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士虎
微信版第1808期
笔者近年来从事皖江池州先贤古籍整理与注译工作，参与整理了《郑三俊全集》《桂超万全集》《敬事草》，注译了周馥《负暄闲语》《玉山诗集》等，对《贵池二妙集》中吴应箕、刘城等人作品亦有关注，发表了考证论文。在译注整理这些古贤作品的过程中，翻阅了相关资料，如宛陵名贤沈寿民的《姑山遗集》，看到了让我神往的宣城与池州两地先贤交往的图景：他们往来频繁，相亲相知，志同道合， 彼此激励，情谊深挚，生死不渝。兹以宣城先贤沈寿民为例，漫谈明末宣、池两地先贤密切的人文交往，以及这种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一、沈寿民拜师郑三俊，师生情深
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号耕岩，宁国府宣城人。明末诸生，加入复社，崇祯九年（1636）举贤良方正，荐征赴阙，疏劾大司马杨嗣昌夺情误国及总督熊文灿主抚之罪，由是名动天下。未几，引疾归。筑别业于姑山之麓，耕读其中，学者称耕岩先生。博通经史，以朱子理学为宗。69 岁卒，学生私谥贞文先生。沈寿民与芜湖沈士柱合称“江上二沈”， 与吴应箕、刘伯宗、沈士柱、杨维斗合称为“复社五秀才”，明亡后与吴县徐枋、嘉兴巢鸣盛并称“海内三遗民”。著有《姑山遗集》三十卷、《闲道录》十六卷等。
沈寿民像
郑三俊（1574—1656），字用章，号玄岳、巢云老人，筑一室曰“影庵”，池州府建德（今安徽东至）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 授元氏知县，累任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 福建提学副使。天启初，被召为光禄少卿，改太常。崇祯初，官拜南京户部尚书，后升任北京刑部尚书、吏部尚书。著有《巢云》《影庵》二集。《崇祯元氏县志》赞其“举朝推重，天下第一清品”，《明史》本传赞其“为人端严清亮，正色立朝”。
崇祯二年 (1629），郑三俊任南京户部尚书，23 岁的沈寿民于十二月游学至金陵，为次年在金陵参加乡试做准备。期间沈氏作《上南户部尚书郑公书》，书信中称郑公“殷然以抡群才、奖后进为己任”“蒞官以来，拒却私谒，非德不交”，请求入其门下：“寿民， 宛之鄙人也，遑遑乎四海无所归，何至亦蒙一字之拔，矧推引之意，早举于未识面之前。而请托之人，又概乎无平生之素，吾何修而获此苏、朱数君子之遇也哉……即此犹可以当门下乎？不然，自顾盖无足以辱知己也。岁行尽矣，寒素无所将，敢为是言以献，聊志铭德云尔。”
郑三俊遗像
此后，二人往来密切，成为相知相亲的一对师生。从“蒙一字之拔”“推引”“请托之人，又概乎无平生之素”等词句看来，沈氏并不熟悉、从未交往的某个人，向郑公推荐了年轻的沈氏，郑公礼贤下士，遂有一字之拔的善意回应，这让沈氏非常感动。据笔者推测， 其内情可能是郑公批单子，给沈氏提供了（按其资历也能享受得到的）入南京国子监学习与暂住机会。
沈氏作品中，保留了多篇与郑公有关的诗文，如《奉郑玄岳先生书（丙子 1636）》《奉郑玄岳先生书（戊寅 1638）》《救郑公疏（戊寅1638）》《奉建德郑太宰书（崇祯癸未十二月， 1643）》《奉郑玄岳师》《奉郑影庵师》《祭影庵郑师文》《与郑稚默（三俊长子）》《口号别郑日如（三俊三子）》《与郑继之（三俊侄）》《与孔仲石（三俊侄）》《东山篇奉玄岳师（壬午）》《午日郑玄岳师席上得舒城报二首》《中秋影庵师座上漫占二首》《寄李卓生（三俊女婿）》《与李卓生》《郑太宰公像赞》等 [1]。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三俊在任刑部
