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学念/文
虞龢，生活于南朝泰始年间，会稽余姚人，于史传语焉不详，现所见较明确的文字见于《南史》， 曰：
“虞 龢、司马宪、袁仲明、孙诜等，皆有学行……龢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1]
可 知，虞龢不仅以 “有学行”获得编纂国史 (中书郎)和掌管刑律 (廷尉)之职，而且还被宋明帝目为 “近臣”，可窥虞龢是很受宋明帝赏识的。正是由于宋明帝的赏识，才诏命虞龢等人编辑先贤法书名迹，并有了《论书表》一文。据该表所载还有其他著作：《诸杂势》一卷，《二王镇书定目》各六卷，《羊欣书目》六卷，《锺、张等书目》一卷。另据《宋书》、《通典》所载，虞龢尚有奏议文字以及配乐诗二首。[2]可见，虞龢应是刘宋时期比较受重视且富于才华的文人，只因刘宋国祚短暂，因此其事迹鲜见史籍。今 所见之虞龢《论书表》最早见于唐·张彦远 (公元618～907年)所编著《法书要录·卷二》，误题为 “梁中书郎虞龢《论书表》”，该文是虞龢奉命与徐希秀等人为宋明帝搜集整理前贤法书的一篇总结性表文。虽然，虞龢《论书表》并不能算作中国书学史上第一流的论著，但斯文的诞生却直接导致和推动了后世一流的书法论著之问世。比如梁武帝萧衍、陶弘景，唐·孙过庭、张怀瓘的书学论著，以及梁·刘义庆《世说新语》，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都或多或少的引用、改写了虞氏《论书表》中的内容，讨论并光大其书法思想，从而确立书学史上一些著名观点和审美范畴，像 “书法四贤”、“妍、质之辨”等，当然也包含很多未被重视的观点。因此，分析虞龢及其《论书表》的产生则很有必要。
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书法能在魏晋六朝获得空前的重视和喜好，并最终成为其时众多艺术的典范，代表了那一时期艺术的最高成就。这既是书法或曰书写技艺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赖于良好的社会生态所滋养。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结构由“角色、群体、地域社会、制度和社会类别”五种要素组成。[3]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则有以下特征：一是家天下，即家族统治的结构模式；二是封国制度；三是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四是家国同构。这便是说我们分析魏晋至南朝宋书法的社会生态便要依据上述方面。具体说来，我们大约要考虑到：政治上层建筑对待书法的观念，爱好书法和善书者的身份以及其群体特征，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书法风貌的地域特征，书写技艺的家族承传，书法收藏等因素。
魏 晋六朝自公元220年曹魏立国到公元589年南朝陈灭亡，共计370年。短短三百多年之间，朝代更迭，君王代替，如走马灯然。但是，书写技能却并没因此荒废。这体现在如下方面的特征：第 一是帝王好书。史载曹操善书，[4]庾肩吾评其书法谓：“魏帝笔墨雄赡”，[5]又，两晋皇帝亦甚好书法，《宣和书谱》谓：
晋 武帝司马氏，讳炎，字安世，文帝之子也……喜作字，于草书尤工，落笔雄健，挟英勇之气，毅然为一代祖。岂龊龊戏弄笔墨之末，以取胜者……今御府所藏草书二。”[6]
唐·窦臮谓东晋成帝书法为：
“生知草意，颖悟通谙，光使畏魄，青疑过蓝，劲力外爽，古风内含。若云开而乍睹晴日，泉落而悬归碧潭。”[7]
可 见，书法在魏晋之际十分为政治上层建筑重视，且帝王们大都擅长书法。刘宋开国之初，由于宋高祖刘裕出身寒微，本人并不擅长书法，但《宋书》所载亦可见刘裕对书法的重视：
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凡所荐逹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8]
可见，即使出身寒门的刘裕，也重视书法，而且学习态度谦虚。至于宋明帝，更加爱重书法，故有诏虞龢等搜集前贤法书之举。帝王善书和爱好书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垂范效应，所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是如此。
第二是爱好书法和善书者的显赫身份及其群体特征。构成魏晋南朝书法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大量擅长书法者，而且这些善书者构成的群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个群体都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因此其为书法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大致说来，魏晋南朝擅长书法者，绝大多数是朝廷官员、封疆大吏，或者帝室贵胄，尤其是军队统领尤多，如《论书表》所提的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玄、惠侯 (刘义宗)、庾翼、庾亮等即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汉魏六朝其他艺术门类的杰出人物真正擅长书法者极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9]
