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以其独特的经历和非凡的勇气，成为熠熠生辉的传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23日——1950年5月6日），这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便是其中极为耀眼的一位。她的一生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故事，她曾大胆地表白彭德怀老总，最终将自己的遗产留给了朱德总司令，而她逝世后，更是被安葬在了象征着荣誉的北京八宝山公墓。
那么，她究竟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能与中国的革命事业产生如此深刻且紧密的联系呢？
初至上海：开启与中国的不解之缘根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写的自传《大地的女儿》和留下来的早期资料，她于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五（1892年2月23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 Missouri）乡村地区的一个小农场营地里，她在二十岁前长期生活在一个“多半是粗躁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的严酷环境下。她的父亲查尔斯・史沫特莱和母亲莎拉・莉迪亚曾是当地的邻居，两人私奔后在附近的小镇结婚。在史沫特莱12岁之前，她和她的父母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个极为拥挤简陋、只有两间居室的小木屋里。父母主要靠给别人帮工和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贫困的生活埋下了她抗争的种子。
16岁离家后，她过着半流浪生活，做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凭顽强意志自学考入师范学院。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间，史沫特莱曾幸运地通过教师考试，在新墨西哥州的拉顿和周围的小学教书。可惜好景不长，年仅42岁的母亲莉迪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严重的肺结核疾病突然病危，她不得不因此辞职回到家中。后来史沫特莱也尝试过秘书和杂志推销员的工作来挣扎着生存，可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男性的非礼后，她在绝望中写信给她的好朋友大个子巴克（Big Buck）求助。大个子巴克很快回了信，为她提供了及时帮助，了解到她对读书和回到学校的渴望后，当即慷慨资助了她6个月的学费，使她在宣统三年（1911年）得以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前身，即坦佩师范学院学习。这个人西部侠客式的拔刀相助无疑促成了史沫特莱一生中的重大人生转折，也使她与亚大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民国五年（1916年）到纽约后，她投身政治活动，为《号角》《节育评论》撰稿，还参与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独立的活动。民国八年（1919年）赴欧洲，在柏林侨居8年。
在德国期间，她持续参与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的活动，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的活跃人物。
民国十七年（1928年）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其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在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头版连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她因被指控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被捕，出狱后遭当局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却始终坚守对正义事业的追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南京辗转来到上海。
上海，这座彼时处于时代风云变幻中心的城市成为了她在中国传奇生涯的起点。她租借了吕班路185号吕班公寓二楼，就此扎根下来。
史沫特莱初到上海，便以其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她一年四季的穿戴都离不开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红色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或是一身红色运动衫，仿佛将她对生活的热情与对革命的赤诚都穿在了身上。
然而，她在上海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但史沫特莱并没有被这种紧张危险的局势吓倒，反而迅速投身到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观察与报道之中。她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目睹了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处境。
在夏季炎炎烈日下，她看到一群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而租界巡捕却为了给傲慢的外国官员的豪华轿车开路，肆意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这一幕让史沫特莱感觉警棍好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样，内心充满了对这种不公的愤怒与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那么，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史沫特莱又将如何抉择，她会仅仅停留在观察与同情上，还是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呢？
为鲁迅祝寿：守护与支持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董秋斯和蔡咏裳夫妇敲响了史沫特莱的房门，向她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请求，帮忙租借一个小型西餐室，用于举办鲁迅先生50寿辰的庆祝会。
起初，史沫特莱出于对鲁迅安全的担忧，直率地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在得知庆祝会为了确保鲁迅安全，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如所有客人都是口头邀请且需发誓保守秘密，还安排了人在门口放哨，并且将庆祝会提前到17日下午等情况后，她改变了主意，决定伸出援手。
几天后，史沫特莱以自己的名义，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50号的荷兰“斯拉巴雅”西餐馆。
9月17日下午，庆祝活动如期举行。在西餐馆稍前的叉路口，站着像是等巴士的穿长衫的中国人，附近还坐着一些中国人，他们都是负责放哨的人员。史沫特莱则站在“斯拉巴雅”西餐馆入口处迎接客人。
周樟寿
鲁迅夫妇到来时，鲁迅神采奕奕，穿着一身米黄色的丝绸长衫，夫人许广平抱着儿子周海婴。史沫特莱微笑着迎上去，陪着他们走进餐馆小花园。
活动期间，史沫特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她看着外国店主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亲自照料一切，每当有侍者走出门，她都密切注视着、倾听着，留心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当时在场多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带着机关枪和捕人车追来。