尚书时，执法平允，不阿帝意，崇祯帝怒责其欺罔，褫其官下狱。沈寿民为救恩师，作《救郑公疏》，因为已有廷臣具疏申救，“郑公就诏狱三日，余持是章且上，会黄东崖、徐虞求诸公，各具疏申救甚力，或曰‘盍俟诸？如必不得请也而继之，讵无济？’又三日，上御门特释，异数也。是草可以焚矣。”（《姑山遗集》卷一《救郑公疏》文末附注）郑三俊无辜获罪一事，对沈寿民影响颇深，是沈氏决定隐居不仕的一个原因。郑公清正刚直的品格，为弟子树立了榜样。
三俊出狱，返回故乡，沈氏作《奉建德郑太宰书（崇祯癸未十二月，1643）》，提醒老师要避嫌远祸，“温公既归，绝口论事；蜀公虽退，不敢居名，老师应善处此。”又要求老师承担责任，设法保一乡平安。郑公性情孤冷， 阅历丰富，绝处逢生，居乡自会谨言慎行。沈氏岂不明此理？但他还是忠言聒耳，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一片关爱之心罢了。
明亡后，沈氏在《奉郑影庵师》信中称“门生寿民奉训门墙最久，其为衔戢亦最深”，他劝老师编撰国史，以嘉惠后学，保存信史，敦促老师把自撰年谱（自卸任归德知府后续起） 编写完，并求录副本相赠，认为“为教更大。此固《昭代言行录》所亟引为冠冕者也”。信末，追记了师生分别时的情景，老师执手殷勤， 欷歔眷顾，沈氏掩泪不忍去。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这对师生之间情谊深挚，还有沈氏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力求保存优秀文化薪火的淑世情怀。
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十日，郑三俊薨于南原之里第。沈寿民闻讯，从黄山奔赴南原吊唁，与三俊遗孤相向痛哭，“尔也失父我失师”（《口号别郑日如》），表现出对恩师去世的深切哀痛之情。沈氏在奔丧吊唁如礼，返回宣城后，“以讣同邑秦华彦、汤缵禹、吴錂、吴坰、徐日康、弟沈寿国， 诸咸北面先生者，于居于游，各为位哭。越明年夏迄期，乃相率裂帛纪哀，衔诚走奠”， 而寿民稽首作《祭影庵郑师文》，赞美老师“公忠勋炳两曜，名德德重元龟。贻嗣贤以清白，擢众正于布韦。凡百有口，人歌人碑。” 哀悼老师十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艰贞震厉， 无宁终日，不啻齿嚼冰雪，而手捍熊羆。”
沈寿民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不断表现出对先师的思念悲悼之情，诸如“束身姑山之椒， 驰神玉峰之下，泪濡腹痛，不可以步”（《与孔仲石》），他赞美老师的忠诚勋节，“本朝唯王三原、马钧州、刘华容三公（即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堪望肩背，余悉非敌。” 他感激老师的器重，“教爱不稍衰，兹德可忘， 犹忘穹昊尔！临丧号恸，决裂肝胸。”（《与郑穉默》）“南园痛哭以来，神思惨惨，全无欢绪”（《与李卓生》）等语甚多。沈氏还经常回忆到自己在老师府中学习的场景，“谒南园而别，弹指告期，心如游云，往来左右， 诚不可道里格、刻晷停也。私惟老师德厚气完，八十年犹日初旭。”（《与郑继之》）在《郑太宰公像赞》中，概括了郑公的勋绩、品性与风范：“范、韩也勋名，文、谢也忠贞，鲁公书法兮临池，靖节诗篇兮暮吟。戴纵垂绅兮千秋典型，硕望清修兮奕世荣恩，手有槐而心有地兮翼我后人，耀国史而辉家乘兮从祀庙廷。”
郑公对弟子沈氏颇为信任器重。江桓《太宰郑公传》[2] 载，郑公“殆甲申（1644）三月之变闻，哭临几绝，遂被缁入山，屏世务，不使关白，晚益简亢，绝交游，惟门人宣城沈寿民、贵池刘城、同邑江杏时或过从，相持悲愤而已，坐卧小庵，日手录性理、史鉴诸书，寒暑不辍。”以二人交往之密切，可推知郑公肯定有不少与弟子酬唱往来的诗文、书信，可惜郑公在世时，诗文稿没有刊行，清代顺治至康、乾时期，文字狱频发，其书稿更没有刊行机会， 迨至清末，郑公故居遭兵燹，文稿被焚。笔者近年来参与裒集整理焚余的郑公诗文，没发现他与弟子交往的片言只字，这是历史留给读者的遗憾。
