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地跟叶剑英说，让他跑一趟广东，去找个人。并且交代，不管这个人以前有啥过错，都得给他找个活儿干。

这家伙到底是谁呢？为啥能让毛主席这么看重？

【蒋介石“铁通计划”，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1934年的时候，国民党打算搞起一个“堡垒策略”，就是把战术改变一下，在江西的苏区周围建起一大堆碉堡，这些碉堡硬得跟石头似的，既能用来防守，也能作为进攻的起点。

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一步步把红军逼到更小的区域，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到了1934年9月的时候，中央苏区的地盘已经大大缩水，就只剩下七八个县的地盘了。

就在那会儿，蒋介石跑到庐山的牯岭，偷摸地开了个军事小会，打算实施“堡垒政策”的最后一招，他给这招起了个名叫“铁通计”。他打算把150万大军、270架飞机，还有200门大炮都拉过来，要跟红军的主力来个最后的较量。

在这次聚会上，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众将领都满怀信心，但有个人例外。

莫雄就是那个人，他心里特别同情红军，觉得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为理想拼命的人，实在难以接受。会议结束后，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老在想能不能找个法子改变这局面。要么给红军递点消息，要么干点啥，能帮红军躲过这场大难也好。

其实吧，莫雄那时候的级别，按理说是没资格参加那些重要的军事会议的，但他还真就去了。这到底是因为啥原因呢？

【莫雄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他俩的不一般交情得从北伐那会儿说起。当时，蒋介石带着北伐军正忙着去打军阀吴佩孚。可巧了，他留在大本营的时候，突然间就被上万名当地的“山贼”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莫雄带着一个旅的兵力，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给救了出来。打那以后，他们两个人就有了很深的交情。

不过，莫雄后来因为跟蒋介石的政治想法合不来，就被晾在了一边。转眼间，时间晃到了1930年底，莫雄在上海碰巧遇到了以前的手下刘哑佛。刘哑佛不光是莫雄在粤军时候带过的兵，他还是鲁迅写的《记念刘和珍君》里头，刘和珍的亲哥哥，而且，他还是个中共的秘密党员。

莫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到了庐山会议时，他表面上讲得热血沸腾，但心里其实特别担心红军的将来，也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他对蒋介石的信任，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国民党里头，莫雄这家伙，明里暗里都跟蒋介石的政策唱反调，可人家厉害的是，交际圈子广，朋友多，讲义气，所以每次到了紧要关头，总有那么些哥们儿站出来帮他一把，护着他。这样一来，他虽然没少吃政治上的亏，但也没栽过大跟头，就是在官场、军界里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回。

1933年快结束时，中央特科发现了莫雄的特别用处，就打算派他去江西，混进那里的“剿共”部队里。莫雄这时候联系上了他在军队里的铁哥们薛岳，薛岳帮了莫雄一把，在南昌办事处给他安排了个虚职。虽然听起来是个官儿，但实际上，这是给莫雄一个机会，让他能暗中观察和行动。

没过多久，莫雄经人介绍，接手了赣北第四行署专员的工作，同时还当上了“剿共”保安司令。他得负责起“剿共”这项大任务。

没错，除了朋友介绍和那次救了蒋介石的大事外，莫雄还因为另外一件事，让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

【剿灭盐帮，莫雄立大功】

1930年的时候，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为了稳住盐税这块收入，他直接在海州，现在咱们说的连云港，搞了一支缉私警察队伍，这支队伍归财政部直接管。

莫雄后来成了税警第三团的领头人，可没过多久，就闹出了轰动整个国民政府的大事儿——“王赓间谍案”。

王赓是民国时期少数几个能到西点军校进修的牛人，宋子文特别看重他，就让他当了税警总团的团长。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没想到，到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那会儿，他居然被日本人给抓住了。这事儿的前因后果有好几种说法，有一种是这样的：王赓原本是打算去找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结果迷了路，错把一个日军的军事机构当成了已经搬走的美国领事馆，就这么阴差阳错地进去了。

有另一种讲法，他原本是打算跑到日租界的那个礼查饭店，就是现在的浦江饭店，去找他的前妻陆小曼。但没想到的是，那地方已经成了日军陆战队的司令部，结果他就被日军给逮住了。也有人觉得，这事儿其实是宋子文安排的一场秘密会面，不过王赓却把地点给记错了。

不管怎样，王赓落到日军手里后，经过租界那边国际调解的人一番努力，折腾了足足三天，他才重获自由。这事儿一出，立马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觉得王赓八成是透了什么重要的军事机密出去。

这种观念受到了十九路军高层的赞同，他们确定王赓把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日本人，所以就把他抓到南京的军事法庭去受审。

