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回忆两广事变 续
当我向蒋谈到在南宁和李、白商定的那些条款时，他在神情上并没有表示不乐意。谈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离广西新职的成命时，他还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
但在谈到要中央补助财政和复员费用时，蒋表示不愿意了。他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
我说：“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场。国家要抗战，他们既是拥护中央，他们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嘛！就像讨亲娶媳妇，你把聘礼送过去，结果还不是连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吗！碗里倒在锅里有甚么不好咧！”
蒋考虑了一下说：“好吧！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
到我把所有的条款都说完了，最后他说：“好，大体就照这样办吧，你回去再同他们好好说说，要他们体会中央的苦心。”
我答应回广西后尽量同李、白说，并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希望中央早派大员去桂，以便早日解决问题，实现团结救国的目的。他就把将来拟派的中央大员的名字（包括程潜在内）告诉了我说：“我准备要颂云（程）、觉生（居）、益之（朱培德）三人去一趟。”（实际上当时广西要求中央派大员出面斡旋，除了上面所说的用昭信守的理由外，同时更是要争得一个面子，表示对这件事情的解决，并非出自广西的求和。）
我回广西后，向李、白汇报了同蒋谈话的情形，对六项条款大体不会有问题，并告诉他们不日就有中央大员来了，连大员的名字也告诉了他们，问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考虑的没有。
白崇禧就说：“没有问题了，打个电报欢迎他们来好了。”李宗仁却扭扭捏捏，总想在六条之外还出点花样，又不肯明白说出来（因为他自以为在北伐时，一、四、七军声望相等，蒋以广东为基础，他以广西为基础，共同北伐，因此在蒋家王朝中他总要想维持“次高”地位，即第二把交椅的地位，自北伐以后到他从政治舞台上倒下去为止，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谈来谈去总不就范。我揣测他一定是在他的地位问题上还想做点文章，以致到了深夜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我心上有些不耐烦，就以夜深为辞告辞出来。可是，第二天，李宗仁一早就来找我，他说：“算了罢，就这样和了罢！”
于是，就在八月二十五日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和谈。
自广东方面因陈济棠垮台，事变中心移到广西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经过约四十天来的明争暗斗，虽然和的问题在骨子里已经肯定了，但外面的锣鼓一直是打得震天价响的。在广西方面的党派团体，天天开会宣传，准备组织政府。翁照垣率领原十九路军所编成的一个师，已进入钦廉方面，准备打开一个出海口，余汉谋又电广西责难，要求广西撤兵离开粤境。八月中旬，广西空军第三队副队长郑梓湘等驾飞机逃广州，并通电指责李、白；同时桂空军司令林伟成又和广西空军二、三队各一部分人员联名通电忠告李、白“幡然改图”。广西本来只有几架破飞机，根本没有战斗力，就是跑了，对广西局面是毫不相干的。不过这些事实，颇使蒋帮主战分子幻想广西会成为广东第二而垮台，故主战气焰益为嚣张，力请蒋下总攻击令，只是蒋始终要他们按兵不动，他们才莫可如何。
到李、白发电欢迎程潜等去桂和谈，主战派的陈诚却又想来想把和平的功劳抢在自己手里。他对蒋介石说：“程潜、刘章这般人搞和是靠不住的。”建议由他和宋子文出面直接同白崇禧谈判为好，蒋也答应了。于是陈诚就打电报约白崇禧来和宋子文与他会面谈和，地点指定在香港、澳门、广州湾三处，随白崇禧选择，结果碰了李、白一个软钉子。李、白因我和程潜进行商谈已具有成效，对陈诚玩的新花样就置之不理。这样，陈诚等主战派又造谣谣言，所李、白讲和是骗人的，致一时武力解决的空气又为之高涨，程潜也不敢于赴桂了。直到陈诚等所造成的沉闷空气无法转圜时，程又电我说：“战云高起，是否桂方已改变前议？”我复电说：“只要蒋方不变，仍如前议。”程才和居正、朱培德于九月一日飞桂，不料那天飞机到肇庆上空遇着恶劣气流，又折返广州，到九月二日才飞南宁开始和谈。事后程潜谈到这件事时总是说：“我当时之主和，完全是靠你的嘛！”可见，在那时战和混沌不清的情况下，他对和谈是没有信心的。
在广西方面呢，如上所述，原来自陈济棠垮台之后，各党各派人物就集中到南宁，桂系也乐得利用他们作为反蒋抗日的政治资本。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宣园，李济深也住在那里。李宗仁的老部下．黎德德每天都到宣园去，一去就坐在李济深的房里，以便打听各方消息。
当杨东荪代表救国会到达南宁时（杨到南宁前后只留一个星期），最初也被接待住在宣园。他到时打电话告诉我，我就到宣园去看他，了解了救国会对这次事件的大概意见。他问我广西的情况如何，我说：“广西嘛，一块钱小赌本，只拿出六毫子在桌面上赌，还有四毫子留在口袋里。”杨领会我的意思，就从宣园搬到我的住处来寄寓。
