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 许述工作室
三月,某日午后,阳光煦煦,微风正好。笔者漫步至武侯祠,行至静远堂,见诸葛亮、诸葛瞻、诸葛尚祖孙三人分殿供奉,不禁感慨,未曾承欢膝下的儿子竟以这样的方式永世相伴于父亲身旁。眼前的咫尺相守,更像是历史无声的叹息:一代名相的家国大义,终究未能弥补对儿子的陪伴与培养。

静远堂平面图示意(许述工作室摄)

静远堂中供奉的诸葛亮(左)和诸葛瞻(右)像(许述工作室摄)
中国古代素来讲究“多子多福”,再加上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和有效的节育手段,家族大多人丁兴旺。然而,诸葛亮确实那个时代的“另类”——他一生只有一个亲生儿子诸葛瞻,且是在约46岁高龄才生下的,早已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照常理来说,以诸葛亮顶瓜瓜的遗传基因,再加之诸葛瞻作为独生子又能独享全家资源,本该被培养成人中龙凤。可诸葛瞻长大后却并未展示出过人的才能,在抵抗魏军偏师入川时,即便以逸待劳且兵力占优,却最终战败身死,年仅37岁。
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诸葛亮为何没能培养好自己唯一的亲生儿子呢?
一、诸葛瞻的成长时机错位
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北伐前线时,年仅54岁,而儿子诸葛瞻当时才8岁(本文涉及到年龄均指虚岁——特别说明除外)。8岁,放在现在不过是小学二年级学生,心智远未成熟,想要让他习得过人本事,显然不现实。
人们常将司马懿和诸葛亮对比,认为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之所以能干,是因为司马懿在外打仗时总把他俩带在身边,言传身教加上实践历练。司马师和司马昭第一次随父征战时分别为24岁和21岁,正是学本事的黄金年龄。诸葛亮又何尝不想如此?但现实却不允许——北伐战场凶险万分,带着几岁的幼子出征,实在难以想象。
其实诸葛亮早年并非不想生子,而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因此,他曾向哥哥诸葛瑾请求,将哥哥的二儿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当时诸葛乔已经成年,与其哥哥诸葛恪在吴国都已小有名声。诸葛亮收养诸葛乔后视为己出。但诸葛乔的才能主要是生父诸葛瑾培养的,无法以此评判诸葛亮的教子能力。
公元227年,诸葛瞻出生,同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当时诸葛乔24岁(正好与司马师第一次随军历练同岁),诸葛亮将他带在军中,负责粮食转运事宜。可惜诸葛乔次年便病逝了,诸葛亮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本事教授给他。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乔毕竟是哥哥的亲儿子,诸葛亮不敢将他派往战斗一线,只安排其在后方管理后勤以保安全。就这事儿,诸葛亮还专门写信向老哥解释:乔儿本来应该留在成都,但将军们的儿子都参与出征,所以我也带上了他,让他率五六百人驻扎在山谷中。1
二、 诸葛亮无暇陪伴幼子成长
诸葛亮去世时诸葛瞻才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受能力实在有限,能学会的东西本就不多。而诸葛亮别说教孩子本事了,就连陪伴的时间都没有——注意,是“没有”,而非“不足”。
公元227年,诸葛瞻出生,同年诸葛亮率军北伐。此后直至病逝五丈原,他始终驻守在北伐前线,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换言之,在诸葛瞻的整个童年成长阶段,父亲几乎是缺席的。

如今的五丈原(查佳峰拍摄)
大家不妨来看看这8年里诸葛亮都在忙什么——
227年:向刘禅上《出师表》后起兵北上,将政务托付给蒋琬;
228年:两次出战,一次因前锋主将马谡失街亭而退败;一次亲自挥兵围攻陈仓也未得手;
229年:第三次北伐,攻占曹魏武都、阴平二郡,算是有所收获;同时与孙吴再次结盟,预先分割曹魏土地;
230年:率军迎战多路入侵的魏军;
231年:第四次北伐,司马懿固守不战,诸葛亮粮尽而退,撤退途中伏杀魏国名将张郃;
232-233年:在汉中积极备战,重点加强后勤保障;
234年:发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最终在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时病逝。
三、“远程教育”效果有限
诸葛亮离开成都时,诸葛瞻尚在襁褓之中,他心中定然满是不舍。此后他虽再未回过成都,但心里肯定一直牵挂着孩子。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可诸葛亮无法做到,既不能将幼子带在身边培养,孩子年纪太小也难以传授本事。当然,诸葛亮并非对儿子放任不管,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努力,比如写下著名的《诫子书》,以书信的方式教导孩子。
《诫子书》全文仅86字(不含标点):“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由此可见,即便有心“远程教导”,军务缠身的诸葛亮也无法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他希望孩子能立下远大志向,通过勤学增长才干,可当诸葛瞻的母亲黄氏将这封信读给8岁的诸葛瞻听时,这个孩子又能听懂几分、做到几分呢?
诸葛亮去世前(公元234年),在给诸葛瑾的信中评价诸葛瞻2:“聪慧可爱”,肯定了他的资质与基础,却又担忧“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怕他像孔融那样“少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也是他写下《诫子书》的缘由之一。
诸葛瞻基本由母亲黄氏抚养长大,民间传闻黄氏才能堪比诸葛亮,这显然言过其实:一来这种说法出自野史,并无正史依据;二来未出山前的诸葛亮也尚未展现出惊天动地的才能。黄氏在道德品质教育上颇为成功,这是后来诸葛瞻能以身殉国的思想根基,但在军事、政治才能的培养上,她无法给予儿子太多指导。
时人与今人一样,都想当然地认为“虎父无犬子”,因此蜀国每出台一项利好政策,即便并非诸葛瞻提议,人们也会将功劳归于他。平心而论,诸葛瞻并非草包,他记忆力出众,擅长书画,但确实没有人们期待中那么厉害。《三国志》就评价他“美声溢誉,有过其实”3,称其“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4,才智与父亲诸葛亮相去甚远,唯有忠孝之心能与父亲比肩。
在这种过高的期待与追捧中长大,久而久之,诸葛瞻或许也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自己不输父亲。若无实战检验,蜀国朝野与诸葛瞻或许能继续活在这份幻想里,可当他背负着举国期待率军御敌时,幻想的泡沫被现实无情的针尖戳破。
从结果来看,诸葛亮不仅北伐事业未成,在培养儿子上也难言成功,若他泉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但或许正是这份“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忠心与悲情,才让后人对他无限追念。
试想,若给诸葛亮一个机会,让他能将成年后的诸葛瞻带在身边言传身教,他能培养出一个比肩自己的儿子吗?
参考文献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5· 蜀书5·诸葛亮传第5),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420页。原文为:“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5· 蜀书5·诸葛亮传第5),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420页。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5· 蜀书5·诸葛亮传第5),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420页。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5· 蜀书5·诸葛亮传第5),武汉:崇文书局,2009年,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