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历经乾隆、嘉庆两朝的重臣刘墉，在京城家中病逝，享年八十五岁。这位出身名门、科举及第的“浓墨宰相”，一生宦海沉浮，从地方知县到中枢大学士，始终坚守清介刚正的本心，体恤民情、严惩贪腐，在和珅专权的黑暗官场中独善其身，成为乾嘉时期吏治清明的标杆。刘墉的一生，始终交织着文才与风骨、坚守与变通：他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刘棨、父亲刘统勋皆是乾隆朝重臣，自幼受家风熏陶，学识渊博、品行端正；他科举入仕，凭借扎实才干历任多地要职，在地方治理中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多次弹劾贪腐官员，与权倾朝野的和珅针锋相对，却也懂得在皇权高压下巧妙自处；晚年辅佐嘉庆帝清算和珅、整顿吏治，为乾嘉时期的政治清明作出重要贡献。从名门俊彦到朝堂重臣，从地方父母官到中枢辅弼，刘墉用一生的坚守与担当，书写了一段属于乾嘉文人的清介传奇，也勾勒出乱世官场中正直官员的生存图景。解读刘墉，便是解读乾嘉时期的吏治生态，解读名门之后的家国担当，解读刚正风骨与处世智慧在宦海中的平衡之道。
《清史稿·刘墉传》记载：“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大学士统勋子。乾隆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调吏部尚书。五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九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谥文清。”正史的记载简洁勾勒出他的仕途轨迹与一生功绩，却难掩其刚正清介的个性与时代困境。刘墉的崛起，既得益于名门世家的底蕴与父亲的栽培，更源于自身的才干与品行；他的坚守，在于即便身处贪腐盛行的官场，也始终守住廉洁底线，不与奸佞同流合污；他的智慧，在于既能坚守本心、对抗贪腐，又能规避风险、保全自身，在和珅专权的黑暗时代，成为朝堂中一抹难得的亮色。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文宦传奇，更深刻反映了乾嘉时期正直官员的生存状态，成为清代吏治史上极具风骨的一笔。
一、名门出身：家风熏陶与科举进阶
乾隆元年（1736年），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刘氏家族。刘氏家族自明末以来便人才辈出，世代以儒学传家、为官清廉，到刘墉父辈时，家族声望达到顶峰。刘墉的祖父刘棨，曾任四川布政使，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与朝廷赏识；父亲刘统勋，更是乾隆朝的重臣，历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等职，刚正不阿、严惩贪腐，被誉为“乾隆朝第一清官”，深得乾隆帝的倚重与信任。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刘墉自幼便深受家风熏陶，不仅习得扎实的学识，更养成了清介刚正、体恤民情的品行。父亲刘统勋对他要求极为严苛，既教他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也教他为官之道、处世之理，反复叮嘱他“为官当清廉，做人当正直”，切勿被权力与财富所诱惑。刘墉牢记父亲的教诲，自幼勤奋苦读，天资聪颖且极为谦逊，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擅长书法、诗词，年纪轻轻便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山东一带闻名的才子。
与和珅的落魄出身、纪晓岚的普通书香门第不同，刘墉的仕途起点自带家族光环，但他并未依靠父亲的权势投机取巧，而是凭借自身的才干，通过科举正途一步步跻身朝堂。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六岁的刘墉参加科举考试，一举考中进士，位列二甲第二名，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翰林院作为清廷储备人才的核心机构，汇聚了天下才子，刘墉在翰林院期间，依旧保持着勤奋苦读的习惯，潜心钻研学问、研习政务，凭借扎实的学识与谦逊的态度，赢得了翰林院同僚与师长的赏识。
乾隆二十年（1755年），刘墉从翰林院毕业，被授予编修之职，正式踏入仕途。此后，他凭借自身的才干与父亲的悉心栽培，逐步晋升，先后担任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等职，负责修撰典籍、起草诏令、为皇子讲学等事务。在中枢任职期间，刘墉始终谨言慎行、勤勉务实，既不刻意迎合权贵，也不轻易得罪他人，同时坚守本心、不徇私情，逐步在朝堂中站稳了脚跟。此时的他，虽年少成名、仕途顺利，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深知“名门之后更需严于律己”，唯有凭借自身才干与清廉品行，才能不负家族声望、不负朝廷重托。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墉因父亲刘统勋在处理西北军务时立功，受到朝廷嘉奖，被擢升为安徽学政，负责安徽地区的教育与科举事务。这是刘墉首次离开中枢，前往地方任职，也成为他仕途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安徽学政任上，刘墉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严厉整顿学风，打击科场舞弊行为，选拔了一批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人才，得到了安徽百姓与地方官员的认可，也为他日后在地方治理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地方治政：体恤民情与严惩贪腐