第三是书写技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承传。家族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大特征，其在魏晋六朝表现尤为显著。家族性的特点表现于书法，便是书法技艺的传授和擅长书法者呈现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在魏晋甚至绵延至六朝的著名书家队伍中，以下家族最为显赫：河东卫氏家族，代表人物有卫瓘、卫恒、卫铄等；高平郗氏家族，代表人物为郗鉴、郗愔等；颍川庾氏家族，代表人物为庾亮、庾翼等；陈郡谢氏家族，主要有谢尚、谢安等；琅琊王氏家族，代表人物为王导、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等。[10]书法的家族性承传，其优点在于确保书法技艺的纯粹性和技法精熟的特点，同类书法面貌的群体性、规模化，以及整体艺术风格的独特性，而其缺点则是技艺的封闭性。
第 四是书法风貌的地域特征。魏晋南朝书法的发展独特书法意韵的形成，与其地域差异性也是关系密切的。不同的地域会形成各异的书法风貌，这在交通并不发达的魏晋南朝，显然具有明显的意义。大略分来，孟云飞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这一时期的地域书法群体分为：1，河淮书法文化区；2，河北书法文化区；3，河东书法文化区；4，关陇书法文化区；5，江东书法文化区；6，其他地区。[11]但需要注意的是，魏晋南朝时期的书法成就以晋室东渡以后成就最高，即使是一些出生于北方的书家，也是到了江东以后才获得艺术的质变和超拔。虞龢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故有 “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之说，梁·陶弘景亦谓：“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尤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12]显然，王羲之书法的变化和进步除了自身的努力、天资而外，还与江左的自然、人文有很大关系。
第五是魏晋南朝活跃自由的文化思潮。魏晋六朝是思想上、艺术上极为活跃和自由的时期，因为这样的状况，才促使是时各门艺术能够自觉、自在、自由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两点：一是所谓魏晋时期思想的 “自由”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思想上完全的自由自在状态，而是对于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逃避，所谓玄学的兴起和名士隐迹清谈实际上是由于对现实失望而寄情于斯的表现。文学艺术的兴旺发达，也是如此。所以说，魏晋文士实际上在籍此抚慰、治疗心灵的创伤。二是书法的发展又与其他艺术门类不相同，他始终与社会上层建筑相关。因为，在这一时期，汉字的书写更多应用于官方文书、典籍编纂等，因此对于书写的规定性也就有明显的要求。同时，又由于书法这门书写的技艺不具备其他艺术所拥有的批判精神，因此始终能和上层建筑保持一种良好的默契而获得持续发展。当然，曹操之 “禁碑”[13]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艺术性的多样性发展，但曹氏的本意并不在于为难书法。这即是说魏晋南朝书法的发展处于两种不完全重合的文化圈内发展：一为相伴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喜好而自由发展；二为受前述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影响而 “自由”发展。基于这样两种 “自由”，因而，书法在汉魏六朝享有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从而获得超越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真正自由发展。这是斯时书法兴盛的重要因素。
第六，是书法收藏成为时尚。对书法的收藏体现了几个方面：一是书法作为艺术的价值认定；二是为书法的品题提供素材。换句话，没有收藏也就没有《论书表》。魏晋之际的书法收藏情况，在虞龢《论书表》多有记录，摘要如下：
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
…… 及三年 (泰始三年)之初，始玩宝迹，既科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赐其直。或有顽愚，不敢献书，遂失五卷，多是戏学。
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 “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髙祖后得以赐王武刚，未审今何在。
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太初狂迫，乃欲一时烧除，左右怀，让者苦相譬说，乃止。
