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障人士排队来领分红，举着房本争先恐后地签约，生怕晚了就享受不到房屋抵押的优惠，背景音乐播放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听障人士吴大姐不仅自己抵押了唯一的房子，还介绍很多亲友参与理财，公司暴雷的消息传来，她在愧疚和绝望之下点燃煤气自杀身亡……

这个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的片段来自电影《震耳欲聋》，于今年国庆节上映，凭借对听障群体被诈骗的的写实刻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影片讲的不是什么虚构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可能正在发生的、针对听障等弱势群体精心策划的骗局。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相关信息显示，由于沟通障碍和社会支持不足，听障、心智障碍等弱势群体在金融理财领域很容易成为被诈骗的对象。

电影之外，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当我们的邻居、朋友因为先天障碍而活在信息的孤岛里，我们构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否成为他们信赖的桥梁？

作家张雁，同时也是心智障碍孩子的母亲，在看完电影后，给我们发来了她的思考。

文 | 张雁

作家 自闭症孩子母亲

编辑 | Zoey_hmm

图 | 电影截图

他们听不见 他们被骗了

在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对面，有一片低矮破旧的居民楼。这里生活着一群聋哑人，人们管这一片叫哑巴楼。

他们是城市中的底层，所谓的“低端人口”，收入微薄，生活拮据。更因天生的听障，被无形隔绝在主流社会之外。

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他们常常无所适从，只能相信“和自己一样的人”。

于是，当理财公司老板老金出现时，他们几乎毫不犹豫成群结队地抵押了自家的房子，购买一种承诺高额回报的理财产品。

只因为老金“和他们一样”，也出自这个大院——他父母都是聋哑人，他在这里长大。

即使后来当了老板，他仍经常回来，和大家聊天、晨练，发红利时满面红光，诚恳可亲。

你很难指责他们贪婪。比如，那位孤身一人的小卖部老板，不顾劝阻执意卖铺子买理财。他说：我想给自己找个好点的养老院，我不想一个人孤独死去。

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最正常的人生愿望吗？

法庭上，金老板的律师否认听障人士的特殊性。他说：听障不影响智力，听障人士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签的合同合法有效。

他的话在法律上不无道理。但他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听障人士因沟通障碍，在知识获取、技能学习和日常沟通中困难重重，很多人严重依赖手语，依赖懂手语的人做翻译才能与普通人正常交流。

而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一点，表面提供帮助，实际上则误导和断绝他们和外界的正常联系。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幕，一位受骗的聋哑大姐到派送出所报警，却因为语言障碍无法沟通。

这时，尾随而至的犯罪分子黄毛假装成热心邻居，主动担任手语翻译，当着警察的面向大姐施压，转而对警察谎称，大姐报警是因为“狗丢了”。

与听障人群相比，心智障碍者面临的困难就更为显著。他们能听能看，却常常难以理解日常语言、表达困难。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甚至说不清自己是谁、家在哪里。

就在前几年，还发生过身在救助站的自闭症青年意外死亡的案例。

当你深入了解残障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世界，你会发现，个人很难抵御有预谋的欺诈和剥夺。那么，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CODA：在照顾与逃离之间找寻自我

这部影片引入了一个对多数人而言陌生的词CODA（Child of Deaf Adults）——聋人父母的健听子女，片中，年轻律师李淇和诈骗公司老板老金都是CODA。

中国有多少CODA？尚无确切数据。但根据全国约3000万听障人士来推算，这一群体可能有几十到上百万。

他们天生健听，能听会说，却成长于一个寂静的家庭环境中。童年语言环境的缺失可能导致他们的语言和社交能力落后，但也正因如此，他们在与父母的交流中熟练掌握了手语。

他们中很多人曾为父母充当手语翻译，甚至成为父母和外界沟通的依靠。有人这样形容他们“一直在照顾别人，从来没当过孩子”。

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突破了环境限制，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出身？是逃离过去迎接新生，还是会像照顾父母那样，去守护更广大的群体？

年轻律师李淇曾拼命努力，想跻身精英律师行列，彻底摆脱残障家庭的阴影。

直到一次偶然，他接下了一桩法律援助案件。帮一对听障兄妹打官司。他赢了，并因此一举成名。

既然无法抹去CODA身份，不妨把它转化为独特的优势，他选择成为一名精通手语、专供听障相关领域法律纠纷的专业律师，成为聋人与法律之间的桥梁。

李淇的矛盾和转变，让我联想到我的孩子。我的长子乐渔是成年的心智障碍者，他的弟弟则是刚刚考上大学的普通孩子。我希望小儿子前程似锦，不被哥哥和家事拖累。

但也明白，未来他多少会承担起照料父母和哥哥的责任。这既是法律义务，也是人伦常情。每个人生来便对他人负有责任，这正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传承的根基。

相信人还是相信制度？

多年以来，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认识不少成年心智障碍人士，健鹏就是其中一个。

我问他“你觉得看了这个电影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记取的？”

健鹏回答得很干脆：“遇到不决之事，保持冷静，想办法求助自己信任的人。”

“还有呢？”我接着问。

“不要贪小便宜。”他说。

我相信健鹏不会陷入金融骗局。原因有几条：

首先他能支配的钱很少，有钱也都交给了父母。

其次他的荣誉感强，喜欢朗诵、做手工、参加集体活动，对赚大钱没有兴趣。

更重要的是，他参加残联和其他公益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和残障人士家属或其他爱心人士学习唱歌、画画、运动，学做手工，他的生活很充实。

在这些活动当中，他遇到的都是来帮助他的“好人”。他喜欢自己工作的职康站和温馨家园，也喜欢那里的老师和管理员。

当然，他有时也会因过分依恋某个人而碰壁，这也是他学习和磨练的机会。

好的制度，就是让好人保护弱者，就像律师的法律援助制度，让没钱没人脉的听障人士，能得到像李淇这样精通手语的律师的帮助，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CODA本身也是一个公益组织的名字。由CODA人士创立，旨在帮助健听子女在听障和健听两个世界之间找到平衡。

心智障碍者由于自身的缺陷，更需要来自组织和制度的支持。家庭和亲人已经承担了太多、太久，不堪重负。

在我接触的许多心智障碍家庭中，那些得到社会组织，特别是家长组织支持的家庭，大人和孩子的生活质量都改善了很多。

有的孩子从情绪失控到成为社区家庭的老师助理，有的孩子通过同伴和社会接触改善了问题行为，有的孩子从胆小退缩变得合群，家长们从悲观绝望到重新振作……

我越来越坚信：制度的改善终将造就一个对残障者更加友善的社会，而这也会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李淇曾因出身遭受歧视，认为帮助听障人“吃力不讨好”，也曾因急功近利，认为“眼前利益最重要”，放弃原则收取了不义之财。

但他最终还是回归本心，选择帮助那些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邻居、为他收集卡片的杂货铺老板，哪怕为此赔上来之不易的事业。

这个转变，除了良知唤醒，也来自司法局和其他律师的支持。

同时，被帮助的听障姑娘张小蕊坚强不屈，不为钱财打动，不向黑恶势力低头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弱者不仅有权利，也有责任。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也要付出努力，比如诚实守信，比如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我们的孩子会长大，也会变老。作为心智障碍者，他们需要一张牢固的安全网来托底。这张网，首先要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人去执行，去推动。

所以，我们既要相信制度，也要依靠值得信任的人——而那个被保护的人，也应当包括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