从安徽学政开始，刘墉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先后在安徽、江苏、山西、陕西、湖南等地担任要职，历任学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在地方任职期间，刘墉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与自己的初心，体恤民情、严惩贪腐、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每到一处，都能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深受百姓爱戴，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刘青天”，其地方政绩极为卓著，成为乾隆朝地方官员的典范。
刘墉在地方治理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体恤民情、重视民生。他深知百姓的疾苦，每到一处任职，第一件事便是深入民间，走访百姓、了解民情，倾听百姓的诉求，针对百姓面临的困难，制定针对性的举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墉调任江苏江宁知府，此时的江宁地区遭遇洪涝灾害，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地方官员却隐瞒灾情、虚报政绩，趁机搜刮民脂民膏。刘墉到任后，立即深入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安抚百姓情绪，随后上书乾隆帝，如实禀报灾情，弹劾隐瞒灾情的地方官员，并请求朝廷调拨粮草、减免赋税，赈灾济民。
在赈灾过程中，刘墉亲自坐镇灾区，严格监督粮草的发放，严禁官员克扣、挪用赈灾粮草，确保每一份粮草都能送到百姓手中。他还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加固堤坝，防止洪涝灾害再次发生；同时，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发放种子与农具，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经过刘墉的不懈努力，江宁地区的灾情得到有效控制，百姓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他也因此深得江宁百姓的爱戴，百姓纷纷为其立祠供奉，称赞他“清正廉明、体恤民情”。
除了体恤民情，刘墉在地方任职期间，还始终坚持严惩贪腐，整顿吏治。他深知，地方吏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计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对贪腐官员绝不姑息迁就，无论其官职高低、背景如何，一经查实，便立即弹劾革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调任湖南巡抚，到任后，他立即整顿湖南吏治，严查地方官员的贪腐行为，先后弹劾了多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的知府、知县，其中包括和珅的亲信、湖南布政使郑源焘。
郑源焘凭借和珅的庇护，在湖南任上大肆贪腐、搜刮民财，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百姓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刘墉得知郑源焘的罪行后，毫不畏惧和珅的权势，亲自深入调查，收集其贪腐罪证，随后上书乾隆帝，历数郑源焘的贪腐罪行，请求朝廷将其严惩。乾隆帝虽宠信和珅，但也深知刘墉的为人，且郑源焘的罪证确凿，最终下令将郑源焘革职下狱，抄没家产，依法严惩。此事让刘墉的刚正之名传遍朝野，也让和珅对其恨之入骨，开始暗中排挤、打压刘墉。
在地方任职的数十年间，刘墉始终坚守清廉底线，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也不接受地方官员的贿赂与宴请。他的家境虽不算贫寒，但因始终清廉自守，生活极为简朴，甚至到了“家无余财”的地步。他在地方任职期间，始终与百姓同甘共苦，穿着朴素、饮食简单，深入民间与百姓交谈，了解百姓的真实需求，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官当清廉，做人当正直”的誓言，成为乾嘉时期地方官员的楷模。
三、中枢辅政：刚正抗佞与巧妙自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因在地方治理中的卓越功绩，被乾隆帝召回京城，任命为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整顿吏治，正式跻身中枢重臣之列。此时的京城，正是和珅权倾朝野、贪腐盛行的时期，和珅凭借乾隆帝的宠信，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垄断官员任免权，朝堂之上人人自危，绝大多数官员皆选择依附和珅，敢于直言反对者寥寥无几。刘墉回到中枢后，虽深知和珅的权势与手段，却始终坚守刚正本心，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多次与和珅针锋相对，成为朝堂中唯一敢于对抗和珅的重臣。
