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祖晃
微信版第1886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吴怀祺先生仙逝六年了，每每在书架上看到他赠与我们夫妇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巨著本时，眼前总浮现出他那清癯的身影和与自己相识的情景。
知道吴怀祺先生应该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是安徽广德中学和宣城师范的一名教师，是我太太张蓓莺曾经的师范授课老师，而他的太太温荣娇老师则与我同在广德卢村中学任教过。其实当时我们并无深交，但吴怀祺先生的博学多才却在我记忆中十分深刻。我了解到他 1961 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 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录为研究生，奈当时安徽地方不愿放之北上，一拖再拖，再加上十年浩劫，便一直留在地方任教十多年，直至 1978 年再次考上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重新师从白寿彝先生。
先生自 81 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校为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史学思想史方面取得开拓性的成就，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我对先生的深刻了解应该是在 2003 年。那年刚入夏，梧桐树上的知了声才刚刚鸣响，吴先生从台北讲学归来，途经申城，应我太太之邀请，便在我家小住几日。记得同住的还有一起从台北归来的他的太太温老师，还有他在上海度蜜月的儿子和媳妇。吴先生自己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携了一只半旧的旅行箱，箱角磨损处露出岁月的皮革纹理，像他研究的那些古史册页。
那天先生赠给我太太一本新著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浅色封面朴素得很，翻开，却有墨香扑面。他在扉页题字时，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长、微颤，食指侧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那晚，我们四个曾在广德共同流过汗水的教师，或者也可称作师生，坐在朝南的书房里品茶叙旧。窗外，是我花园内高大的香樟树影，暖黄的灯光照着他花白的鬓角。
先生因为与我初次见面，客气地称呼我为“郭总”，然而当他得知我对历史颇有兴趣时，他的话语一下子多了起来，由“郭总”直呼我名字了。当谈论起他所研究的史学时，我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话： “祖晃，治史如夜行，我们举着灯，只能照亮脚下三五步，却要揣摩整条长路的来龙去脉。”说着从书页间抽出一枚台湾枫叶书签，红已褪成褚色，“在阳明山捡的，夹着海峡的风”。
以后的几个夜晚，书房里的灯都亮到很晚。我们从共同熟悉的广德卢村中学谈到笄山的竹海，先生说他最欣赏的就是竹笋的坚毅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我们从历史的变迁谈到史官、借古讽今、考订辨伪、历史哲学等多个命题。他说起自己曾多次出入中南海，为一些政要进行史学讲解，也说起在台湾讲学时，突然想起顾炎武“天下兴亡”之叹时的心情。茶水续了又续，若不是在沪白天要与华师大历史研究所同仁进行学术探讨，聊到天明也是有可能的。
最难忘的是临别前夜。已过子时，当时我正说起 1973 年报考工农兵大学时，我曾填写“安徽大学历史系”时，他拉着我的手，不无遗憾地说：“祖晃，你是个搞学问的人，怎么会搞起了房地产？如果当时你我一起拜师白寿彝先生该多好！”此时，月光从窗外斜斜切过，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仿佛要接上那些他研究了一生的、漫长时空里的史家身影。
第二天道别时，他回头望了望我花园里的香樟树，说了声：“沪上几日，得遇知音，岂非史缘？”他声音很轻，但透露出无比的亲切感，让我感到温馨和惬意。
往后的十多年间，我们和先生的书信便往来不断。先生的字迹温润如玉、舒展自然，正如他是个心怀善意、性情温和的人。他写字工整与流畅，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学者做事的态度——认真、沉稳、有耐心。
2018 年 9 月 1 日，我和太太正在准备赴澳居住的行李，电话铃响了，是先生从北京打来。那通电话里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山谷传来，带着病房特有的消毒水气息和生命流逝的沙哑。我和太太放下电话，便订了第二天的航班——仿佛在与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赛跑。
北京这所医院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反正我从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呼了的士，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推开病房时，午后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的缝隙切过先生的被角。他躺在那里，整个人在白色被单中，比几年前他曾出差上海时消瘦了一圈不止，唯有眼睛还亮着，看见我们时，那光亮骤然加深了。
“你们来了。”他挣扎着要坐起，手背上留置针的胶布微微发黄。我扶他坐好，触到他肩胛骨突兀的轮廓，心里猛地一紧。
谈话断断续续，说到一半有时会突然停住，闭上眼睛喘息，胸口的起伏轻得让人心慌。但一提起《中国史学思想通论》，那光亮又回来了——后几卷的框架、待核的引文……他用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比划，仿佛在触摸那些尚未成形的章节。
“时间不够了啊。”他轻轻叹了一声，那叹息落在病房的寂静里，重得惊人。
临走时，他从枕边摸索出一本新书——《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封面还是他素来偏爱的浅色。先生没料到我们会从上海飞来看他，只好拿出原先留给他人的书籍赠与我们。只见他拿着钢笔的手在颤颤发抖，连我太太的名字也写错。当他双手将书递过来时，我触到他冰凉的指尖。
“这个……你留着。”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我的肩膀，望向窗外北京九月的天空，“上海的梧桐也快黄了吧？”而后目光又转向我太太，“请代我向宣城师范的同学们问好，说我想念大家。”
我们紧紧拥抱，他的肩膀单薄得像纸，能听见心跳在胸腔里微弱而固执地搏动。走出病房时，我太太在悄悄试泪，我怀里揣着那本还带着他体温的书，我们心下黯然，路上很久不说话。
令人扼腕的是 ，2020 年 2 月 4 日，82 岁的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每次我翻阅先生送我的书籍，总会想起 2003 年那被永远铭记的夜晚——
立案个相差 11 岁的人，在时光的某一处褶皱里，找到了共同的坐标。
今天是 2026 年 2 月 4 日，我望着窗外悉尼海边的云海茫茫，又一次想起了先生，我仿佛看到无数历史长河中的星光正缓缓沉入地平线。而先生他惦记的那些未完成的卷册，此刻还悬浮在史学文海的微风之中，期待着他的弟子们，在历史的那盏灯光下，继续写下去。
2026 年 2 月 4 日
（作者系旅澳华人，原系上海下放知青，曾在广德市从事教育工作多年）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