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的冬天总是透着一股阴冷的湿气,像是一块浸透了冰水的毛巾,死死捂在这家衰败的养老院上。我住在这个十平米的单人房间里已经六年了。护工一天只来两次,其余的时间,只有制氧机发出单调的“嘶嘶”声陪着我。
我叫伊藤正一,今年九十四岁了。
在世人眼里,我是一个可怜的孤寡老人,一个长寿却要独自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悲剧人物。我的病历本上写着多器官衰竭,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春天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没有恐惧,反而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一场迟到了几十年、却精准无比的报应。
在我的床头柜里,锁着一本泛黄的日记。那里面没有记录我年轻时的辉煌,也没有记录我晚年的孤独,只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串数字,一共二十二个。
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个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死在我和我的战友手里的中国女人。
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是北海道乡下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农家子弟。被强征入伍时,母亲在车站哭着塞给我一个平安符,让我一定要活着回来。那时的我,脑子里装满了帝国光荣的谎言,以为自己要去建功立业。
然而当我们踏上中国的那片土地,当战争的残酷像绞肉机一样把人的理智碾碎时,我身体里的那些怯懦很快就变异成了毫无底线的兽性。
我永远忘不了十二月的南京。确切地说,是南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
那天下着冻雨,空气里全是硝烟、烂泥和死尸混合的腥臭味。我们的中队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苦战后,已经变成了一群彻底陷入癫狂的野兽。没有纪律,没有长官的约束,只有“放假”三天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默许。
我们是将那二十二个女人从地窖、草垛和夹墙里搜出来的。她们中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看起来和我留在北海道的妹妹差不多大,只有十四五岁。
一开始,我躲在人群后面,握着枪的手抖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我看着小队长像杀鸡一样砍下了一个试图反抗的老人的头,然后大笑着把一个年轻女人拖进了半毁的祠堂。听着里面传来的惨叫,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趴在泥地里吐出了黄疸。
“伊藤,你这个懦夫!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还是个没用的废物?”军曹一脚踹在我的肋骨上,硬逼着我站起来,把我推进了那个宛如人间地狱的院子。
第一天,我只是被迫参与。第二天,我已经能够麻木地在一旁抽烟。到了第三天,我甚至为了在战友面前掩饰自己的怯懦,变得比他们更加残暴。
人一旦越过了那条底线,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当你发现手里握着绝对的生杀大权,当你可以随意践踏同类的尊严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时,心中的恶魔就会彻底接管这具躯壳。
那二十二个女人,在三天的时间里,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我们把她们当成发泄恐惧、疲惫和变态欲望的工具,当成证明自己“武勇”的战利品。她们的尖叫声从刺耳变得沙哑,最后变成微弱的倒气声。
我脑海中最清晰、也是折磨了我一辈子的画面,是第二十二个女人。
那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她是在村外的一处干涸的水沟里被找出来的。被拖回院子的时候,由于剧烈的反抗和惊吓,她的羊水已经破了。
小队长觉得晦气,骂骂咧咧地走开了,而另两个战友却觉得这是个绝佳的“乐子”。
当他们开始动手的时候,那个女人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尖叫求饶。她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鲜血顺着下巴滴在泥土里。她的眼睛,那双充满着极致的恨意、不甘与哀毒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站在一旁的我。
“伊藤,用你的刺刀!”战友在一旁起哄。
当时的我已经完全麻木了,脑子里像塞满了一团乱麻。我提着枪走过去,避开了她的眼神,闭着眼睛将刺刀捅了下去。
她没有发出惨叫,只是发出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冷笑。就在她咽气的前一刻,她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冲着我吐出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用我听不懂的中国话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什么。
后来,队伍里懂点中文的翻译官笑着告诉我,这女人是个疯子,临死前说的是:“你这辈子,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当时,我跟着战友们一起狂笑,把这当成了弱者无能的狂怒。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了捆绑我一生的沉重枷锁。
日本战败后,我被遣返回国。脱下了那身沾满血污的军装,我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回到了北海道,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相亲、结婚、种地。妻子是个温顺的女人,几年后,她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有时会觉得那场战争不过是一场荒诞的噩梦。我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拼命工作,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开始去寺院参拜,往功德箱里塞很多钱,试图告诉神明,我已经是一个好人了。
可是,报应这种东西,从来不管你的伪装有多好,也不管你怎样试图赎罪。它就像一颗埋在暗处的毒瘤,耐心等待着最能让你痛不欲生的时机,然后轰然爆发。
灾难是从我的大儿子开始的。