王赓被抓的事儿就像一颗炸弹，在税警总团里炸了锅，大伙儿一下子乱了套，没了主心骨，整个团队都处于暂时的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局面。

碰到这种棘手情况，宋子文心里明白，税警总团不能老这么没有个头儿领着，特别是淞沪那边抗战正打得激烈呢，所以他赶紧决定，让莫雄来当新的税警总团长。

莫雄刚接手时，真的是困难重重，但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本事和果断的领导，很快就把大家的信心给提上来了。他带着税警总团，在战场上一次次勇猛冲锋，成功挡下了日军的好几次猛攻，给抗日战争帮了大忙，这功绩是没法忘记的。

尽管如此，因为整个战争形势对这边不利，税警总团在“淞沪协定”签完之后就只能撤到淞江、青浦那边重新整理队伍，后来又继续往后退到海州那边去了。

海州这块地方，在中国历史上那可是四大产盐大户之一，特别出名的是它的“淮盐”盐田，资源多得很。不过，盐业这么发达，也惹来了个大麻烦，那就是走私，这问题存在了很长时间，影响也不小。

从民国那时候起，当地的盐贩子们武器可先进了，比正规军的都好。他们还拿钱收买当地的官员，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用武力给他们非法的盐生意保驾护航。这些人胆子大得很，经常靠着重型武器开路，让那些运盐的轻船小船随便过关，搞得淮徐一带的盐税和盐务管理全乱了套。

这些私盐贩子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动用重型机枪，跟国民党驻海州的独立第六师硬碰硬。

莫雄抵达这儿以后，海州那儿的盐匪问题让他特别犯难。这帮盐匪不光装备挺好，还跟地方上的官儿们关系铁得很，织就了一张难以打破的私盐买卖大网。

了解到这个棘手问题，莫雄心里明白，光靠税警总团那些老办法，根本解决不了盐枭这个大问题。于是，他赶紧去找宋子文，跟他强调了除掉盐枭有多重要，宋子文一听，二话不说，全力支持他。

准备期间，莫雄不仅把税警总团里的高手都聚到了一起，还喊来了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等八个关键部门的头头，一块儿商量怎么剿匪。这事儿他们忙活了快三个月。在这段日子里，莫雄自己动手，精心选了四十多个表现出色的营连级军官去做侦察兵，让他们好好摸摸盐匪的底细。

经过一番仔细的探查和情报搜集，莫雄搞清楚了，那些盐匪总共有2万多号人，他们还建了不少设施齐全的坚固碉楼，武器装备也是应有尽有，相当完备。

他挑了个防守特别牢靠的土匪窝子，打算首先端掉它。为了行动不声张还能成功，莫雄偷偷跟蒋介石碰了头，把海州盐匪的危害一五一十地说了个遍，还表明了自己一定要消灭土匪的立场。蒋介石听后，给了他支持。

莫雄对于怎么处置这些被抓的人，态度很明确。他说，得对这八十多个坏人进行严格的法律惩罚，好让盐业管理变得正规，也让法律规矩重新立起来。

莫雄即将被处决的关键时刻，当时管着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孙科，还有上海青帮的大佬杜月笙，都接连拍来电报，说想让几个主要头头儿逃过这一劫。这背后，明摆着是有些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在起作用。不止这些，被抓的那些匪首的家里人，也想着拿钱消灾，掏出好几万大洋，想方设法要把人给保出去。

碰到这事儿，莫雄真是机灵又果断。他回电报说，电报一到，那些刑罚都搞定了，这样一来，就躲开了正面的政治纠葛。

莫雄紧接着就果断地在当地处决了那些罪犯。没过多久，海州的百姓们自发地在当地竖起了一块碑，来纪念莫雄的这次举动。碑上的文字大赞他为老百姓铲除了祸患，这充分展现了民间对他的深深敬仰和由衷感谢。

莫雄取得的这番成绩，让蒋介石大为赞叹，这也是他后来能当上赣北第四行署专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因为这样，莫雄才得以受邀参加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牯岭军事会议。

【莫雄让蒋介石的铁通变成了漏桶】

莫雄心里头门儿清这事儿的重要性，会议一完事儿，他立马就揣着那套“铜墙铁壁方案”，连夜往山下赶，急着回自己的司令部去。

深夜时分，莫雄一到了司令部，二话不说就把项于年他们几个地下党成员叫来开会。

大家明白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后，就商量着得赶紧把它送到党中央去。考虑到事情紧急，还不能出岔子，最后决定让项与年来亲自跑这一趟。为啥选他呢？主要是他会说客家话，这样在客家地界上就能更好地隐藏自己，不容易被发现。

