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合国大会的现场出现这样的场景：一百多个国家代表正就某项重大改革提案展开激烈辩论，当表决时刻来临，美、中、俄、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手，几乎在同一刻齐刷刷举起——不是赞同，而是反对。

全场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剩下150多国的代表，全都懵了。这一幕并非虚构，而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五常在三个关键历史节点上，罕见地展现出一致立场的真实场景。

第一次：否决权，安理会的“定海神针”（1991年）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阴云骤散，一种“历史终结”的乐观情绪弥漫世界。部分国家认为，一票否决权是大国特权，是旧时代的遗产，与新的国际合作精神相悖，提议废除或削弱它。

然而，当提案摆上桌面，五大常任理事国展现出惊人的默契，一致否决。为何？因为否决权远非一项“特权”，而是联合国体系得以运转、尤其是大国间不至于彻底摊牌的终极保险丝。

否决权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被慎重使用；而它一旦被废除，联合国就可能沦为多数暴政或彻底瘫痪。五常的集体反对，等于向世界宣告：大国协调的底线机制，不容动摇。

第二次：核武，无法卸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17年）

201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旨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当全球超过120个国家投下赞成票、期待一个无核世界时，五大合法拥核国——同时也是安理会五常——集体缺席谈判并明确反对。

这不是对和平的背弃，而是对残酷战略现实的清醒认知。核武器在二战后构成了所谓“恐怖平衡”，客观上阻止了大国间的全面热战。

全面废核，在缺乏绝对互信与全球透明核查的当下，无异于让世界退回依靠常规军力决胜的风险中。所以这道最后的威慑门槛，不能撤除。

第三次：席位，轮值岂能替代沉没成本（2020年）

2020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次呼吁改革联合国，矛头直指五常固定席位制度，主张引入轮值。结果毫无悬念，再遭五常一致抵制。这并非仅仅是维护特权。

五常地位，源于二战胜利的历史贡献，更源于七十余年来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所承担的无与伦比的政治、军事、经济责任与代价。从维和行动到制裁决议，从危机调停到反恐协作，核心驱动力与最终风险承担者，往往仍是这五国。

轮值制度看似公平，却会严重削弱国际危机应对的连续性、专业性与责任归属，可能导致权威碎片化。五常的反对，是在捍卫一个虽然不完美，但历经考验的、权责对应的全球安全治理核心机制。

当今国际秩序，并非建立在绝对平等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基于历史、实力与责任的“不对称稳定”之中。五常的一致行动，并非简单的利益勾结，而是在关键体系规则面临冲击时，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底线的本能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