他叫健一,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考上了东京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企业工作。他结婚那年,我站在礼堂里,看着他挽着美丽的新娘,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虚荣。我觉得自己彻底摆脱了那个血腥的过去。
然而就在健一的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惨剧发生了。
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健一开车带妻子去郊外散心。在一条笔直的国道上,一辆迎面驶来的货车突然失控,越过双黄线,直接碾压了他们的轿车。
我接到警察通报赶到医院时,看到的是两床盖着白布的尸体。医生告诉我,虽然尽力抢救,两个人都没能保住。
“两个人都没能保住。”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爆开了。周围的消毒水味突然变成了南京郊外那刺鼻的血腥味。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倒在血泊中的孕妇,看到了她那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听到了那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诅咒——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我跌坐在太平间冰冷的地上,怎么也哭不出来,只有一种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妻子以为我是悲伤过度,抱着我嚎啕大哭,可她哪里知道,这只是恶鬼来索命的开端而已。
健一的死,彻底击垮了我的妻子。她在自责和悲痛中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到两年,就在一个深夜吞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了我身边。
家里只剩下了我和两个女儿,由美和结衣。
那段时间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只要一闭上眼,那二十二个女人的脸就会在我的床头盘旋。她们没有脸庞,只有黑洞洞的眼睛和流着血的下巴。
我买来各种佛像,在家里贴满了各种符咒,我甚至独自一个人跑到几百公里外的深山古寺里去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把额头磕出了一块永远消不下去的硬疤。
“只要能保住由美和结衣,我愿意下十八层地狱啊!”我在佛像前痛苦地哀嚎。
可是,满天神佛没有一个愿意向一个手上沾满二十二条无辜人命的恶魔施以援手。
在我六十岁那年,大女儿由美查出了白血病。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且凶险的类型,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医生让我们直接准备后事。为了给由美治病,我卖掉了北海道的房子,搬到了大阪的旧公寓。我们辗转于各大医院,看着由美从一个鲜活漂亮的少妇,一天天被病魔折磨成一具枯骨。
她身上的皮肤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紫色瘀斑,后来变成了溃烂。因为凝血功能丧失,她总是止不住地流血,牙龈、鼻腔,甚至是眼角都在渗血。
在由美弥留之际,我守在她的病床前。她痛苦地抓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问:“爸爸,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无数把钝刀在同时切割。我想大喊:你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我!是我当年造下的孽,现在全都报在了你们身上!可是我不敢说,我懦弱地把这个秘密死死咬在牙关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女儿在无尽的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由美死后,我对活下去已经没有了任何奢望。我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每天唯一做的事就是守着小女儿结衣。
结衣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依靠。她知道我的痛苦,所以她极其孝顺。她没有结婚,一直陪在我身边,找了一份在超市做收银员的工作,每天计算着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我们爷俩的生计。
有时候看着结衣低头做饭的背影,我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神明或许还是仁慈的,至少给我留下了一条根。哪怕我这一生要在无尽的悔恨中度过,至少我的血脉还在延续。
但我太天真了。我低估了那二十二个冤魂积攒的怨气,也高估了自己的命数。
在我八十二岁那年,最后的一击降临了。
那天是个雨天,跟1937年南京郊外的那场冻雨一样冷。结衣下班后去帮我买降压药。她在穿过一条并不宽敞的马路时,被一辆闯红灯的出租车撞飞了。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雨水正把地上的血迹冲刷开来,像极了当年那个小村庄里,顺着泥泞流淌的暗红色血流。结衣的雨伞滚落在几米外,伞骨已经折断了。她静静地躺在雨水里,头部的血液混着雨水,染红了半条街道。
我没有哭,甚至没有往前走。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警戒线里的景象,突然不可抑制地笑了起来。
我笑得浑身发抖,笑得周围的路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我在笑什么?我在笑苍天有眼,笑因果不虚。二十二个鲜活的生命,连带着她们的亲人、她们未能出生的孩子,这是一笔多么庞大的血债!怎么可能用几张钞票、几口香炉、几滴虚伪的眼泪就能偿还?
老天爷不让我死,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着自己最在乎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让我一遍遍品尝那种心被活生生撕裂的痛苦。让我在这漫长而又孤寂的余生里,在清醒的折磨中熬干最后一点骨髓。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任何寺院,也把家里所有的佛像都扔了。我住进了这家养老院,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开始写日记,我把当年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那些战友的名字,那个村庄的位置,还有那二十二个女人的惨状,一字一句地写了下来。我并不指望这个举动能给我带来什么救赎,我不配得到原谅。我写下来,只是因为我觉得,那些被我们抹杀在历史尘埃里的亡魂,不该连一个痕迹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