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曾经有一把名为“言官”的利刃。

它本应寒光凛冽，涤荡污浊，是帝国自我纠偏的卫士。

然而，到了晚清，这把利刃却悄然淬上了党争之毒与虚妄之火，刃口翻转，最终刺入了那具早已步履蹒跚的王朝病躯。

当耿直的谏诤沦为精巧的诬陷，当国家的利益让位于私门的恩怨，一场以“风闻奏事”为名的狂欢，加速了大清这艘巨轮倾覆的进程。

甲午战争前后，这种畸形的言官文化达到了顶峰。

此时国家正值生死存亡之秋，亟需上下同心，共御强敌。

在“爱国”的旗帜下，是不可与外人道的争权夺利。

张骞与翁同龢的密信中，就有“丁（汝昌）须即拔……似可免淮人复据海军”（大意是必须立即搞掉丁汝昌，这样安徽人就不能再掌控海军了）这样的“谋略”。

王伯恭曾经与翁同龢辩论，认为翁主战是错误的。

翁同龢辩不过，最后说了实话：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海陆军，好以此作为整顿他们的理由。

他们的参劾，不在意事实是否准确，只在乎内容是否惊世骇俗、出人意料，是否能在朝议中产生轰动效应。

私底下，这些流流文人们还会互相“切磋”，谁谁的那篇弹劾最为离奇惊人，令人叫绝。

在衣着光鲜、雍容揖让的下面，充斥着污浊与不堪。

一则关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弹劾，堪称荒诞离奇的典范。

有言官奏称，李经方不仅暗中向日本输送米煤，更“认倭王之女为义女，并定为儿妇”，李鸿章的孙子俨然成了“日本驸马”。

如此匪夷所思的情节，翁同龢看过之后，竟然大呼“语绝奇”！

当言官由于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而被朝廷降罪或罢官，反而会十分骄傲，认为自己敢谏、强项，清流士子也会将他们视作榜样，传为“佳话”。

这股风气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灾难性的。

它使得前线统帅李鸿章等人不仅要应对强大的外敌，还要分心应付背后射来的无数冷箭。

动辄得咎，举步维艰。

当北洋水师在黄海苦战时，言官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实干官僚进行“道德绞杀”。

李鸿章“言官制度，最足坏事”的愤慨之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沉痛控诉。

言官们的“忠诚”表演，几乎耗尽了帝国最后一点的向心力和行政效率。

甲午的硝烟还没有散尽，随之而来的庚子事变，使得言官们再次兴奋起来。

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前后，不少言官和詹、翰林官员，不仅不能以理性的态度匡扶国是，反而成为盲目排外、鼓吹怪力乱神的急先锋。

他们声称“拳民神术可恃，能避枪炮”，将民间迷信拔高为救国战略。

更有甚者，比如翰林院编修王龙文、曾廉等人，主张借助义和团之力，围攻外国使馆，他们的奏疏内容，充斥着天方夜谭式的自信和外交知识的无知。

他们为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的疯狂决策，提供了看似“民意沸腾”的假象和“理论支撑”，最终将国家拖入了几乎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监督机制异化为互相倾轧的工具，任何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都会在内部无尽的攻讦与掣肘中化为泡影。

他们以笔为剑，自以为是在捍卫道统。

殊不知剑锋所指，已是支撑帝国存续的最后基石。

那些自命不凡的“忠诚”，最后成了为帝国送葬的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