二、沈寿民与吴应箕气谊相投
吴应箕（1593—1645），字次尾，号楼山，贵池人，与刘城并称“贵池二妙”。明亡后， 举兵抗清，顺治二年（1645）十月，兵败被俘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明末称复社五秀才，应箕为首。其克全晚节，尤不愧完人。” 从吴氏《楼山堂集》诗文看，他与宁国府（今宣城市）友人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梅朗中、万应隆（泾县）、梅之晔、梅斐伯（斐伯是其子） 父子、刘振、昝质等人都有交往，而与沈寿民交往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应隆、吴应箕、沈士柱、沈寿民、梅朗中组织文社——南社 [3]。时吴应箕 27 岁，沈寿民才 14 岁，此次应是二人初次相见。
天启四年（1624） 春，吴氏游宣城，初夏返池州。沈寿民于此年加入应社，可能与吴氏此行有关。先是，吴氏与吴郡徐和鸣合七郡十三子为匡社，刊发十三子之文。后来推金沙周镳主盟，周氏将文社大大扩展，上江徽、宁、池、太、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至，遂改社名为“应社” [4]。
天启七年（1627）夏，沈寿民应试南陵， 吴应箕偕同池州、安庆府友人刘城、蒋臣、吴钟、王公俨拜会。沈寿民《谒吴楼山坟哭之， 追数往事，拟杜七歌（甲午八月，1654）》[5] ( 其一 )：“回首丁卯月维夏，出门有交君颉颃。” 附注云：“丁卯试南陵，楼山偕存宗、一个、空之、公俨诸子交予兄弟。”
崇祯二年，南社、应社加入了张溥、张采组织的复社，沈寿民与吴应箕同为南社、应社领袖人物而入社。二人与刘城、沈士柱、杨廷枢合称“复社五秀才”，又与顾杲、徐汧、陈贞慧、侯方域、方文并称“复社七魁首”。崇祯三年暮，吴氏至宣城，作诗《宣城留别沈眉生、治先兄弟》，诗云“积雨动高林， 留人意自深。二难谁可并？八咏到于今。燕市存轲渐，关中识布心。踏歌何处断，欲别未成音。”表达了依依难舍之情。（《楼山堂集》卷二十四）
《楼山堂集》卷首书影
崇祯六年（1633）春，吴应箕于杭州西湖孤山读书社沈寿民寓所，“读陈百史（陈名夏）所为《程墨选》，心奇之，即语眉生：‘此当有名于世。’已而百史举于乡，名果噪于天下。”（参见《楼山堂集》卷十六《陈百史古文序》）此季，复社在苏州虎丘召开大会， 吴应箕、沈寿民、沈士柱为上江社友召集人， 人称“三茂才”。
吴、沈二人的交往，始于以文会友，终于名节砥砺和精神契合。正如吴应箕所说：“宜之友有沈眉生者，与予交二十年如一日，始交也以文而不徒以文。”（《楼山堂遗文》卷五《梅斐伯文序》）吴应箕传世不多的诗文作品中， 仍保留了不算少的与沈氏来往的书信与诗文， 这是二人相知相契的写照，篇目除《宣城留别沈眉生、治先兄弟》外，还有《与沈眉生论诗文书》《答沈眉生书》《乌龙潭山亭同沈眉生》《寄周仲驭兼致眉生》《虎丘同仲驭、眉生》《得眉生、孟璿、朗三书却寄，时眉生以抗疏归， 不复就试》《定生以眉生疏草相示》等，另有《折槛行》诗序中言及沈氏与一干友人（周镳、陈贞慧、顾杲、梅朗中、麻三衡），请吴在京口饯送被逮赴京的南京御史成勇。成勇进士出身，为官刚正清廉，崇祯十一年任南京御史时， 因上书参杨嗣昌夺情入阁，被革职下狱。
而沈氏亦有赠吴先生的诗，卓尔堪《遗民诗》中收有沈氏的《赠吴次尾》[6]，诗云： “巍峨望陪京，恻恻涕泪新。握手风萧条， 边马声酸辛。据鞍三山头，感慨大江津。寓目览旧迹，萧条愁杀人。荒郊千里别，归为山谷民。夏日苦难夕，冬夜苦难晨。水流长泯泯，花落空纷纷。远怀积秋浦，相思在河漘。雁飞不可接，郁结何由陈？”诗歌意绪低沉， 少了飞扬锐气，当是明社倾覆，南都阮大铖一伙对复社成员下毒手，吴氏被迫逃离南京时，沈氏所写的赠别诗。
