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上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宣判大会上,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站在被告席上。
法官念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裁定时,她没有瘫软,没有哭喊,只是抬手拢了拢头发,嘴角浮出一个很淡的笑。
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个表情不太像强撑,更像一个人等了很久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她叫杨菊芬,在当年云南打黑第一案里,她的名字和“黑老大”蒋家田绑在一起。
一个从保山农村走出来的女人,怎么就把自己活成了贩毒网络里坐镇指挥的那个人,又怎么会在听到死刑时露出那样的神情,这里头的弯弯绕绕,比“甜不甜美”要紧得多。
杨菊芬的老家在保山市龙陵县,家里穷,小学读完就辍了学,帮着母亲下地干活。十六岁那年她离开村子去瑞丽打工,后来到了昆明,在一个洗脚城里做煮饭看门的杂活。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她认识了蒋家田。
蒋家田比她大二十八岁,在昆明南窑一带已经有“江湖地位”。杨菊芬后来跟人讲过,当时面对蒋家田的经济实力,她很难不动心。
每个月从蒋家田手里拿到生活费,她把大部分寄回老家,父母追问钱从哪来,她只敢说“跟了一个比你们年纪都大的人”,蒋家田到底干什么的,她一个字不敢提。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她顶多算一个攀了高枝的农村姑娘。真正让事情变质的,是她不只是“跟着”,她开始出主意、揽事情。
2007年,两个人凑钱买了一辆大客车跑长途客运,每个月利润三万多块,杨菊芬嫌少。她主动跟蒋家田提出来,用这辆客车运毒。
蒋家田点了头,把这件事全权交给她负责。客车明面上拉乘客,暗地里带货,从边境往昆明走。
这还不是全部,杨菊芬的父亲杨国应负责去缅甸拿货,哥哥杨枝能负责运输,毒品有时藏在母亲蒋满英的住处,她自己管销售、找买家。
一家人被一根绳子串在了一起,而这根绳子的头,是她自己伸手拽过来的。
法院后来查明的事实很清楚: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蒋家田以零星贩毒起家,逐步形成了一个从境外到境内购运销一条龙的毒品犯罪网络。
杨菊芬在这个网络里的角色不是被动裹挟。
2009年12月昆明中院一审宣判,蒋家田、杨菊芬、杨国应、谢明祥四人被判处死刑。
杨菊芬的罪名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贩卖毒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0年8月云南省高院二审维持了对她和蒋家田、谢明祥的死刑判决,杨国应改判死缓。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之后,核准了死刑。
再回到那个“笑”上,2010年底,还在等待死刑复核的时候,有记者在看守所里见过杨菊芬。
管教民警说,刚拿到一审死刑判决那阵子,她有过剧烈的波动,以泪洗面、整夜睡不着、拒绝跟人说话,那是人在面对死亡时最本能的反应。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表面上平静下来了。她自己跟记者讲,“早就知道结果了,没什么好害怕的”。她还做了一个决定,捐献遗体。
身边人揣测,这个决定里有赎罪的成分,也有一个母亲说不出口的打算:女儿当时才五岁,蒋家田和她一死,孩子就成了孤儿。
她想在生命的最后,给女儿留下一点不那么难看的东西。所以2011年12月那天她脸上的笑,或许可以从这里找答案。
一个人把最坏的结果在心里翻来覆去嚼了两年多,等它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反而没有力气再惊讶了。
杨菊芬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自己落到这一步,是对金钱的渴求到了极致,用尽一切手段去够那个“最大化”。
她十六岁离开村子的时候,想要的不过是几件化妆品、一点比种地多一些的零花钱。后来她手里过的钱,早就不是那个量级了,但她停不下来。
嫌客车利润低,就拿来运毒;自己一个人不够,就把父亲、母亲、哥哥都拉了进来。每一步都是她自己选的,每一步都有人可以劝她收手,但她没有收。
法律给她的结论,落在纸面上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和“贩卖毒品”几个字,落在她三十岁的生命里,是一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她的女儿后来被蒋家田的大女儿接去四川抚养,杨菊芬在信里写过,希望女儿将来“不要太有钱,不要重复妈妈走过的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就好”。
这句话放在她做过的事情后面,读起来很轻,也很沉。
一个人长什么样,笑起来甜不甜,跟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走什么样的路,从来就是两回事。
杨菊芬的案子过去十几年了,但它留下的那个问题没有过时:当一个人把“想要更多”当成唯一的道理时,她最先丢掉的,往往就是回头路。
你看完这事,觉得她走到那一步,最关键的岔口在哪里?是十六岁离开村子的那天,还是嫌三万块利润太少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