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1927年12月，广州城里红旗飘了不到七十二小时就落了。这场起义为什么败得这么快？后来周恩来自己给出了答案，就一句话，却比任何长篇大论都狠。
他说的不是兵少，不是准备不够，而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想明白的根本问题。
"都失败了，还没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1961年秋天，庐山会议刚结束，中央领导到南昌起义旧址参观。
周恩来一路走一路听讲解，不谈自己，只提战友。走到第四陈列室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开口了。
他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
"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
"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
工人试过了，军队试过了，工人加军队也试过了。排列组合全试了一遍，全败。
这不是某一次起义的战术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方向走岔了。
他后来还补了一句更直白的："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真正复盘过的人。
1928年初，他去香港主持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教训时也讲得很明确，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时候，又没有及时撤退到农村。
这就是答案。
不是枪不够多，不是人不够勇敢，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革命却不跟土地发生关系。你在城市里打赢了又怎样？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你往哪跑？
广州起义的三天，就是这个逻辑的完整演示。
一座"空城"的诱惑时间拉回到1927年11月。
广州城里有个人，身份很特殊。叶剑英，表面上是张发奎第四军的参谋长，实际上是秘密党员。
他干了一件关键的事，把教导团牢牢攥在共产党手里。教导团一千五百多人，里面有两百多名党员，这是将来起义最硬的骨头。
11月17日，粤桂战争打响了，张发奎跟桂系军阀争地盘，把主力部队调到肇庆、梧州方向，广州城里兵力一下子抽空了。
消息传到香港，省委书记张太雷坐不住了。26日他赶回广州，判断是机会来了。
这个判断对不对？
从短期看，没毛病，城里确实没多少守军，教导团在手，工人赤卫队也组织起来了，打个突袭，拿下广州不是梦。
但换个角度想，张发奎的主力走了，不等于消失了。他们就在广东省内，坐火车几个小时就能回来。而珠江南岸还有李福林的第五军，沙面租界里还有外国军舰。
打个比方：这就像你趁邻居出门，翻墙进了他家院子。你确实进去了，但邻居随时会回来，而你翻进去之后发现院子没有后门。
更麻烦的事还在后头。
12月8日，工人赤卫队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端了。叶剑英又传来情报，说教导团内部有反动分子在告密。张太雷一听，不能等了，原定12日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本来准备就不够充分，现在还要再压缩一天，很多赤卫队员甚至还没拿到武器。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总指挥倒在了街头12月11日，凌晨三点半，三声炮响，起义开始。
教导团和赤卫队兵分多路，同时向公安局、省政府、广九车站等目标发起攻击。打了两个多小时，珠江北岸大部分城区拿下来了。张发奎和黄琪翔慌慌张张跑过珠江，躲到李福林的地盘上去了。
红旗升上了公安局的楼顶，"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横幅挂出来了。叶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叶剑英是副总指挥，两人在公安局二楼的指挥部碰了面。
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城市苏维埃政权，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但叶挺心里不踏实。
因为有几个目标始终没打下来，第四军军部和军械处，这意味着敌人的通信没有中断。果然，张发奎当天就通过沙面租界拍出了电报，各路援军开始往广州赶。
叶挺提出应该考虑适时撤退。
这个建议被否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纽曼不同意。纽曼是德国人，没打过中国的仗，但他的意见分量很重。他不但反对撤退，还下令第二天继续进攻四军军部，要"扩大战果"。
叶挺没再争，因为纽曼的态度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张太雷也没有明确否定纽曼。
12月12日，敌人开始反扑。
张太雷上午主持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一万多工农兵群众到场。散会后他赶回指挥部，刚坐下就得到报告，敌军从观音山方向打过来了。
他立刻和纽曼坐车往大北门赶。
车开到惠爱西路的时候，一群反动民团从巷口冲出来，看见车头插着红旗，直接开枪。坐在北侧的张太雷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身中数弹。
他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前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那年他才二十九岁。
总指挥没了，起义军的指挥链一下子断了。
当天黄昏，叶挺和聂荣臻爬上财政厅的楼顶，往外一看，东西南三面全是枪声，敌人已经从观音山涌进了市区，巷战打得天昏地暗。
聂荣臻对叶挺说，不能再撑了，再打下去就是全军覆没，必须马上撤。
叶挺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也没有反对。
聂荣臻随即去下达撤退命令，但问题来了，分散在各条街巷作战的赤卫队员们根本联系不上。很多人到13日凌晨才知道要撤，有些人，再也没有等到这个命令。
13日，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前后不到七十二小时。
有读者可能会问，如果叶挺第一天的撤退建议被采纳了，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假设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广州周边有大片已经发动起来的农村根据地，起义军即便在城里打不赢，也有地方可以退、可以喘气、可以再来。
没有这个条件，城市起义就是一锤子买卖，赢了是奇迹，输了连后路都没有。
从"打城市"到"上山去"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掀起了一场风波。
中央派李立三去香港善后，李立三开会，把责任往起义领导人身上压，给叶挺、周文雍、杨殷等人扣了"军事投机""指挥不力"的帽子，还做了纪律处分。
周恩来在上海听到这些，很不认同。
1928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份决议的时候，周恩来当场提了反对意见。
他说，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想过暴动时候的困难。不能因为撤退时通知不周死了很多人，就从根本上否定这次暴动。
他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省委这次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了，对同志的处罚是不对的。
随后中央让周恩来重新处理这件事，他亲自起草了指示信，撤销了那些不公正的处分。
但比平反更重要的，是他对失败根源的思考。
他在信中写道：广州起义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党的力量薄弱，后来到香港开会的时候他又进一步讲，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形势不利时也没有及时撤到农村去。
从城里打出去，往哪走？没有答案，这是广州起义最致命的软肋。
回头看1927年，同样是起义失败，毛泽东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选择。秋收起义打长沙没打下来，他没有再硬冲，而是掉头上了井冈山。在当时，这个决定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党内还因此给他处了分。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一件事：中国革命的出路不在城市的街垒里，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
周恩来后来说得很清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
广州的枪声停了，但从广州撤出来的人没有停。
一千多人撤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来走进了海陆丰，和彭湃的队伍会合。
还有两百多人一路往北，在韶关遇到了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后来一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广西，几年后参加了百色起义。
三天的广州起义结束了，但它留下的那个问题，革命到底该走什么路？在之后的岁月里，被一步一步回答了出来。
参考资料：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与广州起义》（2020年5月发布于广州党史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广州起义中的叶剑英》（2022年12月，来源：解放军报）
中央人民政府网：《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广州起义》（新华社2006年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