记者解释的说法,是“沟通失误”。
她说儿子陈某的公司原本计划买下这批衣服,以自己的公司名义捐,现场跟记者沟通的时候出了岔子,记者以为物资就是陈某公司的,报道就这么发出去了。
她还补了一句:陈某当天确实也捐了一万块钱。
一万块是另一回事,但那三百套衣服的来路,跟“买下来再捐”是两个性质。余先生这边的版本是,陈某在捐赠结束后才提“买”,而且价格谈得很不痛快。
按销售价核算是四万七千多,余先生一再让步,降到三万七,陈某仍然不愿意。
余先生原本就是捐,没打算收钱,他最后把话撂得很清楚:一分钱不要,只要媒体如实更正报道,陈某当面道歉。
陈某那边的回应是“跟股东商量”,然后以“核实身份”“对接小茜妈妈”为由拖了下去,最后建议小茜去起诉。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误会”两个字能盖住的了。九江市民政局后来对媒体确认,双方已经达成和解,民政局也介入了调查。
和解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介入调查”这个动作本身说明,慈善活动的组织方在报道中把捐赠人“换人”,不是一句“现场说岔了”就能自动翻篇的事。
谢某的身份是九江义工联合会副会长、联合会妇联主席,组织过多次捐赠活动。
一个熟悉流程的人,在邀请媒体到场记录的时候,让跟自己有直接亲属关系的人以捐赠方的身份出现在报道里,然后说这是沟通失误,普通读者听了,心里难免要打个问号。
这件事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名字写错了”本身。写错了可以改,改不了可以澄清。
让人不舒服的是,当捐东西的人提出“只要如实报道、当面道歉”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先是“丢脸”,后是议价,再后来是“你去起诉”。
一个无偿拿出三百套衣服的人,为了把自己的名字放回原位,被推到了要打官司的位置上。
慈善活动里,组织者手里攥着信息、渠道和媒体对接的权力,捐赠者把东西交出去之后,反而成了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个人。
光明网在评论这件事时写了一句很平实的话:慈善可以不求回报,但绝不能掠人之美。不求回报是捐赠者的选择,掠人之美是另一回事。
三百套衣服最后到了孩子手里,这一点没有变。但“谁捐的”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捐的人想出名,而是因为慈善这件事的根基是信任。
今天能把张三的衣物写成李四公司的捐赠,明天捐赠者就会想:我交出去的东西,到底还算不算我的善意?
公益机构手里那点对接和记录的权力,是用来如实传递爱心的,不是用来给亲属企业贴金的。谢某说“沟通失误”,那就把失误的环节讲清楚,把该更正的更正,该道歉的道歉。
余先生说一分钱不要,要的就是这个。读者朋友,您觉得,做好事不留名是一回事,被人把名字换掉再拿去用,是不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