那时桂系邀请救国会派代表到南宁来，有两层用意：一、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桂系的政治资本；二、知道救国会受中共领导，想从救国会代表方面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蒋的态度。那时自称“中共驻桂代表”的胡鄂公，是把抗日和反蒋同时提出的，因而桂系更有彻底明白中共政治动向的必要。正如前面所说，那时蒋、桂双方的形势是外张内弛的。蒋尽管装腔作势，但始终按兵不动，很欢迎我去从中调停。在桂系方面，虽在政治上运用各党各派来增加声势，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来形成紧张局面，但仍在寻找和谈的途径。上面已经说过，我之两次赴广州，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现在和已经有头绪了，但要和就不但要说服部下，并且对各党各派也必须有个交代。杨东荪之来，正是和谈已在骨子里开始的时候，因此，李、白对杨这次来广西极为重视。杨到南宁的第二天，就由李、白接到当时的总司令部去谈话。杨把救国会的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了一遍，同时表示反对广西开府反蒋。李、白（尤其是白）觉得杨的话很有道理（其实是对李、白当时情况下很有用处），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连续约杨到总部谈话，这两次谈话，李、白和黄旭初等都在场。第二次谈话出席的还有廖磊、夏威等军事方面的高级将领。第三次的谈话，人更多一点，出席的有邱昌渭、王公度（托派）及各厅长等政治方面的人士。在这两次谈话时，都首先由白崇禧发言，说“请杨先生谈谈救国会的主张”。杨以责任所在，就都把头一次同李、白谈过的那一套说了一遍。杨每次从总部回来，都同我分析研究，最后的结论是：李、白是借杨的话来转弯，以便为和平扫清障碍。
正在这个时候，宣园的各党各派闹着要在广西开府，他们内定李济深当主席，胡鄂公任秘书长，彭泽湘也安排了一个什么名义。在杨东荪到南宁的第五天，总部召开各党各派各团体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鄂公、彭泽湘、经叔、尹桂廷、蔡廷锴、张文、邓龙光、李任仁等约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李宗仁坐在李济深的右手。我记得在宣布开会后，在李济深的衣服上，因李济深深眼镜上的螺丝钉脱下来了，李宗仁却拿出小刀在替李济深修理眼镜，会场景象简直不像是讨论开府那样十分严重的问题似的。白崇禧刚坐在长会议桌的一端，手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整个会议时间内，离开会场到外面去了好几次，对开府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好像是若无其事的。至于黄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这帮人在会场上根本是呆若木鸡，一言未发。大约三小时的会议，自李济深宣布开会和讨论议题过程中，争先恐后地发言的，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言的，就是胡鄂公、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这些人。他们一致强调要立即组织政府，意见可说是一边倒。直到快要散会的时候，白崇禧站起来说：“还是听听救国会的意见吧，请杨东荪先生谈谈罢！”我正坐在杨的旁边，觉得关键已经在他的身上了，兴奋地从桌底下踢了他一脚。杨随即谈了约半个小时，内容同以前和李、白谈的完全相同。杨说完之后，白崇禧没等别人发言，就向李济深说：“好罢，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问题，还是从长计议罢！”这时，李济深也只好说：“以后再谈吧！”就宣布散会。从这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开过这样的大会了。
以后和议渐趋成熟，“中央”和谈使节也将定期来桂，李、白对和谈问题分别进行了一些个别联系说服工作。李、白那些部下不是惟李、白马首是瞻的，当然不成问题。托派的王公度等，虽然自己有阴谋，但没有得逞，也只能顺着李、白的调去做，等待以后的机会再说。
但对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进行说服时，由于李、白不好把背着他们谈和并且已成定局的情况说出来，所以只对他们说：现在中央有些大员出来斡旋和平，碍于面子，不好过于拒绝，姑且允许他们来谈谈，如果条件适当，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和。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有些不满意的人，不知其中底细，以为还是试探性质，就想阻挠和谈的实现，因为他们原来是想利用广西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本来无利起地大干一番的，如果一和，他们就搞不成了。他们认为广西利用他们把锣鼓打响了，现在广西又要出卖他们，因此，对和谈心怀不满。后来程潜等代表到南宁时，有些人就拿着请愿书去请愿，提出些苛刻的要求，当着他们痛骂蒋介石，想借此使和谈搞不成功。作为蒋介石代表的居正、朱培德气得直叫：“要回广州去，不谈了！”他们认为这是广西玩的鬼，认为原来已经谈妥六条范围，他们才来的，既然李、白欢迎他们来，现在又变卦，出这些花样，使他们从中作难。因此，他们深悔这次不该来，居正气得一句话也不说，只叫：“要走！”朱培德也说：“我自信平生是比较有修养的，可是，这次使我气卡在喉管里下不去！”只程潜还保持着惯常的沉默。
后来经过许多解释，说明各个党派或个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并不是共同的决议，也不是当局的正式文件，都不能影响大局，和议仍根据原决议基础进行。这样解释清楚之后，就根据六条原则，照例通过谈判形式加以表面化，再由程潜等照例电蒋请示，蒋自然复电同意。程潜等于九月四日飞回广州向蒋复命，和平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