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摇人打架，顶天了叫群殴。

张作霖摇人打架，说大了叫战役。

张作霖是“东北王”，手握几十万奉军，拥有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炮兵、空军。在张作霖眼中，杜月笙只是上海滩的一个“高级地头蛇”或帮会头目。

张作霖本人与杜月笙直接冲突不多，但张学良与杜月笙交情极深。张学良晚年曾回忆，他在上海戒烟时，杜月笙提供了极大的保护。对于张家来说，杜月笙是一个值得结交的头等朋友，而非“需要铲除的对手。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张作霖去上海，你可以理解为普京访华。

普京就算一个保镖都不带，也没有黑社会敢打普京的主意？

再打个非常非常不恰当的比方，普京访华，敢不敢惹当年的刘汉？

就普京赤手空拳，当着刘汉一万个小弟的面冲了刘汉一发，他有胆量动普京一根头发吗？

杜月笙晚年在香港并不富裕。他带去的钱财有限，又要维持庞大的门面和接济逃难的旧部。

他在香港住的房子是租的（坚尼地台），生活远不如在上海时挥金如土。最著名的段子是，他临终前当众焚毁了别人欠他的所有欠条（价值数百万美金），叮嘱子女不要去要账。这既是大气，也是深知在香港他已经没有势力去收这些债了。

那么，在香港，还有哪些轶事呢？

1939年1月7日，杜月笙正在住处看报纸打发时间。

曾经叱咤上海滩的黑帮大佬杜月笙，此时已经离开上海到香港生活一年有余。

长时间远离家乡的杜月笙，多少有些不适应在香港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吃不惯香港的广东菜，对地道的上海家乡菜非常想念。

杜月笙看报纸时，被一家酒楼开张的消息所吸引。

这家酒楼名为“江南春”，新开张没多久，却非常受欢迎。因为“江南春”除了酒美之外，还做了一手地道的上海菜，在香港算是难得一见的好馆子。

杜月笙派人打听了一下酒楼的情况，口碑非常好，早就想一品家乡菜的杜月笙动了心，决定在次日中午到酒楼用餐。1月8日，杜月笙与一名司机和两位保镖驱车前往江南春酒楼。

这家酒楼位于七帘巷口，三开间的门面，两层楼各布置了七八张餐桌。杜月笙等人来到酒楼时虽然尚未到用餐时间，但酒楼内的客人已经坐满了大半。

由于酒楼的消费不高，进出酒楼的人主要以工薪阶层为主，杜月笙不喜欢吵闹，便带着两个保镖来到二楼用餐。

酒楼的上海菜非常地道，令杜月笙非常满意，但酒楼的环境却并不肃静，破坏了杜月笙用餐的心情。等到杜月笙用餐完毕，准备离开酒楼的时候，意外的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钱包竟然在酒楼用餐期间被盗了。

杜月笙当即大惊失色，立即动用黑白两道的关系对这个小偷进行追踪。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虽然没有了在上海时的势力和威风，但他在上海多年来积累的财富仍然十分可观，足以支撑他在香港保持着在上海时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丢失一个小小的钱包，原本对他而言不算什么大事，为何他会因此大惊失色？

甚至不惜动用黑白两道的关系也要抓住这个小偷？他在酒楼用餐期间，小偷又为何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将钱包偷走？这件事还要从1937年说起。

1937年11月9日，上海沦陷前夕，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杜公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为土肥原贤二，是一个日本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头子。杜月笙虽然知道土肥原贤二此次前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却也不敢将其拒之门外。

两人见面后，土肥原贤二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明他此行的意图。

土肥原贤二向杜月笙说明了两个观点，其一，他认为淞沪会战即将结束，日军进入上海已经成为必然，希望杜月笙能够认清形势；其二，他打算在进入上海后，建立一个“上海市民协会”，希望杜月笙出任会长一职。

其实，土肥原贤二口中提到的“上海市民协会”，就是为了帮助日寇侵略上海所建立的一个由日寇掌控的组织。他之所以想让杜月笙出任会长，就是想借助杜月笙在上海的影响力，更好地掌控上海，让杜月笙成为日寇在上海取得利益的“代言人”。

杜月笙是上海有名的黑帮大佬不假，在上海具有一般人没有的影响力也是真，但他却非常清楚，一旦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他就成为了汉奸。

所以，他没有立即给土肥原贤二肯定的答复，而是以“考虑考虑”为理由，暂时送离了土肥原贤二。

日寇素来心狠手辣，并不会给杜月笙太久的考虑时间，杜月笙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土肥原贤二刚刚离开杜公馆，杜月笙就赶紧找来他身边的智囊人物一起商议此事。经过众人商议后，认为杜月笙不能做汉奸，但也不能立即拒绝土肥原贤二，避免遭日寇的毒手。

思来想去，杜月笙决定暂时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上海，到香港去暂避一段时间。

杜月笙利用在上海的关系，避开了日本人的监视，秘密带着老婆和孟小冬乘货轮逃到了香港。1938年底，杜月笙抵达香港已经一年有余，期间生活虽然没有在上海那般如意，但好在不必担心日寇对其进行报复。令杜月笙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叛逃到越南的汪兆铭却突然发表“艳电”，公开表示向日本人投降，当起了大汉奸。