刘墉在左都御史任上，始终坚守监察职责，严格监督百官的言行举止，严查官员的贪腐行为，多次弹劾和珅的党羽与亲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弹劾和珅的亲信、吏部尚书苏凌阿，苏凌阿凭借和珅的庇护，在吏部任上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毫无政绩可言，却一路晋升至吏部尚书。刘墉收集了苏凌阿的贪腐罪证，上书乾隆帝，请求将其革职查办。和珅得知后，多次在乾隆帝面前为苏凌阿求情，诋毁刘墉“故意刁难、构陷重臣”，但刘墉始终坚持己见，据理力争，最终乾隆帝下令将苏凌阿革职，虽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却也打击了和珅的嚣张气焰。
此后，刘墉又多次弹劾和珅的其他党羽，包括和珅的家奴刘全。刘全凭借和珅的权势，在京城大肆搜刮财富、兼并土地、建造豪宅，甚至僭越使用皇家规制的物品，气焰极为嚣张。刘墉得知后，暗中调查刘全的罪行，收集其僭越与贪腐的证据，随后上书乾隆帝，弹劾刘全。和珅提前得知消息，暗中销毁证据、布置假象，试图包庇刘全，刘墉见状，亲自前往刘全的豪宅查验，最终找到了刘全僭越的证据，迫使乾隆帝下令查处刘全，将其革职流放，抄没家产。
刘墉多次与和珅针锋相对，得罪了和珅，和珅也多次暗中排挤、打压刘墉，试图将其扳倒。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乾隆帝面前诋毁刘墉，故意刁难刘墉，甚至罗织罪名，试图诬陷刘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刘墉因在处理一件案件时出现疏忽，被和珅抓住把柄，在乾隆帝面前大肆诋毁，乾隆帝大怒，将刘墉革职留任，罚俸一年。此次打击并未让刘墉退缩，他依旧坚守本心，继续与和珅对抗，只是行事变得更加谨慎，懂得了在皇权高压与和珅权势下巧妙自处。
刘墉的自处之道，在于既坚守刚正本心，又不盲目冲动，懂得把握分寸、规避风险。他深知，和珅凭借乾隆帝的宠信，权势滔天，仅凭自己一人之力，难以彻底扳倒和珅，因此，他不再一味地强硬对抗，而是采取“迂回战术”，在不触怒乾隆帝与和珅底线的前提下，尽力遏制和珅的贪腐与专权行为，保护正直官员。他常常借处理政务、进谏言事之机，巧妙地向乾隆帝提及和珅及其党羽的贪腐行为，暗示乾隆帝整顿吏治，同时，他也注重提升自身的实力，潜心治学、勤勉政务，凭借自身的才干与品行，赢得乾隆帝的持续信任与倚重。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墉被调任吏部尚书，随后又兼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权位日益提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刘墉加太子少保衔，成为乾隆帝身边的重要辅臣。此时的刘墉，虽依旧与和珅针锋相对，却也懂得了收敛锋芒，巧妙平衡各方势力，在中枢辅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整顿了吏治，又维护了朝堂的稳定，成为乾嘉时期中枢官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四、晚年辅政：清算和珅与善终留芳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自己退居太上皇，依旧掌控着朝政大权。嘉庆帝即位后，虽贵为皇帝，却并无实际权力，朝政大权仍由乾隆帝与和珅掌控，和珅依旧凭借乾隆帝的宠信，专权跋扈、贪腐盛行，对嘉庆帝也颇为不敬，暗中监视嘉庆帝的言行，试图控制嘉庆帝。嘉庆帝深知和珅的贪腐与专权罪行，也对其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却因乾隆帝的庇护，无力与之抗衡，只能选择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清算和珅。
此时的刘墉，已年届六十，却依旧勤勉务实、坚守本心，他看出了嘉庆帝的隐忍与决心，也深知清算和珅、整顿吏治是大势所趋，因此，暗中向嘉庆帝靠拢，成为嘉庆帝的心腹重臣，协助嘉庆帝收集和珅的贪腐罪证，为日后清算和珅做准备。刘墉凭借自己在朝堂中的威望与人脉，暗中联络纪晓岚、董诰等正直大臣，形成了一个反对和珅的政治联盟，默默支持嘉庆帝，等待最佳时机。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帝病逝，嘉庆帝终于迎来了清算和珅的时机。乾隆帝病逝的当日，嘉庆帝便立即采取行动，召刘墉、董诰等大臣入宫，商议清算和珅之事。刘墉凭借自己多年与和珅周旋的经验，向嘉庆帝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建议嘉庆帝先软禁和珅，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再收集其罪证，历数其罪行，最后依法严惩，以儆效尤。嘉庆帝采纳了刘墉的建议，立即下旨让和珅总理乾隆帝丧仪，将其软禁在宫中，随后，命刘墉牵头，负责收集和珅的贪腐与专权罪证。
刘墉接到命令后，立即全力以赴，凭借自己多年在监察岗位上的经验，迅速收集了和珅的大量罪证，包括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僭越妄为、欺罔擅权等二十款大罪，每一款罪名皆罪证确凿。随后，刘墉将收集到的罪证呈交给嘉庆帝，嘉庆帝看后大怒，立即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历数其二十款大罪，下令赐其自尽。在清算和珅的过程中，刘墉始终坚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既严惩和珅及其核心党羽，又不株连无辜，妥善处理了和珅案的后续事宜，得到了嘉庆帝的高度认可与朝野上下的称赞。