吴氏《楼山堂集》刻有参订姓名录，其中就有沈氏。时人亦时常看到二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的身影，如方以智诗《次尾、眉生、武子饮圣敏舟中》[7]，就记录了这个场景。
沈、吴二人志趣相投，均以授徒为业，热心文社活动，又积极介入时政，主持清议。黄 宗羲《南雷文定》卷七《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 “时周仲驭、沈眉生读书勾曲，先生（陈贞慧） 与吴次尾读书亳村，皆好佐王之学，独持清议， 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镆铘出匣。”
二人刚直敢言，易召人忌。崇祯八年春， 郑公主持京察考核时，揭阳令张明弼被降级， 张氏认为是郑公听信了沈氏和吴应箕的“诬告”，特作《肚单记》[8] 一文，为自己喊冤， 抱怨郑公并嘲讽沈、吴二人。而据沈氏诗文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可知，张氏被削级，一点都不冤。《姑山遗集·谒吴楼山坟哭之，追数往事， 拟杜七歌之四》即是对此事的追述：“有虫沙中类短狐，谁是螫者沈与吴。昔年化虎揭阳市， 市人十无一完肤。填肠喷秽骄莫比，厥神罚之声通衢。是时癸未天网疏，翻身影射狂哮呼。前指大楼后麻姑，两人销骨何人殊？呜呼四歌兮歌四诉，生日相怜死异路！（金坛张明弼令揭阳，贪污，为计典所黜，无端侵予与吴。大楼、麻姑俱山名，一吴居，一予居也。）”
沈寿民、吴应箕与张县令三人身份、地位不同，活动空间不交集，个人之间很难产生利害冲突。从诗句来看，沈、吴确实指责过复社社友、进士出身的张县令，其目的当是为了维护复社团体的声誉，不存在个人恩怨。郑公为官清正，主持考评官员，自然会细心核察属官的奉职情况。沈诗末尾附注中的“无端”二字， 说明了向郑公进言的并不是沈、吴二人。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周镳传》：“太宰郑三俊主察，其贤否多出于镳。故事，先察之日， 太宰发单于科道，科道书其贤否，上之太宰。镳之母党张明弼居官无善状，镳不为隐。三俊察之，明弼当堂诘三俊，据单不应下考。三俊曰：‘吾知子之不善，何必单也？’”据此可知，揭发张令贪腐的另有其人，——即张令外甥周镳，他是沈、吴二人好友。
沈、吴之间， 精神契合。崇祯十一年（1638），吴应箕在无锡顾杲家中，看到沈寿民《劾杨武陵疏》指控阉党阮大铖的一段话，很受触动，遂起草驱阮檄文《留都防乱公揭》， 复社文士 143 人签名支持，签名人中有宁国府文士沈寿民、梅朗中、麻三衡、颜绍庭、赵初浣等人。
黄宗羲《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公揭》起草缘起云：“会眉生保举入京，劾杨武陵（嗣昌），并及大铖妄画条陈，鼓煽丰芑。大铖始阻（沮）丧，先生与次尾因草《留都防乱揭》。”
沈氏《劾杨武陵疏》文末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鄙劣充朝，奸邪营进。霍维华赍恨以殁，而冯铨招蓄亡命，尚横据于襟喉。吕纯如失望堪怜，而阮大铖妄画条陈，犹鼓煽于丰芑。岂筹兵必需此辈？实逆类巧为借端。” 其谋虑之深远，被不久以后南明覆灭的历史所完全证实。
南明亡后，吴氏起兵抗清，兵败被俘杀， 吴氏卒后，沈寿民与文江子（南京人）拜谒吴应箕墓，作《同文江子别楼山墓归》，诗云： “痛哭高田路，千山响共闻。朱旗残壁在，白马故人回。心许何年剑？魂招到处台。君看坟草劲，秋老不曾摧。楼山家高田。”时隔九年， 沈寿民再谒楼山墓，作《谒楼山坟哭之，追数往事，拟杜七歌（甲午八月）》。可见沈氏对友人的情谊，并未因生死异路而改变。此组诗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在沈疏劾杨武陵处境孤危时，吴附书武选司郎中孙嘉绩，致慰问、鼓励与馈赠。《二歌》有诗句云“楼山楼山慰我书，涨天气势睨若无。解衣传饩万里道， 岂无他人谁子如”。《三歌》尾注，提到吴氏于崇祯十二年率江上应试诸子呈督学金公（金兰，字楚畹，绍兴人）促沈氏赴闱参加乡试等事迹，这都是二人交谊的体现。