汪兆铭当时身处越南，他当汉奸本来对杜月笙影响不大，但问题在于，汪兆铭手下的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重要人物，全都在香港，如果他们未来帮助日寇做事，杜月笙在香港居住自然也就难享太平了。

另外，杜月笙也担心蒋介石未来不是汪兆铭的对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讨好汪兆铭集团都是杜月笙势在必行之举。

杜月笙一生极其善于维系人脉和圈子，深知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的道理，更知道送礼要投其所好的要诀。为此，杜月笙专门对当时的汪兆铭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发现汪兆铭当时刚刚当了汉奸，却未能立即得到日寇对他的经济支持，处于十分窘迫的处境之中。杜月笙并不缺钱，当即决定联合浙江财阀们共同凑出50万元港元赠给汪氏集团作为活动经费。

周佛海听说此事后，自然极其高兴，让高宗武当面接收这笔钱款。杜月笙处事老练，将钱交给高宗武后，让周佛海起草了一份收据，并要求汪兆铭本人在收据上签字。周佛海和汪兆铭求财心切，按照杜月笙的要求照办。杜月笙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小心谨慎地将收据装在自己的钱包当中随身携带。

1939年1月7日，办妥了事情的杜月笙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怀念起家乡上海，在报纸看到了江南春酒楼的广告后，决定次日去尝一尝上海菜。1月8日，杜月笙带上两个保镖乘车前往江南春酒楼用餐，时值中午用餐时间，江南春酒楼的一楼已经坐满了客人，杜月笙在保镖的引导下来到江南春酒楼的二楼。

二楼的客人不多，只有两桌客人，一桌坐着一对情侣模样的年轻人，另一桌坐着三名衣着邋遢的汉子，似乎心情不是很好，面容都浮现着愁容。杜月笙与两名保镖选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下，店里的跑堂见杜月笙三人选定座位，立即跑上来取下肩上的抹布擦拭桌面，一面热情地询问杜月笙等人想吃什么。

杜月笙此行目的是为了吃上海菜，便点了几道上海菜，又要了一壶白酒，随手将装着钱包的皮包放在了自己所坐的长凳上。不一会儿，杜月笙点的几道上海菜全部上齐，三人开始动筷品尝，但两位保镖并未饮酒，只有杜月笙一人独饮，这是保镖行里不成文的规矩，他们毕竟有保护杜月笙安全的重任在身。

三人用餐之际，旁边的楼梯走上来一位老乞丐，乞丐在那对男女客人处乞讨后，来到另外一桌进行乞讨，但这一次他的运气并不好，用餐的三名大汉正在面红耳赤的争吵着什么，老乞丐不敢触怒三人，转身来到杜月笙所在的餐桌。杜月笙处事圆滑，若在平时定然会拿出一些钱让乞丐满意离开，但不巧的是，乞丐来到杜月笙面前时，他正望着窗外入神，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老乞丐显然不打算轻易离开，打算伸手去拉扯杜月笙，这个举动本来只是乞丐在乞讨时惯用的手段，一般有钱人被乞丐拉扯后都会为了尽快脱离乞丐的纠缠而拿钱了事。但老乞丐这一次却失算了，杜月笙同桌而坐的两名保镖自然不会让他靠近杜月笙，眼看他要伸手拉扯杜月笙时，两人已经快速起身将乞丐推开。

老乞丐没有想到遭此一推，毫无防备之下坐在地上，在跌倒的过程当中，将杜月笙放在长凳上的皮包碰到地上。老乞丐知道自己惹怒了客人，急忙去捡起皮包放回原处，又不停地道歉，希望取得客人的原谅。杜月笙转过头时正好看到这一幕，见皮包并未受损，没有继续为难老乞丐，反而让保镖拿出一元大洋赏给了他，老乞丐领了赏，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老乞丐离开后，杜月笙正准备继续品尝上海菜，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不和谐的吵闹声。原来，那边桌子上坐着的三名大汉争吵升级，声音越来越大，口中所出的话语也越来越不堪。杜月笙毕竟是上海的黑帮大佬，用餐时被人打扰颇为不悦，便随口说了一句话，称江南春酒楼菜做得不错，就是鱼龙混杂，不管什么角色都能来用餐。

杜月笙的声音不大，却恰巧被其中一名大汉听到，当即站起身向杜月笙走来，另外两名大汉见情况不对，也站起身跟随着前一名大汉走向杜月笙。显然，他们打算找杜月笙的麻烦，只不过他们惹错了人。杜月笙身边的两名保镖已经注意到了三名大汉的动向，目光看向杜月笙，杜月笙说了句“敢在我面前撒野，真难为你们了。”

这句话一出，就像是一道命令一般，两名保镖立即站起身迎向那三名大汉，叫阿根的保镖率先动手，以一敌三，很快将三人放倒在地。但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杜月笙放在长凳上的皮包再次被扫落在地，直到阿根打跑了三人后，才再次将皮包从地上捡起来。

杜月笙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用完餐后便打算拿着皮包回杜公馆。就在他准备拿钱包付账的时候，却发现钱包不见了。丢钱对于杜月笙而言自然不是什么大事，但那张周佛海给他的收据却丢不得。因为那张收据万一落在蒋介石手中，定然不会放过他，甚至有可能对其下达“秘裁”的命令。杜月笙虽然是黑帮大佬，但实力还远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所以，当杜月笙发现钱包丢失后脸色大变。是谁偷了钱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