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亚东）近日，拜读挚友蒋泓峰、郭永利先生联合撰写的《蓝图与冲锋：2026年“三农”工作的时效与行动指南》，字里行间涌动的产业洞察与家国情怀，让我这位与“三农”结缘半个世纪的老兵心绪难平。文中提出的“均衡管理”框架，精准切中了当前农业系统运行的核心症结——如何在多重目标、复杂主体与动态环境中寻求最优解。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词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农”——提出来时的初心与思考。
一、初心：土地里长出的“三位一体”观
我的“三农”情结，是在湖北孝感老家的田埂上、在双峰大队的气象哨里、在基层供销社的柜台前，一点一滴生长出来的。
1973年，我作为一名初中毕业生，被推荐到地区气象台学习。当我回到大队建立气象哨，用土办法预报天气为农事服务时，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知识如何直接改变农业生产。后来在农科所学习，在田间地头推广技术，我目睹了良种、良法如何让土地焕发新生，也看到了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艰难。20世纪80年代在供销系统工作，特别是1990年有幸参加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培训，考察了日、韩农协和印度、泰国的合作社，我深刻认识到：分散的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农业生产需要与加工、流通、金融等环节紧密衔接。
正是这些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体验，让我在1992-1993年间，连续在三篇论文中提出了“三农”概念。当时的直觉是：不能就农业谈农业，不能只见村庄不见人。农业的弱质、农村的凋敝、农民的困顿，是一个相互缠绕、互为因果的系统性问题。今天看来，这种将农业、农村、农民视为命运共同体的“三位一体”观，与蒋泓峰先生倡导的“均衡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共鸣——都是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
二、耕耘：从文字到大地，一个概念的落地历程
1992年10月，我在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咨询与决策》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农村问题三则》，首次明确提出了“三农”这个术语。当时的心情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概括中国农村复杂问题的核心概念，忐忑的是这个概念能否被学术界和政策界接受。
让我欣慰的是，这个概念很快引起了共鸣。1993年1月，我撰写的《建立农村合作社经济组织 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等六部委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获奖，随后被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主办的《农业经济问题》杂志全文刊发。这篇文章中，我再次系统阐述了“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并提出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组织来破解这一难题的路径。
从1992年到1993年，我在不同场合三次系统提出“三农”概念，每一次都是基于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记得为了写这些文章，我走访了湖北十几个县的农村，与上百位农民、基层干部座谈，收集了厚厚几本调研笔记。这些笔记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柜里，纸张已经泛黄，但那段为农民鼓与呼的岁月却历历在目。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1月25日至26日，在湖北武汉举办的南方农村报“乡村论坛”上，与会专家看到我早年发表“三农”文章的杂志，一致认为“提出得好早”。这份认可，是对一个基层研究者坚持的最好鼓励。
三、坚守：退休不退志，永远的“三农”守望者
2000年企业改制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但我的心从未离开过“三农”领域。2004年，我注册成立“湖北亚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承包老家1000亩山场和200亩茶园。通过科学管理和示范带动，引导乡亲们发展茶产业，最终将本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茶叶专业村”。这一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只有将理论落地，才能真正改变农村面貌。
这些年来，我自费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份的农村地区，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牧区，从沿海的渔村到内陆的特色乡村，行程累计超过10万公里。我重点走访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性村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坚持集体经济的河南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农村税费改革探路者湖北监利县棋盘乡等。每到一处，我都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
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媒体经验和沟通能力，我还曾为6个农民工成功清收欠款135万元。这件事让我明白：为农民办实事，不仅需要情怀，更需要专业能力和坚持不懈地努力。
我参加了数十场农业论坛和展会，从中国“三农”企业家大会到各地的乡村振兴研讨会，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带上笔记本和相机，记录中国“三农”的变迁。2024年5月28日至30日，我参加了在山东临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家大会；2025年11月28日至30日，又出席了第四届中国“三农”企业家大会。在这些平台上，我既分享自己的观察思考，也向同行学习先进经验。
这些年，我在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平台开设博客，写了300多篇关于“三农”的文章。虽然点击量时高时低，但我始终相信，只要有一个农民朋友看到后有所启发，只要有一个基层干部读后有所思考，这些文字就有价值。
我先后组建了16个分类“亚东三农研究室”微信群，聚集了各行各业关心“三农”问题的朋友——有农民、学者、农业企业家、农村干部等150多人。特别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刘伯庸、温铁军、郭永利等资深专家也在我为群主的微信群中。我们经常在群里讨论政策、分享案例、交流观点，这个平台成了我了解“三农”动态的重要窗口，也见证了“三农”概念从提出到深入人心的历程。
四、共鸣：在历史纵深中理解当下的“均衡困境”
蒋、郭二位先生在文中深刻指出的三重“均衡困境”——生产与市场的失衡、规模与价值的失衡、风险与保障的失衡，我深有感触。这些困境有着深长的历史脉络。
20世纪90年代初，我提出“三农”概念时，面临的还是农产品“卖难”、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差距拉大等基础性矛盾。记得当时在湖北农村调研，经常看到农民守着丰收的粮食却愁眉不展，因为卖不上价；看到农村青年纷纷外出打工，村庄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看到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一场大雨就可能让一年的辛苦付诸东流。
而今天，在粮食产量“二十连丰”的历史成就下，我们面对的已是更高层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如何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如何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失其魂？如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这些新问题，需要用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来破解。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提出供给强、科技强、经营强、产业韧性强的“四强”目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加力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这些国家战略令我这位老农研人倍感振奋。它们标志着中国“三农”工作进入了系统性重塑、整体性推进的新阶段，正是要用“均衡”的智慧，破解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五、思考：对“均衡管理”在“三农”实践的三点认识