三、沈寿民兄弟与刘城父子交往密切
刘城（1598—1650），明末清初安徽贵池人，字伯宗，明季诸生。入清屡荐不起，隐居以终。有《春秋左传地名录》《峄桐集》《古今事异同》《南宋文范》等。
刘廷銮（1614—1666），字在公，一字得舆， 号舆父。刘城之子，承家学，又师事吴应箕，诗文皆有名于时。康熙元年以贡考授州同知， 未仕，卒。曾撰《建文逊国之际月表》，另有《梅根集》《贵池掌故》《杜诗话》《李杜行纪》等，与父亲刘城均为复社成员。廷銮弟廷鏊（1618—？），字幼济，亦为诸生，为沈寿民门生。
刘城的宣城友人除了寿民兄弟外，还有梅朗中、麻三衡、麻乾龄父子、赵初浣、陈龙媒、蔡蓁春等人。
沈氏与刘城父子结识，时间很早。《姑山遗集》卷九《刘在公稿序》：“天启七年， 予以学使者之檄，趣试南陵。吾友刘伯宗由池阳来，携在公以至。”
沈、刘二人惇挚至性，留心世务，勤奋博学，笃于友谊，所以共同语言比较多，交往也比较亲切。
刘城有诗《赠沈眉生寿民》（《峄桐诗集》卷二》），编年不详，应是二人初交时的题赠。诗云：“眉生冲默人，渊镜一以静。四座韵飊驰，畏此神清整。当其冥理游，傍若无为影。后顾惠连随，前旌伯也秉。大雅禀先民，体约风遒冷。美稗翦既多，绝艳亦从省。三叹有遗音， 微文于兹炳。”诗中以“冲默”来形容友人，应该是寿民初始参与文会时的表现，面对一众年长得多的文友，作为后起之秀，其谦冲缄默的举止，是得体的。诗歌赞美沈氏在文学上的成就，则是刘城对盟弟的勉励。
《峄桐集》书影
崇祯三年正月，沈氏应刘城请托，为刘廷銮文集作文《刘在公稿序》（《姑山遗集》卷九），开篇言及天启七年自己因获交于刘氏父子， “忻然不能无所怀也”。而后指责时下父兄师傅指导无方：“惧之以劳，引之以逸，辅之趣时，闭之稽古”，使聪颖子弟变成寻常无闻之人。再揭示有学与为学的意义，引用大文豪杨慎的名言，向廷銮指出，只有通过后天的不断努力， 才能日新其业，热情鼓励廷銮更进一步：“犹总角，已能晓畅于圣人贤人之书，肆力于文， 援经驱史，无艰难劳苦之态，此虽得之天者生而有异，要其习与智长，固时有以取乎人也。夫以子瞻之雄才，而以明允为之父，故才易成； 以郑玄之多识，而以马融为之师，故识益洽。今在公神爽隐厚，方冲然笃志如不及，更以伯宗（父刘城）迪之于前，子先（老师詹振） 掖之于后，宜沛乎其有获焉，谁能御乎？近代杨公用修（杨慎）警敏该博，为本朝冠，乃以语人亦以‘性不足恃，日新其业当由心力’， 则予为嘉在公之能壹意于学而又加进焉，抑孰得而量哉？在公勉矣！”
崇祯九年，吏部议举贤良方正，巡抚张国维于是年推荐沈氏应诏，崇祯十一年二月， 沈赴京，连上三疏劾杨嗣昌夺情误国，并及总督熊文灿迁延不能制敌之罪。疏上，却被留中， 不予回应。沈见机而作，返归宣城，授徒姑山。
池太道史可法、江西右布政使张秉文亦于崇祯九年举荐刘氏孝廉，刘遂于崇祯十一年秋应召赴京。次年应吏部试，注官湖广郴州，以知州用，城辞归。其间缘故，与沈氏提前发来警报有关。沈氏在《答刘伯宗》书信中，诉说自己在京遭受的种种不愉快经历，“携疏至其（指通政司张绍先）门也，凡七往，始上达。”“乃污蔑任口，斥辱百端，封事未彻于御前，已私献武陵（指杨嗣昌）之第”“科目之人卑视征辟”“且政府（指内阁宰相）眈眈侧目保举，非朝伊昔”，告诫刘城不要像自己那样“昂首论列，批鳞折槛始见平生。”“毋以麟凤之姿， 轻投豺虎之口。”要求盟兄要厚待自我，举动不可轻率，要储才以备国用：“我辈虽伏处草野，要当体上天生才、国家需才之意，储为有用，共障倾危，不当遂意径情，浪于一掷，盟兄安得不厚自爱惜耶？”（《姑山遗集》卷二） 听闻这些披肝沥胆之言，刘城自然心领神会。刘收到此信后，作诗《采石得梅生书因怀仲驭》（《峄桐诗集》卷六）回应，诗作赞美沈氏忧劳国事，疏劾执政的义举，表达了一同归隐山居的心愿：“相持咸塞默，兢看一书生。不识批鳞逆，犹将敝舌争。圣朝优戆直，名士嗜孤清。待女周郎久，山居得耦耕。”