大伙儿通宵达旦，把情报的关键内容用隐形墨水悄悄写进了四本普通的学生字典。一整夜，他们都没停歇，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才把密文全部搞定。接下来，就得赶紧把这些情报送出去了。

项与年启程的那天，打扮得像个教书匠，手里头拿着一本藏着绝密消息的字典，一路过关斩将，好几个检查站都没看出破绽。可等到快走到泰和县那片山区时，事情就比想象中棘手多了。那边敌军多得是，进出苏区的路全给封得死死的，只要瞅着谁不对劲，立马就给抓了。

为了躲开追捕，项与年只能跑到山里头藏起来，靠带着的干粮和山里摘的野果子填饱肚子，接着走他的秘密道路。

项与年怀揣着关键的“铁桶计划”情报，一头扎进了泰和县的山沟里。结果他发现，那边的情况比想的还要棘手。每个村子都有国民党的“围剿”队伍守着，把进出苏区的路堵得死死的，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就立马抓起来。等走到兴国那会儿，项与年心里已经明白，就算他再怎么掩饰，想通过那些看得紧紧的哨卡也是难上加难。没办法，他只能又溜回山里，想办法找条出路。

这时候，国民党把封锁搞得越来越严，一点缝隙都不留，稍微慢点就可能惹出大麻烦。项与年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想着做个大胆的决定来躲过敌人的猜疑。他随手捡起块石头，照着自己的脸就砸了过去，一下子脸就肿得不成样子，血肉都模糊了，四颗门牙也给砸掉了。

第二天，项与年顶着一张肿得不成样子的脸，头发也乱糟糟的，整个人变得跟以前大不一样，活脱脱一个邋遢的流浪汉。他这副德行，把路上的国民党哨兵都给吓退了，一个个捂着鼻子，赶紧让他走开。就这样，项与年靠着这身奇怪的打扮，居然混过了敌人的封锁线。走了好几天的路，他总算是平安抵达了瑞金。

后来，这份重要消息传到了周恩来的手里。根据这个消息，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很快就做了重要的战略改变，决定开始实行战略上的大转移。

1934年10月10日那天，红军瞅准时机，在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还没整明白前，就踏上了长征的路。

莫雄的大胆举动在红军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要是那份“铁桶计划”的情报没能赶紧送到中央红军那儿，长征的进行和红军的突破可就悬了。蒋介石费尽心思弄出来的“铁桶”计划，虽然防守得挺严实，可最后还是因为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变成了个“破桶”。

毛泽东后来讲道：“咱们能活着走出来，全靠那些搞情报的同志出力了！”这话后来传为长征路上的一句经典，突出了情报工作在打仗时的关键作用。

【莫雄的这一行为，让他被关到了军法处】

莫雄心里清楚，他这次行动风险极大，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事，还是觉得后怕，但又特别感激项与年他们，把情报送得那么顺利，没让蒋介石发现是他莫雄干的。

1935年春天，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快半年了，莫雄突然接到蒋介石的一封急电，让他马上坐飞机去贵阳。这一下子把莫雄吓得够呛，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特别不踏实。

一到贵阳，莫雄就发现蒋介石压根不知道他们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其实，调他来贵阳，就是给他换了个新差事，让他当毕节行政督察专员，还兼职“剿共”保安司令。

这个新岗位说白了就是升了官，莫雄现在带的队伍也从以前的部队变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这次升职让莫雄心里五味杂陈，他表面上答应接下新任务，但心里明白自己真正的职责和该效忠的对象是啥。

毕节坐落在贵州省的西北角，被乌蒙山紧紧环抱，它地处四川、云南和贵州三省的交界地带。从老早以前，这里就被看作是连接西南和湖广地区的一条要道，地理位置特别重要。

莫雄抵达毕节后，一听说这边有好多红军伤病员被困住了，有好几千人呢。他立马就跟毕节那边中共的地下党员，像卢志英、刘哑佛他们，商量了好多回。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们决定用个既隐蔽又机灵的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打算抓住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的软肋，这家伙出了名的爱享受，特别是对美酒和女色上瘾。于是，莫雄隔三差五就组织些打猎、钓鱼的活动，再备上丰盛的酒席，目的就是要让陈光中沉迷其中，好让他分心，忘掉剿共的大事。

这个办法给红军伤员赢得了紧要的时机和场所。卢志英他们马上用秘密通道告诉红军伤员赶紧撤离，同时，边区的游击队伍也瞅准机会，在毕节附近进行了人员的补充和体力的恢复。莫雄采用的这种表面看起来“啥也没干”的方法，其实在革命的重要关头，对保护和壮大革命队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36年开头那会儿，红军的贺龙和萧克带着红二、六军团，按照上面的意思，故意装模作样要攻打贵阳，好把国民党的大军骗到贵阳那块儿去。就在这时，莫雄在毕节那边，不动声色地展现他的军事头脑。

