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当了整整二十五年的太子，才终于在公元805年坐上皇位。

他登基时，唐朝已经不复盛世光景，国家已经被几个大病拖累的，只剩下苟延残喘。

一是宦官权力太大，他们不仅管朝政，还握着核心军队神策军的兵权。

二是各地的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不怎么听中央的话，形成了割据局面。

三是朝廷里的官员又结党争斗，内耗严重。

唐顺宗一直想改变这个局面。

他当太子时就看不惯宦官的胡作非为。

所以他一即位，立刻就重用自己当太子时的两位老师王叔文和王伾，联合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官员，开启了一场改革，因为发生在永贞年间，历史上就叫“永贞革新”。

这场改革主要想干几件得民心的事。

第一件就是废除“宫市”和“五坊”。

所谓宫市，就是宦官们借着给皇宫买东西的名义，在街上强买强卖甚至公开抢掠，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这个。

五坊则是指养鹰犬的宦官，他们也常借口为皇帝捕鸟，敲诈老百姓。这些弊政一废除，长安城的老百姓都很高兴。

第二件是停止“进奉”。

唐德宗晚年喜欢让地方官额外进贡钱财，称为“月进”、“日进”，用大俗话说就是“皇帝公开索贿”， 地方额外搜刮老百姓的钱往上送。

唐顺宗继位后，立刻停止了这种无耻的行为。下令除了正常税收，禁止再搞这些额外进贡。

第三，改革还打击了浙西观察使李锜等大贪官，并裁减宫廷闲杂人员，放了一批宫女和乐伎回家。

第四，改革最核心，也最困难的目标，是从宦官手里夺回军权。王叔文任命老将范希朝去接管宦官掌握的神策军。

这些事，听起来不都是皇帝该做的“好事”吗？

罢除弊政，惩治贪官，收回权力，好像没什么特别激烈的。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些事“看起来”简单上。

因为，实际上，这每一条都戳中了当时最有权势的集团的肺管子。停掉“宫市”和“进奉”，直接断了宦官和许多地方官员的财路。打击贪官，也得罪了一批权贵。

而试图夺取禁军兵权，更是动了宦官集团的命根子。

从中唐开始，宦官能掌控朝政，最关键的就是他们手里握着皇帝直属的武装力量——神策军。动了这个，就等于要他们的命。

所以，当宦官头子俱文珍等人发现改革派想夺军权时，立刻暗中命令将领们别交出兵权，这个最关键的计划就失败了。

与此同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机扩大地盘，派人与王叔文交涉，被王叔文严词拒绝，这也得罪了藩镇势力。导致改革派的计划彻底落空。

这样一来，改革就把宦官集团、部分藩镇以及朝中一些反对派全都推到了对立面。

而改革派自己呢，根基其实非常浅。核心王叔文、王伾官职不高，主要是靠唐顺宗当太子时的私人关系

而改革推行得非常不顺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唐顺宗本人的健康实在太差了。

他在即位前就中了风，几乎不能说话，行动也不便，很难亲自处理朝政。

所有的命令和消息，都需要通过他的宠妃牛昭容、宦官李忠言，再传到王伾、王叔文那里，环节多，效率很低。

皇帝病重，改革的根基自然就不稳。

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反对势力，趁机联合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大臣和地方藩镇，以皇帝病重、无法治国为由，坚决要求立太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为帝，接着又削去了王叔文关键的翰林学士职务。

面对重重压力，仅仅在位一百八十六天的唐顺宗，在公元805年八月被迫将皇位禅让给了太子李纯，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改革随即彻底失败。

王伾、王叔文被贬逐，不久王叔文被赐死。与他们一同改革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骨干成员，全部被贬到偏远地区当司马（一个闲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顺宗在退位后，于次年正月去世。

唐顺宗后来的死，是不是像一些野史小说说的那样，是被宦官或太子害死的呢？

主流的史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阴谋论，但从他长期的严重风疾和退位后不久就去世的情况来看，病逝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一个失去了权力、且原本就病入膏肓的太上皇，对已经稳固继位的唐宪宗和掌权宦官来说，确实不再构成必须清除的威胁。可回头来看，永贞革新虽然迅速失败了，但也不能说它毫无意义。

它就像一次短暂而激烈的“诊疗”，清晰地暴露了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这两大绝症。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比如试图将地方财权、税权收归中央，也指出了一条巩固国家统一的路子。

这场改革还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那就是在皇权时代，任何改革的成败，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健康息息相关。

永贞革新如果成功了，能挽救大唐吗？答案是，很难。

唐朝中后期，通过科举上来的文官，比如永贞革新里的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已经形成一股新势力。他们有理想，想改革，想从宦官和藩镇手里夺权，恢复朝廷权威。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第一，他们没兵权，枪杆子在宦官手里，别说收拾别人了，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

第二，他们没有皇权稳定支持。皇帝自己都经常被宦官架空或废立，像唐顺宗这样想改革的皇帝又病重，无法持久支持他们。

第三，他们甚至连改革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改革触动利益，立刻会遭到宦官和藩镇联手反扑，改革派在几个月内就会被清洗出局，永贞革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夹在中间的皇权与意图改革的科举文官集团（如永贞革新派），即使有改革的决心，也很难对抗盘根错节的旧势力。

其间过程，也远不是一次“永贞革新”这样层面的政治斗争所能比拟或扭转的。因此，把大唐续命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确实是一种过高的期待了。

就算后来，唐宣宗等皇帝也算励精图治，被称为“小太宗”，但也只能是在宦官和藩镇的夹缝中做些修补，无法改变唐朝走向崩盘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