《姑山遗集》卷二十二有《书刘舆父卷后（戊戌七月，顺治十五 1658）》，赞美刘城与舆父父子手稿、手帖宝贵价值，“征君（指刘城）平生文章出入汉两京，前后高蔚栗密， 树成纲纪。舆父之习于兹，胚胎也而食息之矣。今序记具在，创端搜类，绳尺斩斩，厥光肆发， 万目睢 ……舆父尚善閟此卷，毋为他日好事者攫以去也。”《卷二十四》有复刘廷銮书信二篇，信中所谈话题都很具体，体现出作者对刘氏父子的深沉的感情，透露出对故国的缅怀和对坚守传统君臣道义的信念。
刘城与寿民弟寿国亦有往来，他为寿国诗艺作序《沈治先诗艺序》（《峄桐文集》卷三），赞扬沈氏兄弟治《诗》不苟，义类名物，能分析得细致入微。言其称诗作文， 必曰温柔敦厚，是不悖于诗之教。他还作诗
《怀麻孟璿、沈治先》（《峄桐诗集》卷十） 怀念宣城麻三衡和沈寿国，诗云：“江南佳丽满，有尔玉为人。落月深相照，离思又及春。何限风流意，翩然并逸群。别来游处共， 总卧敬亭云。”
沈氏与刘氏父子交往，还涉及到生活琐事，比如，刘廷銮请亦师亦友的沈氏为一把扇子题字，沈氏谦虚，称自己字写得不好看， 遂耽搁了三年，终于题写好了，并寄回。并作 诗《扇归舆父》（《姑山遗集·卷二十九》）致意：“是物珍吾笥，三年怯未书。笔因王粲阁，风想谢安余。秋浦愁猿夜，宣州好月初。思君不可见，题罢付江鱼。”在《与刘舆父》（《姑山遗集》卷二十四）中，亦言及题扇事， 此外，还涉及其他琐细的事，如专候兰水师容（即郑公遗像），称赞廷銮作《月表》（即《建文逊国之际月表》），是不朽的事，道歉没能追和后者写的《八代诗》等。
四、宣池两地先贤风义相期、笃友尚节
宣、池两地名贤声气相通，笃友谊、尚气节，切磋学问，砥砺名节，他们淑世忧世， 至性至情，立身行己的事迹互相映衬，成为替乡土增色、名标青史的人物。《孔子家语·六本》云：“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 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诚为知言。
沈寿民途穷见节，急朋友之难。凌雪《南天痕·逸士传》载：寿民在明亡后，遁隐金华山中，采藜藿充食。有知而饷之者，谢不受， 曰“士不穷，无以见志；不奇穷，无以见操守。”“（沈）性虽孤峭，然其少时慷慨重然诺、笃友谊，自言才疏意广。甲申以前贷金至六百，皆急朋友之急也。”明亡后，在破巢失路、贫病交加情况下，还在搜集亡友周镳遗集， 裒成三十卷，授刻，工费浩繁，数浮百金之外， 难以独立承担，其时“质约迫于左，信义迫于右”，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姑山遗集》卷三《答陈仲献书》）沈氏此番义举，古今罕逢。
刘城脱赀赠友、拯救遗孤。陆延龄修，桂迓衡纂《（光绪）贵池县志》卷二九《人物志·隐逸》：“（刘）善诗古文辞，与吴应箕齐名， 而折节温恭，人比之春风好玉。尝脫赀赠黄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陈刺史弘绪于诏狱，欲出死力论救之。”“金陵既下，栖隐峡川，冠服不改，应箕死，冒险葬之，抚其孤。爪掌画几， 俯仰咄嗟不常，至没时握《金陵临安图志》不释手，犹冀东晋、南宋之事可得复见云。”
吴应箕竭力救友。宝应县人汤廷琏（号荐玄）负气敢任，吴夸其“文武全才”“天资忠孝”，汤生与县令发生冲突，被县令罗织罪名， 已陷大辟。为救友人，吴氏四处发信恳求有权势的友人张自烈、袁继咸、周钟、周镳、杨廷枢、冒襄、张玮等人斡旋搭救 [9]。
他们都尚气性、重名节。沈、刘应荐举遽返故乡，沈疏劾执政大臣，吴草逐阉党余孽檄文，均是崇尚气节的表现。
