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0年一支船队在如今浙江省台州市的海面上整装待发。率领这支船队的是卫温、诸葛直二人。他们此行是奉吴主孙权之命渡海寻访夷洲。如今提起三国几乎人人都能说上几句魏蜀争霸、赤壁鏖战，却少有人知偏安江南的东吴曾上演过一出扬帆万里开拓海外的热血传奇。当曹操在中原逐鹿、刘备在西川扎根时孙权正将目光投向波涛汹涌的大海——他以万人船队横渡海峡奠定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的历史根基；他重启海南统治延续大汉疆土；他的使者远赴南洋甚至与罗马商人把酒言欢开创了三国时代的 “海上丝绸之路”。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东吴坐拥江南沃土，却面临耕地有限、人口不足的困境。对东吴而言曹魏太强打不过，而蜀汉作为共抗曹魏的盟友不能打。在难以向中原扩张的大背景下孙权开始把目光投向海洋。公元230年一道诏令从建业（今南京）发出：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当时的夷洲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卫温、诸葛直一行经过数月航行抵达夷洲。当地的高山族居民见有陌生人登岛就拿着长矛、弓箭、木棍冲了过来，卫温和诸葛直赶紧叫士兵迎击高山族人。

一边是身着铁甲、手握钢刃的东吴士兵，一边是尚处原始氏族公社的部落族人。这样的降维打击结果可想而知——吴军轻松粉碎了高山族人的抵抗。正当卫温和诸葛直在帐中商议下一步行动时士兵前来报告说有高山族代表求见。两人接待了高山族的使者。在交谈中得知高山族人一开始以为他们是强盗才奋力抵抗的。现在既然双方之间的误会已解除，所以高山族人按自己的习俗派人前来和解。双方互相赠送了礼物以示和解。卫温等人就在当地住了下来。卫温等人在台湾居住期间把当时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金属冶炼铸造技术传入了台湾。

彼时的高山族没文字、没货币、没城郭。这些台湾先住民分成一个个互不相属的部落族群。这些部落大多过着采集狩猎的原始生活：部落中的男子承担着上山狩猎、下海捕鱼、保卫部落的职责，妇女、儿童则负责采集野菜野果、生火做饭。氏族部落中没有法律，因此只按习惯来处理问题。但凡有事由大家召开部落会议共同商议。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各部落都无法积攒余粮余财，因此高山族各部落也没私有财产的概念。氏族部落内部成员身份地位平等。大家推举部落中德高望重之人担任首领酋长。

首领酋长只是负责召集大家开会共同商讨部落事务，但首领酋长本人并不享有任何私产和特权。首领酋长的住所、饮食都和大家一样。卫温、诸葛直带来的东吴士兵手把手教高山族人开垦荒地、铸造农具让这片土地第一次迎来文明的火种。从大陆来的东吴士兵和当地高山族人共同完成了台湾历史上的一次大开发。这作为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堪比同时代诸葛亮开发建设南中之伟业。可东吴士兵在台湾待久了以后开始出现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吴军士兵开始生病。高山族人热情地帮助他们医治，但他们当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太落后了。

卫温、诸葛直眼见病倒的士兵越来越多只好打道回府。卫温、诸葛直这次夷洲之行在当时看来是失败的。卫温一行历时一年仅成功带回了几千名高山族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动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台湾和大陆的经济、文化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从东吴开发夷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沈莹很可能正是从随卫温、诸葛直造访夷洲的官兵和带回来的夷洲人口中了解到当地第一手资料的。

夷洲之行的遗憾没能阻挡东吴开拓海外的脚步。十二年后孙权再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三万大军征讨朱崖、儋耳——这片土地就是如今的海南岛。与夷洲不同的是海南并非由东吴首次开拓——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就在此设立朱崖、儋耳等九郡，但东汉末年的乱世让海南陷入了事实上的独立割据状态。聂友、陆凯的大军南下一举收复海南重启中原政权对这片土地的管辖。此举不仅延续了大汉的疆土版图，更将江南的先进技术与文化传入海南推动着这片热带岛屿的开发与发展。

如果说开拓夷洲、朱崖是巩固疆土，那么东吴的目光其实早已投向更遥远的海外。公元243年南洋古国扶南（今柬埔寨一带）遣使来到建业献上乐师与奇珍异宝。孙权欣然回应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回访扶南。这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壮举——康泰、朱应的船队穿越南海深入南洋腹地在扶南停留数年足迹遍布东南亚诸国。他们在扶南还曾偶遇来自天竺（印度）的使者听闻了遥远西方的故事。归国后康泰写下《吴时外国传》，朱应著成《扶南异物志》。这两部书详细记载了南洋诸国的风土人情、物产珍宝成为研究古代东南亚历史的珍贵文献。

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这里提到的大秦国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梁书·诸夷列传》中也曾记载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这些可以佐证当时的东吴船队已经具备远涉重洋抵达地中海的能力。这并非空谈——一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就真的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建业。孙权对这位来自西方的客人充满好奇曾多次召见他询问罗马的国家制度、风土物产。

两人的对话堪称东西方文明的一次隔空握手。后来孙权还赠予秦论十名男女侍从并派遣使者刘咸护送他返回罗马。东吴的海上版图就此铺展开来：北抵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海南，西通东南亚诸国，东望日本列岛，甚至与罗马帝国产生了交集。康泰在归国后曾感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众 ——“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的珠宝、中国的人口、贵霜的良马成为当时世界的三大标志足见当时东吴的海外影响力。东吴的海外开拓或许没有魏蜀争霸那般波澜壮阔，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孙权杀卫温、诸葛直的举动固然有其短视之处，但他开启的海洋探索之路却为后世指明了方向。此后的东晋、南朝继承了东吴的航海传统。中国的海上贸易迎来了空前的繁荣：船只从江南的港口出发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的远销海外，异域的珍宝、香料、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会发现东吴的船队不仅劈开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更凿通了一条跨越千年的文明通途。那些乘风破浪的身影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开拓进取、包容互鉴的精神象征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