整个下午，客人有来有去。暮色降临，只剩下20多个出席庆祝晚宴的客人时，有人来替换史沫特莱放哨，她才走进餐馆坐了下来。那么，这场在紧张氛围下举办的祝寿晚宴，最终能否顺利结束，又会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祝寿晚宴：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祝寿晚宴开始，现场气氛热烈而庄重。先是作家柔石致辞，接着各左翼文化团体代表等纷纷讲话。中国共产党《上海报》记者介绍了中国红军和“秋收暴动”的情形，短发女作家冯铿谈到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必要性，还吁请鲁迅担当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盟主”。史沫特莱也应邀发表了演讲，她的朋友当场翻译。鲁迅始终专心地倾听着，最后发表了答谢辞。
鲁迅在答谢辞中谈了自己50年的人生经历，尤其在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说道：“虽然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不知道工人及农民的希望与痛苦，是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希望年轻人注意。”
周樟寿
史沫特莱在一旁倾听着，她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警车到来，一面却被鲁迅的话深深吸引。她后来回忆道：“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不久，我忘了有关警车的顾虑，鲁迅生平的故事吸引了我。”她对鲁迅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曾经说过：“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晚宴结束后，史沫特莱赠送了一件精心选购的白绸子衣料作为生日礼物给鲁迅，还特地拍摄了鲁迅在花园里的照片。
当晚，直到客人全部离开，史沫特莱又到门口观察一番，这才和友人一起送鲁迅出门。
这次为鲁迅祝寿的经历不仅让史沫特莱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让她更加坚定地投身到支持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行动中。但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这种友谊能否经得起考验，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营救牛兰夫妇：多方奔走与努力民国二十年（1931年）七八月间，宋庆龄收到一封史沫特莱写的英文来信。
原来，共产国际委派牛兰夫妇到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牛兰被任命为远东局主要负责人。
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供出了牛兰夫妇，于是牛兰夫妇在英租界被警方搜捕，并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斯大林担心牛兰招供，从而暴露苏俄以巨额金钱和军火在华策动暴动和建立红军、苏区的秘密，决定不惜代价营救牛兰。
宋庆龄
史沫特莱受共产国际之托，寻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
史沫特莱很快接到宋庆龄的复信，约她见面。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24日，史沫特莱来到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的寓所。两人见面后，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史沫特莱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开始积极筹备营救事宜。
民国二十年（1931年）10月，史沫特莱被宋庆龄聘为英文秘书，这使她和宋庆龄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为营救工作提供了便利。
在史沫特莱的奔忙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年中，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中国著名人士以及在沪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赛克（伊罗生）等人，成立了“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委员会办事处设在上海四川路216号302号房间。
委员会策划和开展了一系列挽救牛兰夫妇的活动，他们四处奔走呼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那么，在面对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下，这个营救委员会能否成功营救牛兰夫妇，他们又将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呢？
营救行动：艰难与坚持“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成立后，史沫特莱全身心地投入到营救工作中。她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广泛地与各界人士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揭露国民政府逮捕牛兰夫妇的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在一次外出活动中，史沫特莱陪同宋庆龄乘车返回。途中，突然有两个男人在马路上厮打起来，还纠缠着向宋庆龄的座车扑来。史沫特莱敏锐地察觉到这两人的异常，她按住宋庆龄，自己推开车门跳下车。
那两个男人一齐挥拳朝史沫特莱脸部打过来，史沫特莱大吼一声“No！”往边上一闪，躲过了迎面击来的拳头。她双手叉腰，严严地守护在汽车门边。
两个男人冲着史沫特莱喊道：“我们打架，关你这个洋婆子什么事？”然后一左一右向汽车扑过来。史沫特莱一声冷笑，挥动双臂阻挡他们，对司机用汉语大喊道：“快开车！”司机急忙踩动油门，把车开走了。两个男人看着汽车跑了，掉头向史沫特莱扑来，他们在路边的同伙也围了上来。史沫特莱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吹了起来。顿时，两个法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跑来，那帮男人们顿时作鸟兽散。这次惊险的遭遇，并没有让史沫特莱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她营救牛兰夫妇的决心。
随着营救工作的深入，委员会面临着重重困难。国民政府对牛兰夫妇一案态度强硬，不肯轻易放人。但史沫特莱和其他成员并没有放弃，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持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那么，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最终能否找到有效的办法，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呢？
成功营救：努力终有回报经过史沫特莱和“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成员们的不懈努力，南京国民政府终于顾及各方压力，宣布赦免牛兰夫妇，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史沫特莱为共产国际立了大功，她的名字也因此在革命阵营中被更多人知晓。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不仅展现了史沫特莱的勇敢和智慧，也让她在上海的社交圈更加扩大。她结识了更多的进步人士，与宋庆龄的关系也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紧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27日，宋庆龄举办欢迎肖伯纳午餐会，特地邀请史沫特莱一起参加。在这些社交活动中，史沫特莱积极地传播进步思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的支持。