他们都忠君爱国。当代学者评价“吴应箕政治上与复社其他领袖一致，是对东林的绍绪，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古为今用。既是一代文人领袖，更是在野的政治家。没有享受到大明王朝的皇恩，却以生命诠释了忠义气节， 名垂青史。”（丁国祥《张溥评传》246 页， 江苏凤凰出版社 2019 年版）
郑、刘、沈三人在明亡后，隐居山野， 坚守遗民身份，刘、沈二人均拒绝官府征荐， 表现出可贵的气节。沈在寄书信给刘廷銮时， 透漏心声，“弊弟今日自砺自进，虽起诸死友 复生，生者无愧。”（卷二十四《复刘舆父》） “然清夜扪腹，原事事起见君父，堪质苍旻。”（卷五《答同邑友人书》）其弟子亦称其“三十年伏首匿形，青毡皂帽，对影无惭。”（《姑山遗集附录·祭文（吴肃公作）》）其思想言行， 均表现出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坚守。
刘城在《峄桐文集》卷八《印记》一文中，袒露改字“存宗”的心态，“城四世单传， 子姓弱，愧不死于崇祯、弘光，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终恐郁郁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他还让人刻印表明心志，印文曰“大明遗民”“谢发郑心”。忧实伤人，刘氏不忘故国，“（城）愤恨不自聊，徬徨山泽。未几， 竟死。”（《南天痕》卷二十《刘城传》）
郑三俊居家似僧，不与世事。《乾隆池州府志·卷四十·郑三俊传》载：“（崇祯） 十七年五月，烈皇帝凶问至，三俊号恸几绝， 遂披缁入山，自号巢云老人，筑一室名影庵， 日抄录性理、史鉴诸书，足迹不越户，二三亲旧访之，宛然老僧也。”
他们互为师友，思想交流频繁。吴、沈、刘三位平辈友人中，吴氏年最长，他个性外向，在与沈氏交往过程中，自动充当了兄长角色， 诗文酬答之作，都不忘箴规劝勉，《寄仲驭兼致眉生》诗，赞扬二人耿直敢言，蹈死不顾， 激励二人继续坚守忠义，每饭不忘君：
“……谔谔谁能争，后先有同禅。忠信豈必悟？精能天地变。所愿报圣明，何辞遭诛遣？茆岭云亭亭，敬亭清且衍。一饭敢忘君？ 匪以资善卷。”
吴氏在《楼山堂遗文》卷四《与沈眉生论诗文书》中，向友人宣说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观。他指出当世作文的弊病，就是不合体（作序者似作论赞，作策者不能有条理、有根据，作传记不切事情，作章奏言不剀切， 拟制诰词不简正），认为今之文不如古之文， 根源在于“真与不真，而有体与无体异也。” 吴氏还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弟亦尝肆力经史而出入于八家矣，又不欲袭取一语。核其体制以归于清洁，庶几自成一家。”“助流政化者诗也，苟无关系，虽不作亦可。而近日竟陵之派流毒最深，以能用之乎者也诸字为灵， 以有深幽静远苦寒孤危诸语为厚，以杜撰率尔之作为有性情，于是空疏不学之士攘臂登坛， 而诗道亡矣……平生喜曹子建、陶元亮、杜工部三人之诗，为本忠君爱国之心，而有感发兴起之意，且亦各不相袭，自成气体。三百篇之后，惟此可歌可咏耳。弟虽好，未尝用其一语。亦未尝如今之拟古者动作无情之词。”这封书信，体现出来的文学创作思想，是非常高明的， 它针砭了虚伪无情、空疏蹈袭、不能辨体、无助政教的恶劣文风。其观点，对盟弟沈氏文艺观的发展定型，无疑会起到导引作用。