莫雄在1935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二一师给调走了，这让毕节地区的军事防守变得薄弱了许多。之后，他又找了个理由，说是要保护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安全，然后把剩下的部队也都从毕节城里撤了出来。

这个办法成功地减少了城里的军队数量，让红军能够轻松地进来并控制毕节，一路上没有阻碍。而且，莫雄做的这些安排也为广泛传播共产党的政策、欢迎红军进城打造了好的环境。

莫雄靠着那些精妙的安排和计策，不仅让红军安然无恙，还对毕节和附近地方的政局变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红二、六军团能够轻轻松松拿下毕节，这不光是打仗打赢了，更是莫雄脑瓜子和策略的功劳。在守护红军和推动当地革命这事儿上，他可真是立了大功，少了他可不行。

莫雄在毕节那边搞的动作，给国民党上面的军事安排整得挺头疼。他放弃毕节，有人觉得这是聪明地撤退，但蒋介石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这就是逃跑和背叛。蒋介石气坏了，二话不说就让人把莫雄给抓了，直接扔到了南京军法处关起来。

不过，就在这紧要关头，南边政治局面突然变了，没想到给莫雄挡了灾。广东那边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一块儿搞了个反对蒋介石的“两广事变”。这事儿闹得挺大，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琢磨他和广东势力的关系。

莫雄是广东人，原先在粤军里混，所以跟粤系的人关系挺铁，这对他能被放出来起了大作用。在这种紧张时候，蒋介石对莫雄的事儿得小心处理，要不一不小心就可能跟粤系那边闹僵了。

这时候，他的老朋友张发奎和陈诚站出来替他担保。他们跟蒋介石说，莫雄在广东人脉很广，不如派他回两广去做策反的工作。蒋介石听了他俩的建议，点头答应了。

不过，就在莫雄打算动身去广东那会儿，两广那边的事儿已经摆平了。这样一来，莫雄算是躲过了一劫，没被关进去。蒋介石呢，事变过后也没法再找他麻烦了，就想着把他从军队里踢出去，安排了个行政督察专员的位子。这么一来，也算是变相地把他从政治上给边缘化了。

后来，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那会儿，“通共”的事儿就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明着追查的重点了。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莫雄还是被看作可能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结果在1949年，他被国民党保密局列进了黑名单。没办法，莫雄只好跑到香港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在广州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几封邀请信，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叶剑英亲手写的那封。叶剑英和莫雄之间的交情可不浅，这交情得从国共第一次联手那时候说起。那时候，叶剑英是粤军第二师的参谋长，莫雄呢，也是这个师里的旅长。

莫雄受到叶剑英的热情相邀，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广州，这片他以前奋斗过的地方。再次相见时，叶剑英跟莫雄说了一件大事：在叶剑英出发到南边之前，毛主席特意叮嘱他，到了广东一定要找到莫雄，要把他看作是党里的老相识和老伙伴，不管他以前犯过什么错，都得给他找个合适的工作。

不过，1951年英德搞土改那会儿，碰上了一件棘手事儿。当地的村民们，对莫雄以前的经历不清楚，就知道他曾经是个国民党的大官。有了土改工作组的帮忙，他们就给省委写了信，说要把莫雄送回老家去斗争，还有人提议得用枪毙了他。

叶剑英一看这情形，大吃一惊，马上喊停行刑，还赶紧布置人保护莫雄，保证他的安全。这一系列的事儿不光说明莫雄和老友之间那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交情，也体现了在政治动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关键。

梁明德在报纸上一眼瞧见了“莫雄”这俩字，他二话不说，赶紧给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打了个电话，问这莫不是以前他们在粤军里并肩作战的老战友莫雄？一听陶铸说是，他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立马就找了自己的老领导李克农，跟他说，当年在战场上给共产党传递了重要消息的那位老朋友莫雄，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

听到这个消息，李克农心里头那叫一个乐呵，他始终没忘莫雄这位老朋友。他赶紧吩咐梁明德跑一趟广州，请莫雄来北京一块儿参加国庆大典。莫雄一听，立马就答应了，到了北京，他还跟那些老朋友见了个面，大家一起聊起了以前那些不容易的日子。

另外，叶剑英大元帅，也是莫雄的老相识，特意在北京摆了桌酒席，给这两位英雄接风洗尘，还高度赞扬了他们过往的功绩。酒桌上，大家纷纷讲述莫雄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夸他勇敢无畏，为了自由和正义付出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