然而，就在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事业看似一帆风顺的时候，她与宋庆龄之间却出现了一些矛盾。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春，莫斯科一家出版社找到史沫特莱，愿意为她要撰写的新书预付稿费，她接受了，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前往苏联。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她在莫斯科接到了宋庆龄托人带来的口信，宋庆龄要创办一本英语杂志《中国之声》，希望她帮忙去纽约筹集资金和邀请专业人员。
史沫特莱4月初前往纽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史沫特莱忙于《中国之声》筹办工作，宋庆龄先后3次将开办费拨给史沫特莱，可她把拨款用于其他项目，宋庆龄知道后批评了她，史沫特莱当面顶撞宋庆龄。后来，史沫特莱连续往纽约寄了好多封信，终于获得了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的回应，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派了女秘书格兰尼奇到上海来担任《中国之声》主编。
宋庆龄
格兰尼奇到了上海，和史沫特莱多次发生争吵，这又引起宋庆龄的不满，她向着格兰尼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宋庆龄在报上发表声明，否认史沫特莱是她的英文秘书。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这一变化让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处境变得有些尴尬。
那么，在与宋庆龄关系破裂后，史沫特莱又将何去何从，她的人生又会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奔赴延安：新的征程与宋庆龄绝交后，史沫特莱感到在上海很难再有作为，于是决心离开上海，寻找机会前往中共领导的延安根据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坐上了由上海开往西安的火车，她在车窗里向送别的朋友频频挥手告别，也和上海告别。
史沫特莱到达西安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向全世界报道事变的真实情况。她的这一举动，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到了中国国内的局势变化，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史沫特莱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一路上，她想象着延安的样子，对即将开始的新征程充满了期待。当她终于到达延安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左权和陆定一在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安热情地接待了她，她还见到了曾在上海结识的朋友丁玲。随后，在丁玲的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
那么，在延安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史沫特莱又将开启怎样的新篇章，她与这些红军将领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延安岁月：工作与成长在延安，史沫特莱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她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为延安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继续写文章，向外界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她为延安的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努力为延安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她还说服人们种花种菜，改善生活和环境。
史沫特莱工作起来像一团火，她的热情和努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她近距离接触到彭德怀将军时，这位坚毅果敢、浑身散发着独特魅力的将领，瞬间拨动了她的心弦。在一次交谈中，史沫特莱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以西方女性特有的直爽向彭德怀倾诉衷肠。然而，彭德怀却神情凝重，缓缓开口：“我是个军人，战场才是我的归宿，随时都要奔赴前线，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当下的战争漫长且残酷，这般情形下，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现实。”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听闻，急切回应道：“我爱您，为了您，任何危险我都无所畏惧。”
面对这热烈直白的“西方话语”，彭德怀回以真诚且带着几分幽默的“中国话语”：“你这份爱意，我满心感激，可很遗憾，我对你并没有男女之情。”
毛泽东对她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对她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表示赞赏。史沫特莱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她曾写条子邀请毛泽东来聊天，毛泽东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两人聊天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文学到历史，从中国到世界。
毛泽东还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但毛泽东的歌声却让史沫特莱有些失望，她曾写道：毛泽东缺乏歌咏的天赋。
除了与毛泽东的交流，史沫特莱还积极参与到延安的各种活动中。
她组织了舞会，将西方文化中的交谊舞引进延安。起初，人们对这种新鲜事物并不接受，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作风。但史沫特莱并没有放弃，她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她先教毛泽东跳舞，毛泽东从最初的不喜欢到后来逐渐找到了感觉，觉得这种活动方式挺有趣，是一种放松精神的好方式。之后，史沫特莱又去教朱德等领导人跳舞，最终让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那么，在延安的这段时间里，史沫特莱还会有哪些精彩的表现，她又将如何进一步融入延安的生活，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采访朱德：书写革命传奇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另一项主要活动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个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
在采访过程中，史沫特莱与朱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她了解到朱德的成长经历、革命历程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见解。朱德的朴实、坚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让史沫特莱深受感动。她认真地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将朱德的形象真实地展现给世界。
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是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还是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事更重要？毛泽东告诉她：“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