沈氏文学观，强调取法乎上，反对有词无情，重视辨体（文体规范），重视风格、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他曾说过：“先秦两汉之业， 了不可问，即时誉希踪八家，往往唐宋调杂， 今古体混，宏纤夺位，俗雅竞态，尚论者无其源，应手者迷所择，何能据堂室端模楷也？”（《姑山遗集》卷二十三《与季沧苇》）“不有其时与事，强而取古铙歌诸曲拟之效之，词虽工，非情也。……此江菉罗之言也。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所得，曰某篇是某体，某句似某人，词虽工，非情也。…… 此徐文长之言也。杜甫因事立题，《青坂》《无家》等篇，略不更袭陈迹，前哲高之。”“诗诚有为而为。”（《姑山遗集》卷七《夹上芝序》）“宏而弗纤，华而弗炫，善事实而弗忘家国天下之大。”（《卷八·沤斋诗选引》）
从上述言辞中，不难看出沈、吴二人在文学观上的呼应关系。这些宣、池名贤，身份、地位、年龄、学术方面的成就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勇担道义、坚守儒者本心、孜孜以进德修业为务， 骨子里带耿直不阿气质的人，他们砥砺名节， 同声相应，笃于友谊，相互成就，促进了宣池两地文学的繁荣，演绎了一段友谊佳话。4 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全达到了沈氏在《卷二十一·交对（己卯四月）》所阐发的“君子之交”的水准——“君子之与人也，未交，无弗慎；既交，无弗恭。无临难而罔顾，无见义而苟容。无有言而寡践，无善初而隙终。无疑嫌以起，无谗佞以从。无事亲不揆以义，无事君不绳以忠。无生无死，无穷无通。”给后世人们树立了宝贵的榜样。
注释：
[1]所列举的沈氏十七篇诗文，除《郑太宰公像赞》外，均收入沈氏《姑山遗集》。《郑太宰公像赞》收录于民国郑氏裔孙编《巢云老人焚余集》。
[2]江桓《太宰郑公传》收录于张赞巽等监修、周学铭总修《（宣统）建德县志》卷十九《艺文传》。
[3]“南社”由万应隆发起组建，参见李德淦等主修、洪亮吉主纂《嘉庆泾县志》卷十八《文苑·万应隆传》。
[4]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清代抄本四卷本。
[5]此组诗收录于《姑山遗集》卷二十八。
[6]此诗收录于卓尔堪《遗民诗》卷十，清康熙年版。
[7]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卷之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50 册影印明崇祯刻本。
[8]《肚单记》收录于张明弼《萤芝全集》卷四，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 42 册，据光绪戊戌金沙于氏刻本影印。
[9]吴应箕为救友人汤廷琏，四处拜托的书信收录在《楼山堂集遗文》中。
参考文献：
[1]江菲菲 . 沈寿民研究 [D]. 合肥 : 安徽大学 ,2015.
[2]沈寿民 . 姑山遗集 [M]. 明别集丛刊第五辑084 影印康熙有本堂本 .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6.
[3]吴应箕 , 刘城 . 贵池二妙集 [M]. 光绪贵池刘世珩唐石簃刻本 .
[4]吴应箕 . 楼山堂集二十七卷 遗文六卷 遗诗一卷 [M].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88、1389.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郑素明纂 , 丁士虎核 . 郑三俊文集 [M].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23.
[6]黄宗羲 . 南雷文定 [M]. 辽阳靳治荆校订 , 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
（作者系池州学院副教授）
自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