和珅被清算后，刘墉协助嘉庆帝整顿吏治，严惩和珅的残余党羽，规范官员任免制度，打击贪腐行为，逐步扭转了乾隆朝后期吏治腐败的局面，让朝堂政治生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时，刘墉还协助嘉庆帝整顿财政，追缴官员亏空，充实国库，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他还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主持科举考试、兴办书院，选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为乾嘉时期的社会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嘉庆二年（1797年），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成为嘉庆朝的中枢重臣，深得嘉庆帝的倚重与信任。此时的刘墉，已年届七十，却依旧勤勉政务、恪尽职守，始终坚守清廉底线，以身作则，为朝中官员树立了榜样。他晚年虽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却依旧心系政务，时常向嘉庆帝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看法，多数建议都被嘉庆帝采纳。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八十五岁的刘墉在京城家中病逝，安详离世。刘墉去世后，嘉庆帝念及他一生的功绩与清介刚正的品行，下令为其举行隆重葬礼，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以表彰他的忠诚与功绩。刘墉的一生，历经乾隆、嘉庆两朝，宦海沉浮数十年，始终坚守清介刚正的本心，体恤民情、严惩贪腐、勤勉务实，在和珅专权的黑暗官场中独善其身，最终得以善终，留名青史。他去世后，朝野上下纷纷哀悼，百姓也自发为其送行，其清介刚正的风骨，被后世永远铭记。
五、历史评说：清介典范与文人风骨
刘墉的一生，是封建时代正直官员的完美写照，他兼具文才与风骨、坚守与智慧，在文苑与宦海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乾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作为官员，他清介刚正、体恤民情、严惩贪腐、勤勉务实，从地方知县到中枢大学士，每到一处，都能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被誉为“刘青天”，堪称宦海清臣的典范；作为文人，他学识渊博、擅长书法、诗词，其书法造诣极高，被誉为“浓墨宰相”，与纪晓岚、翁方纲、梁同书并称“乾隆四家”，在文坛享有盛誉，堪称文苑鸿儒。
刘墉的成功，既源于名门世家的家风熏陶与父亲的悉心栽培，更源于自身的才干与坚守。他出身名门，却不恃宠而骄，凭借自身的才干通过科举正途跻身朝堂；他身处贪腐盛行的乾嘉官场，却始终坚守清廉底线，不与奸佞同流合污，敢于对抗权倾朝野的和珅，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官当清廉，做人当正直”的誓言；他晚年协助嘉庆帝清算和珅、整顿吏治，为乾嘉时期的政治清明作出了重要贡献，用一生的担当，不负家族声望、不负朝廷重托、不负百姓期盼。
与乾嘉时期的其他重臣相比，刘墉有着鲜明的特质。他不像和珅那样贪腐专权、曲意逢迎，也不像纪晓岚那样侧重文治、委婉自处，更不像田文镜那样严苛酷烈、争议缠身。他以清介刚正立身，以勤勉务实成事，以智慧自处自保，在复杂的朝堂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既赢得了帝王的倚重，又赢得了朝臣的敬重与百姓的爱戴。他的一生，彰显了正直官员的价值与力量，也反映了乾嘉时期正直官员与奸佞权臣的对抗，更体现了名门之后的家国担当。
刘墉的一生，也并非完美无缺。他在处理部分政务时，有时过于谨慎，缺乏果断决策的魄力；在与和珅的对抗中，也曾因疏忽大意被和珅抓住把柄，遭到贬谪与处罚；他晚年身体欠佳，精力有限，在整顿吏治、处理政务时，也未能彻底扭转乾隆朝后期的积弊。但这些缺点，相较于他的功绩与品行，显得微不足道，并不影响他成为封建时代正直官员的典范。
历史上对刘墉的评价，历来以褒扬为主。《清史稿》评价他：“墉工书，有名于时。性刚正，自为编修至大学士，始终清介，遇事敢言，无所顾忌。”充分肯定了他的书法造诣、刚正品行与一生功绩。后世对刘墉的评价也普遍较高，认为他是乾嘉时期最正直的重臣之一，其清介刚正的风骨、体恤民情的情怀、勤勉务实的作风，值得后世官员学习。民间也流传着诸多关于刘墉的传说故事，将其塑造成刚正不阿、为民做主、机智过人的清官形象，进一步彰显了他的口碑与影响力。
如今，刘墉的故事早已跨越时空，成为后世品读乾嘉历史、感悟为官之道的重要范本。他的清介刚正、他的勤勉务实、他的坚守本心，依然值得我们敬仰与借鉴。他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无论面对何种诱惑，唯有坚守底线、正直做人、勤勉做事，才能不负初心、不负使命，才能赢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才能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刘墉的一生，如同一股清泉，在贪腐盛行的乾嘉官场中流淌，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清介之名与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