结合自身经历与持续观察，我对“均衡管理”思想在“三农”领域的实践，有三点朴素认识：
第一，均衡的基石在于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无论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还是培育“县域富民产业”，成功的关键都在于能否真正激活农民的内生动力。我在湖北基层看到，那些成功的合作社、家庭农场，都是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结果。外力可以引导、可以赋能，但不能替代。均衡，首先是权利与责任的均衡。
第二，均衡的艺术在于把握时序节奏。乡村振兴不能搞“大跃进”。我在研究“千万工程”经验时最深切的体会是：它历时二十年，贯穿了“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深化提升、转型升级”四个阶段，正是一种高明的“时序均衡”。当前各地发展乡村文旅康养产业，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产业培育需要耐心，社区营造需要时间，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
第三，均衡的保障在于健全风险共担机制。农业是高风险行业，我年轻时搞气象服务对此体会尤深。文中提到农业保险体系的不足，我完全赞同。下一步，除了完善保险产品，或许还可以探索“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互助合作”的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让农民在面对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时，能有更坚实的保障。
六、建议：基于半个世纪观察的七点思考
站在2026年这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点，基于五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谨提出七点建议，供各位同仁参考指正：
第一，建立普惠性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农民养老养老保险，为60岁以上农民提供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基础养老金。我曾在《亚东视野》公众号呼吁，得到众多知名人士的支持。这笔钱对城市人可能不多，但对农村老人来说是尊严的保障。资金来源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划转部分国企利润、设立乡村振兴专项基金等多渠道筹集。让农民老有所养，是对他们一生贡献的基本回馈。
第二，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升级十年计划。在实现“村村通”基础上，推动基础设施从“有”向“优”升级。重点建设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完善冷链物流体系、提升农村数字化水平。建议将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步提高到5%以上，让农村不仅有好路，更有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
第三，制定城市人才回乡系列激励政策。借鉴浙江“两进两回”经验，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包：对回乡创业就业的大学生、退役军人、企业家，在税收、信贷、用地、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支持。可探索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引进计划”，每年支持10万名各类人才回乡发展。
第四，创建“三农均衡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建立涵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治理效能五大维度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数应突出“均衡”理念，避免唯GDP导向，引导各地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建议每年发布各省份“三农均衡发展指数”排名，形成良性竞争氛围。
第五，启动“中坚农民”培育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50万名具有一定规模、采用现代技术、扎根农村的“中坚农民”，给予为期三年的系统培训和政策扶持。他们是维持乡村生机、保障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和支持。
第六，实施“乡村数智素养”普及工程。将数智技能培训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重点面向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负责人开展数字化培训。同时，针对农村老年人开展“数字扫盲”行动，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第七，推进“藏粮于技”科技兴农战略。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科技支撑是关键驱动力。建议系统性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尤其是生物育种领域。对转基因技术不应简单拒绝，而应通过加大科研投入、完善安全评价体系，提升基因甄别与精准研发能力，筛选和培育高产、优质、抗逆的优良基因作物品种。
第八，构建“城乡文化对流”常态化机制。建立“城乡文化结对”制度，推动每个城市社区与一个乡村建立文化共建关系。定期组织城市艺术家下乡、乡村文化进城活动。支持乡村建设特色博物馆、非遗工坊、文化礼堂，让乡村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七、展望：在传承与“均衡管理”进程中开创“三农”新篇章
回望来路，从提出“三农”概念到见证“农业强国”建设新征程，我个人最大的欣慰是：这个话题从未冷却，这支队伍越发壮大。蒋泓峰先生从企业管理视角提炼的“均衡”智慧，郭永利先生基于政策研究的深邃洞察，与无数实践者、研究者的探索一道，正在共同塑造着中国“三农”更富韧性、更具活力、更加均衡的未来。
我记得2025年参加第四届中国“三农”企业家大会时，一位年轻学者对我说：“黄老师，您三十年前提出的概念，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这句话让我感慨万千。一个概念的提出，只是开始；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能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否引领一个时代的思考和行动。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看到“三农”工作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保障供给到建设农业强国，中国的“三农”事业正在经历一场全方位的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均衡管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它告诉我们，既要追求发展，也要注重协调；既要提升效率，也要保障公平；既要着眼当前，也要谋划长远。
对我个人而言，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我仍然愿意继续奔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记录“三农”的变迁，继续为农民发声。因为我深知，“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条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晰。我深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亿万农民和广大“三农”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一定能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最后，我想用一句朴素的话作为结尾：“三农”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携手努力，为了这片土地，为了土地上的人们，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作者简介：黄亚东，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文创中心顾问。1956年生于湖北孝感。长期扎根基层，曾任农技员、供销社干部，1992年率先提出“三农”概念并持续深化研究。退休后自费调研全国乡村，创办“亚东三农研究室”，始终致力于农村发展问题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是中国“三农”领域重要的早期建言者和持续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