史沫特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初，她带着伤病离开延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抗日前线采访去了。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尽管离开了延安，但她对朱德的采访资料一直带在身边，她始终没有忘记为朱德写传记的使命。那么，在前线的艰苦环境中，史沫特莱能否继续完成对朱德传记的创作，她又将在抗日前线经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抗日前线：见证与记录史沫特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抗日前线后，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她背着打字机、照相机，深入到战斗的最前沿，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在前线，史沫特莱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但也看到了中国军民顽强的斗志。她报道了平型关大捷，将八路军的英勇表现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军队的抗战决心。她还深入敌后，报道了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光辉业绩。
她的文章和报道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抗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支持。
在同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接触的过程中，史沫特莱发现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各种群众运动受到大小官员的百般阻挠。而与此相反，在八路军深入活动的区域，如五台县，工、农、商、学、妇女和儿童抗敌会都蓬勃组织起来。民运工作者们活跃在四乡，积极奔走，建立起游击队和乡保卫团，男女老幼皆成为八路军的耳目，全民抗战的热情高涨。史沫特莱深深为这种对比所震撼，她愈发坚信，八路军才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满怀豪情地写道：“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我的一切。我喜欢工作，喜欢拖着受伤的脊背骑着马辗转在各条战线上。”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这些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她对前线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坚定支持。在前线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不仅忙于撰写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还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救助工作中。
她常常亲自护理伤员，在敌机轰炸的危险时刻，也毫不退缩，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曾多次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医院，转移到敌后较为安全的地方，但她却坚定地拒绝了，说道：“如果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在朱德、康克清等人的劝说和要求下，史沫特莱告别了在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将士，来到武汉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在这里，她充分利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宣传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同时，全力以赴地救护伤员和难民。她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组织培训医护人员，并为中国红十字会四处募捐，积极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
她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许多人被她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所打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到达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她最为关心的便是新四军战地医院的建设情况。在她的积极请求下，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遣了两个救护队前来协助工作。她还将英国大使捐款的半数交给新四军民运部，用于为医院开办农场，以改善伤病员的伙食。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迫切需求，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随后被《曼彻斯特卫报》转载。此外，她还私下向朋友们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发出紧急呼吁。到了第二年春天，大量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纷涌来，为新四军的医疗保障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史沫特莱因病不得不回到美国进行治疗。然而，即便身处美国，她的心依然紧紧牵挂着中国的抗战事业。她克服了贫困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不顾自身艰难处境，四处旅行、演讲并撰写文章，全力宣传中国抗战。她还积极组织募捐活动，将自己几乎全部的稿费和演讲酬劳都无私地拿出来，用于救济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孤儿。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她撰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它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坚韧与不屈，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之后，史沫特莱又倾注全部精力，开始着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朱德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精神。
1949年10月，史沫特莱在广播中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她内心万分激动，难以抑制自己的喜悦之情，立刻给朱德写信，强烈表达了重返中国的愿望。
她毅然决定取道英国，踏上回国的旅程。然而，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久之后，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即便躺在伦敦的病榻上，她的心中依然充满了对中国的深情，她深情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50年4月，在给友人玛格丽特的信中，史沫特莱再次表明心迹：“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与世长辞，享年58岁。次年5月6日，北京新闻界、文艺界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她墓前的大理石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她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她跨越国界，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成为了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伟大朋友。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后来人，继续为了理想和正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