由 上述文字可见，书法收藏在当时已蔚然成风，其收藏也形成皇宫收藏(即公家收藏)、私家收藏的格局。由 “朝廷秘宝名书，久已盈积”可见书法收藏之数量甚富，不但如此，而且也显见书家颇受推重，否则子敬 (王献之)就不会自信地告诉简文 (简文帝司马昱)“民此书甚合，愿存之。”由此也说明，魏晋六朝虽政治黑暗，却在整个社会形成了热爱文化艺术的风气。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上述六个方面构成了魏晋六朝书法得以良好发展的生态圈，在这一生态的温床之中，书法取得了灿烂夺目的成就。这也为《论书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此文中的诸多观点，直接影响后世的书学研究，获得广泛的引用，究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论书表》的资料性；二是《论书表》所言书理具有学术价值。虞龢《论书表》从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后世一流书学论著的诞生，也正说明了虞龢《论书表》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本文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立项课题《虞龢〈论书表〉书法审美思想》(立项编号：xys10s21)的阶段性成果。
[1]见《南史·卷七十二》。
[2]现存虞龢的两首配乐诗为：《明君大雅》明君应乾数，拨乱纽颓基。民庆来苏日，国颂《薫风》诗。天歩或暂难，列蕃扇迷慝，庙胜敷九伐，神谟洞七徳。文教洗昏俗，武谊清祲埏。英勋冠帝则，万寿永衍天。《宋世大雅》 宋世宁，在泰始。醉酒欢，饱德喜。万国朝，上寿酒。帝同天，惟长久。见《宋书·卷二十二》。
[3]见包智明《论社会结构及其构成要素》载《社会学辑刊》1996年第5期p29-34。
[4]见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其中 “中卷秦、汉、吴五十九人”善书者有 “魏武帝”之名。
[5]见庾肩吾《书品》品评书法分为 “九品”，将曹操列为 “中之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p89，《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品》作“魏主”为“魏帝”。唐·张怀瓘谓：“魏武帝 姓曹氏，讳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年六十六薨。张华云： ‘汉安平崔瑗子实、弘农张芝弟弟昶，并善书而魏武亚焉。子植，字子建，亦工书。”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断·中》。可见，曹操的确以章草享有书名。
[6]见《宣和书谱·卷一》。
[7]见窦臮《述书赋·卷上》，窦蒙注曰：“成帝，讳衍，字世禄。元帝孙，明帝子，庾氏内。见今草批谢草张澄启七行”。
[8]见《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列传》。
[9]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画论的会通》第一章有 “魏晋南北朝文人多兼擅书画”一小节并有统计附表，张先生谓：“上表共150人，兼善书法的有138人，兼善绘画的有33人，其中书、画两门艺术都擅长的有21人。由于一些文人没有文学作品留下来，史籍中也没有记载，故在统计时未将其计入……事实上，这一时期兼擅书画的文人比这里的统计还要多一些。不过，这些数字己充分说明，文人兼擅书画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普遍现象……从表中内容可以看出，成就特别突出的文学家，如曹操、曹植、秘康、张华、左思、陆机、谢灵运、颜延之、谢眺、沈约、江淹、萧纲、庚信等，大多兼善书法或绘画……”(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并不可靠。因为，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文章诗词，在古代向来能者居多，这是由于在古代接受文化教育本身就是社会上层，属于社会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而书写和文章又是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学习必备的技能，以此而言，这并不是所谓达到 “擅长”的层次，其中大多所谓善书善文者，只能算作是 “能”，古来文献的表述本来就容易有不客观之所在。因此，笔者并不赞同张先生的观点。
[10]关于魏晋的书法家族性问题的探讨，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孟云飞《两晋书法研究》(博士论文)，都有涉及，其论述也各有侧重，笔者对其审视主要是放在社会结构的范围内考察的。
[11]详见孟云飞《两晋书法研究》p35-39。
[12]见陶弘景《论书启》《历代书法论文选》p71。
[13]关于 “禁碑”可详见刘涛《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p4-11。《宋书·礼志》述曹操禁碑的理由为：“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可见，禁碑非为禁书。
（转自《书法赏评》 2012年第1期 pp.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