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翻阅《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或是看到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新疆境内留存的唐代烽燧遗址时，都能对现在网络上喧嚣的“清朝留下嫁妆，带来疆域”的说法感到十分可笑。

唐朝对西域的治理，其实已经脱离了羁縻这个说法，而是实在的有效管辖。其在西域建立了完整行政体系、长期的军事戍边体制和深度的经济文化融合。事实上，从安西都护府设立起，到北庭都护府分置，唐朝已将西域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治理范畴，新疆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这是铁的事实。

一个地区是否属于某一国家，最关键点就是中央政府在此的正式行政机构、有没有推行统一政令在各个行政体系的上传下达。唐朝贞观十四年设立安西都护府，治所位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直接管辖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即“安西四镇”），每镇均设镇守使，管理军政事务，并配备驻军，驿站，这是标准的直接管理标准。

而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北路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两大都护府均直属中央政府，其长官都护、副都护由中央直接任命，属于朝廷正式命官。除了都护府与军镇，唐朝还在西域推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制”，比如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县；在庭州设立金满、轮台、蒲类三县，州县官员由中央选派，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赋税、户籍制度。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户籍文书”“田赋账簿”，就清晰记载了西州百姓的户籍登记、土地分配、赋税缴纳情况，这与内地州县的完全一致，充分说明西域已被纳入唐朝的行政体系，接受中央直接管辖。

唐朝在西域常年驻扎重兵，有完善的军事体系。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下辖“军”“镇”“守捉”“烽燧”等多级军事单位，其中安西四镇常年驻守兵力达2万余人，北庭都护府驻守兵力也在1万余人，为解决军队粮草问题，唐朝还在西域大力推行屯垦戍边，士兵在西域开垦屯田。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显示，西州、庭州等地的屯田面积广阔，粮食产量充足，不仅能满足当地驻军需求，还能支援内地。此外，唐朝在西域修建了密集的烽燧与驿站，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西域各地，如今新疆境内留存的库车烽燧、焉耆烽燧、巴里坤烽燧等遗址，都表示着唐朝对西域拥有绝对的军事控制权。

唐朝时期，中央政府通过丝绸之路，将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商品运往西域，同时将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骏马等物产引入内地。并推行了与内地一致的货币制度，开元通宝是西域的主流货币，吐鲁番、库车、和田等地的唐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开元通宝铜钱，甚至还有铸造货币的模具，这说明西域早已在唐朝政府的经济体系之中了。而内地的儒家思想、汉字、书法、绘画在西域盛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既有官方的政令文书、法律条文，也有民间的书信、家训，全部使用汉字书写。西域在经济文化上也成了唐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纵观中国历史，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偶尔会出现控制力弱，但这不能否定边疆地区属于中国疆域的本质。安史之乱后，西域各地百姓对唐朝认同感从未消失，等到唐朝国力恢复后，又逐步收复了部分失地。而唐朝在西域建立的行政体系、推行的治理模式，为后世的治理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宋、元、明、清王朝，都继承了对西域的管辖权，形成了历史延续性。而所谓某个时代独立开拓了边疆，给中国带来了假装，完全是不懂历史的梦中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