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晚上,河北沙河,张某四十多岁,下班之后和单位一名女同事发生了关系,过程中突然脑部出血,送医后做了开颅手术,人救回来了,但从此处于植物人状态,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个家,天塌了一半。
另一半是什么时候塌的,是同年3月12日下午,公司把一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送到了张某当时的配偶手里,家属接受不了。人躺在床上不会动,公司说不要就不要了,这算什么道理。
公司拿出一份文件,家属看完沉默了。
那份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着一行规矩,底下是张某自己的签名。他曾经以职工代表的身份,坐在会议室里参与制定了这份《员工基本守则和奖惩制度》。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员工与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关系,不支付任何补偿。
家属在法庭上听到这一条的时候,大概才意识到,这场官司最难跨过去的那道坎,不是公司冷血,是张某自己早就把路堵上了一截。
张某的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先走了劳动仲裁,又告到沙河市法院,要求公司补缴病假期间的社保,支付疾病救济费、医疗补助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起来38.3万余元。
家属手里的底牌是“医疗期”这三个字。在一般人的理解里,一个人病成这样,法律总该拦着公司不让开除吧。
法院没有支持这个逻辑,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把道理讲得很直白:劳动合同法对医疗期劳动者的特殊保护,限制的是用人单位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搞经济性裁员或者无过失性辞退。
它不排除劳动者自己存在严重违纪过错时,公司依法解除合同。
换成大白话就是,生病确实受保护,但生病不能把之前犯的严重错误一笔勾销。医疗期是一把伞,它挡的是雨,不挡自己捅出来的窟窿。
那公司是不是真的“落井下石”,从程序上看,公司走了一步关键棋。
2024年3月9日,公司把拟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通知了工会,工会没有提出异议,三天之后才把通知书送达。
这一步在劳动争议里分量很重,法律要求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必须事先把理由通知工会,程序上缺了这一环,哪怕员工有天大的过错,解除行为也可能被认定成违法。公司把这一步走完了。
张某的身份又让这个案子多了一层特殊,他不是普通一线工人,先后干过工人、班长、工段长,还当过职工代表。
2023年3月公司修订奖惩制度、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坐在下面,举手参与了审议。那条“与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可解除合同”的规矩,是他知情、参与、认可过的规则。
法院抓住的正是这一点:他明知规则的内容,仍然去做了规则明确禁止的事,公司依规处理,就不构成违法解除。
家属索赔的38.3万里面,最大的一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接近19.2万。这笔钱的前提是“公司开除我开错了”。
法院既然认定开除没有错,这笔钱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医疗补助费也是同样的道理,它的适用场景跟合法解除绑在一起,解除本身站得住,这笔钱也跟着落空。
有读者可能会问,那工伤呢,人是在下班之后出的事,能不能走工伤那条路拿到赔偿。这个案子的时间点卡在一个很硬的门槛外面。
《工伤保险条例》里“视同工伤”的情形,前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出事的时间是晚上下班后,地点也不在工作场所,植物人状态本身又不属于“死亡”或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工伤这条通道从一开始就关着。
家属把力气全部押在劳动争议上,不是没有原因的。
法院最后判公司支付的,是2024年1月23日到3月12日这段期间的病假工资,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九块九毛八。
这笔钱的性质值得多看两眼,它说明法院并没有把张某生病这件事完全抹掉,在劳动关系正式解除之前的那一个多月里,他仍然是一个处在病假中的劳动者,公司该按病假工资的标准把钱付上。
但3月12日之后,劳动关系断了,后面的病假工资也就没有了。
这个判决拆开来看,其实是两条线各走各的。一条线是“过错”,张某违反了白纸黑字的制度,这条线走到解除合同为止。
另一条线是“病假待遇”,在合同还没有解除的那段时间里,公司欠他的工资照付。
两条线并行不打架,法律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就连他犯错之前已经产生的工资权利一起没收,反过来,也不因为他后来病了,就把他之前犯的错一笔勾销。
对普通上班的人来说,这个案子里面最值得拿走的东西,不是吃瓜看热闹,是一个很实在的提醒。
很多人签劳动合同的时候,顺手就把员工手册、规章制度确认页签了,连上面写了什么都不知道。
张某这个案子把后果摆在了桌面上:你参与制定过、签字确认过的那张纸,在关键时刻会变成法庭上最硬的证据。
公司不需要证明“我说过”,只需要把有你签名的文件递上去。你可以觉得那条规矩管得太宽,但它只要不违法,你签了,它就对你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