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彭北文（化名），今年 70 岁，是江西萍乡上栗县一名普通老兵、老共产党员。岁月在我脸上刻下了皱纹，更在我心底留下了一道横跨三十年的伤疤 —— 一场莫须有的 "假爆炸案"，彻底毁灭了我的一生。今天，我想平静地诉说这段尘封30多年的往事，不为宣泄怨恨，只为寻求一个迟到的公道。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 1992年的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花炮厂。那一年，厂里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次是收发室发现疑似"引爆装置"，另一次是硝药中转库突发火灾，最终造成两死两伤的惨痛后果。事故发生后，县、镇两级政府迅速介入调查，最终认定这是一起因天气炎热、职工违反操作规程引发的责任事故。厂领导多人受到了相应处罚，我的妻子刘梅兰作为事故直接责任人被开除出厂，全厂 1000多名职工也被取消了当年的安全奖。所有责任人员都对这个调查处罚结果心服口服，毫无怨言，这起责任事故的定性在当时是清晰且公认的。

可谁也没想到，两年后的 1994年，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临。当地公安机关因我涉及重婚问题，竟将这两起早已定性的责任事故与我强行关联，不由分说将我抓捕。在接下来十几个日夜的审讯中，我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被迫承认了他们凭空捏造的"爆炸罪名"。但我必须郑重声明：我从未有过任何作案行为，所谓的"爆炸犯罪"纯属子虚乌有！

1995年，在没有任何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上栗县法院作出了一份令人匪夷所思的判决。判决书竟以 "鉴于本案系萍乡市公安局交办案件"为核心定罪理由，判处我重婚罪有期徒刑一年半，同时冤判我爆炸罪有期徒刑15年！同一事件，既被认定为责任事故，又被判定为刑事案件，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荒诞结论。法院本应依法独立审判，可"公安局交办"五个字却成了定罪的关键依据，这究竟是公正的司法裁决，还是被外力操控的人情案？

更让人心寒的是，时任审判长李相富曾诚恳地告诉我，是上面压着他判的，不这么判他连工作都保不住 —— 这番话我当时录了音留存。公安机关既涉嫌刑讯逼供获取所谓"证据"，又强行干涉法院审判，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及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难道公安局可以凌驾于法律和全国人大之上吗？这份以 "交办"为理由作出的判决书，本身就是枉法裁判的铁证。

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从未放弃过申诉维权。这场案件先后经历了 6次审判和5次判决，就连法院内部的再审人员也不得不承认，这根本不是爆炸案，而是一起责任事故。1999年，再审法官明确指出"原审判决是错误的，应宣告彭北文无罪"；2009年的再审，再次依法纠正了爆炸案的冤判，还原了事件的责任事故本质。另外，人命关天的大案，既无现场勘验，又无庭审质证，这难道是刑侦人员的疏忽吗？这不是疏忽，因为这本来就是责任事故，没有案发现场，到哪里去勘验呢？如果说这是疏忽，那么定罪量刑不是公安局的事，怎么反面不会疏忽呢？然而恰恰是这一疏忽，从而彻底证明了爆炸案根本不存在，否则那1000多名责任人怎么会没一个不服的呢？

尤为讽刺的是，办案人员曾试图将事故直接责任人、我的妻子刘梅兰包装成 "假爆炸案"的受害人加以保护。但刘梅兰性情刚烈、刚正不阿，她亲眼目睹了火灾发生的全过程，自己也在事故中被烧伤，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和当时在场的多名职工，都坚定地为我作出了无罪证明。真相早已水落石出，我彭北文的清白本该得到彻底昭雪。

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假案暴露以后，最后法院竟联合相关部门主动提出给我 5万元，要求我息诉罢访、接受原判，让我默默承受这桩冤屈。此时回想，当初以 "公安局交办"为由定罪量刑，如今又想用金钱交易要我妥协，这样的操作难道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吗？最高法倡导的 "如我在诉，换位思考"，难道就是这样的体现？如果我是公安局长的亲弟弟，公安局还会幕后干涉审判吗？如果我是法院院长的亲弟弟，李相富审判长还敢冤判我吗？

综上，"爆炸案"的"罪犯"是假的，"受害人"是假的，案件的由来更是假的。这"三假"早已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下，铁证如山，无法掩盖 —— 否则，这5万元的"补偿"也绝不会凭空出现。

我始终想不明白：是谁故意制造了这起荒唐的假爆炸案？是谁在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谁应当为这一切恶行承担责任，接受正义的审判？我相信社会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道。

在此，我恳请中央能够派出督导组，洞察民间冤情；恳请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还我一个清白；恳请媒体记者前来调查采访，核实我的诉说是否属实；也恳请全国人民能评评理，能用人情做交易定罪吗？能用金钱做交易封口吗？

三十年沉冤，我盼的只求一个迟到的公正判决，只是想让被扭曲的真相回归本真，让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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