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3年，广东蕉岭县居民林某因小区绿地使用问题，与当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称“城综局”）产生行政争议。在经历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后，林某为启动再审程序，向城综局申请公开此前行政处罚听证会的全程录音录像。城综局虽公开了听证笔录，却以“已交付过”和“属于内部安保信息”为由，拒绝公开音视频记录。这一决定引发了新一轮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2026年3月26日，城综局向林某发出《通知》，告知其行政处罚决定已获法院准予强制执行，将于4月8日至15日期间依法组织实施。案件背后，行政程序公开、政府信息界定及当事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等多重法律议题，正面临最后的现实考验。

1. 一场行政处罚引发的连环争议

事件的源头可追溯至2023年。蕉岭县城综局认定林某擅自占用小区公共绿地并硬化，对其作出罚款及责令恢复绿地的行政处罚。林某不服，认为购买房屋同时签订花园使用协议，其拥有花园的专属使用权，花园使用自始合法且与规划报建图纸、开发商宣传图册用途相符。当事人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回家投资，依法应受保护，当事人坚称城综局在越权执法，破坏营商环境，双方争议经行政复议、一审及二审诉讼，最终行政判决生效。在此过程中，城综局曾于2023年4月25日就该行政处罚举行了听证会。2025年12月，林某因计划申请再审，向城综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该次听证会的“听证笔录”及“全过程的现场视频及音频记录原始载体”。

2. 听证承诺与答复理由的“自相矛盾”

2025年12月29日，城综局作出书面答复，同意公开听证笔录，但拒绝公开音视频记录，并给出了两项理由：一是“2023年4月25日听证会结束后，本机关已同意你调取申请并当场交付音视频，有你签字和指纹为证”；二是“案涉音视频属本机关内部安保所需，为内部信息范围，可以不予公开”。

林某认为，这两项理由存在根本性矛盾：若此前已合法交付，则说明该音视频属于可公开的政府信息，而非“内部安保信息”；若其属于不得公开的“内部信息”，则此前的交付行为本身便缺乏依据。同时，林某否认签字系用于确认音视频交付，强调其签字仅是对《听证笔录》内容的确认。

3. 两份关键证据指向同一人“角色重叠”

在后续的法律文书中，林某多次提及一个关键细节：在听证会笔录中，一位名为丘某的工作人员以“听证员”身份全程参与听证；而在数日后的《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意见表》中（该意见表未加盖公章），“法制审核意见栏”与“法制审核通过栏”均为“丘某”签名，该人员未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具备法制审核资格，该事实已在《判后答疑书》中得到证实。

林某认为，”丘某‘’身份特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8条规定。这种“调查与审核”职能未予分离的情况，涉嫌违反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职能分离原则。而能够客观还原听证员在听证会上具体言行、提问倾向及立场表现的原始载体，正是城综局拒绝公开的听证会全程音视频记录。因此，该音视频被视为核实程序合法性、启动再审程序的关键证据。

4. 程序正义与信息壁垒的博弈

在行政复议申请被梅州市人民政府以“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后，林某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城综局不予公开的决定，并判令其限期公开相关音视频。

林某在诉状中主张，该音视频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的履职信息，并非内部事务信息；且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已作出，该音视频已转化为支撑行政行为的依据性信息，依法应公开接受监督。此外，其再次申请公开，是因再审需要核实原始、完整记录，具有正当的现实必要性。

5. 强制执行在即，最后期限将至

2026年3月26日，蕉岭县城综局向林某发出书面《通知》，明确告知：经兴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蕉城综罚决字[2024]1号）中确定的“限期停止侵害绿地，清除硬地面、凉亭、围栏，恢复绿地使用功能”事项，准予强制执行，并由城综局依法组织实施。执行时间定于2026年4月8日至15日期间，如遇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将顺延。

表面上，围绕该行政处罚的行政程序与司法流程已终结，但当事人关于听证程序合法性、信息公开申请等未决争议尚未开庭，当事人面临的维权更加艰难。

结语

从行政处罚到政府信息公开，再到行政诉讼，直至强制执行进入倒计时，这起个案不仅关乎当事人个体的知情权与救济权，更触及行政执法过程中记录信息的法律属性、程序性瑕疵的证据固定，以及行政承诺的约束力等普遍性问题。当一份承载着程序公正核心要素的音视频记录，在“已交付”与“内部信息”的矛盾理由中被遮蔽，而强制执行已进入倒计时，其背后考验的，是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平衡智慧，亦是司法机关在个案审理中对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的最终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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