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年的秋夜，分宜县衙的教谕署里，一盏油灯把宋应星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握着狼毫笔，笔尖悬在稿纸上，纸上已经画了半幅稻子脱粒的图——穗子垂得饱满，农夫手里的连枷举在半空，旁边注着“粹精”二字。桌角放着一小袋新收的稻谷，壳还带着泥土的潮气，他时不时捏起一粒，在指间搓开，稻壳簌簌落在稿纸上，像撒了把细沙。
“火候差一分，米就糙一分。”他对着稿子小声说，笔尖蘸了蘸墨，把连枷旁的小字改得更清楚：“凡稻去壳用砻，去膜用舂，去糠用筛，分级用簸，四者递相为用，方得精米。”墨汁干得快，在纸上留下深黑的痕迹，那是他用本地的松烟墨调的，比京城里的墨淡些，却更耐存。
窗外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三更了。他揉了揉发酸的肩膀，目光落在桌角那叠皱巴巴的科举试卷上——那是天启七年他最后一次赴京赶考的答卷，上面没有考官的朱批，只有他自己画的圈，圈住那些“空谈义理”的句子。那年他四十二岁，从二十三岁第一次应考，考了七次，次次落榜。在南京街头等放榜时，他看见农夫弯腰插秧，正午的太阳晒得他们后背通红，手里的秧苗却插得整整齐齐，比他写的八股文还规矩。他突然想：“那些养活人的本事，怎么没人写下来？”
回到家乡奉新后，他就开始走村串户。看到老农用水车灌田，他蹲在田埂上看了半天，问老农：“这水车的齿轮，为什么要做十八齿？”老农笑他：“宋相公，你这读书人，问这个做什么？十八齿转得匀，水来得稳，多一齿少一齿都不行。”他掏出纸笔，当场画下水车的样子，把“十八齿”三个字写在旁边，指尖沾了泥也没在意。
崇祯四年，他被任命为分宜教谕，教县学里的子弟读圣贤书，可一有空就往乡下、作坊跑。有次去县城外的铁匠铺，看见铁匠在炼熟铁，火候没到就开始锻打，铁坯裂了道缝。他上前说：“老丈，火候要到‘垂珠’状，铁色发蓝，再打才不裂。”铁匠瞪了他一眼：“你懂打铁？我打了三十年铁，还用你教？”
宋应星没争辩，第二天带了块自己观察记录的火候图来，图上画着不同温度下铁的颜色变化，从“暗红”到“垂珠蓝”，标得清清楚楚。他跟铁匠一起烧火，等铁坯变成图上的蓝色，再让铁匠打——这次铁坯没裂，打得又薄又匀。铁匠摸着铁坯，服了：“宋相公，你这图，比我师傅教的还细。”他当时没说话，只是把图上的注脚改得更详细，心里想：“这些本事，比八股文有用多了。”
教谕署里的同事王秀才，总笑他不务正业：“应星兄，你好歹是个举人，不去琢磨复考，整天跟农夫、工匠混在一起，传出去让人笑话。”宋应星正在整理冶铜的手稿，闻言抬起头，指着手稿上的句子：“你看，‘凡铜炼于矿，先得矿砂，次淘去土，次炼去石，次化去杂，方得精铜’。这每一步，都关系着百姓用的锅、农具，哪件不比八股文实在？”
王秀才摇着扇子：“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你写这些，能入正史吗？能封官吗？”宋应星把笔放下，拿起桌角的稻谷：“正史不载，可百姓会用。我七次落榜，早就想通了，与其争那官场的位置，不如把这些‘养民之术’写下来，让后来人少走弯路。你看这稻谷，能填饱肚子，比金玉贵重多了——这就是我要写的‘贵五谷而贱金玉’。”
写《天工开物》的“乃粒”篇时，他特意回了趟奉新老家，跟着弟弟宋应升去田里收稻子。弟弟劝他：“哥，你都快五十了，别下田了，我让雇工弄就行。”他却脱了长衫，挽起裤脚，踩进泥里，跟着雇工学用连枷脱粒。泥溅到裤腿上，痒得他直笑：“不亲自试，怎么知道连枷要举多高才省力？怎么知道稻壳要晒几天才好脱？”那天晚上，他在灯下把脱粒的步骤记下来，连“连枷柄长五尺，举高过肩，下落时借力于腰”这样的细节都没漏。
为了画《天工开物》的插图，他找了县城里的画匠李师傅。李师傅一开始不愿意：“宋相公，我画惯了山水花鸟，这些农具、作坊，画出来不好看。”宋应星把自己观察的笔记给他看，上面有各种工具的尺寸、结构：“李师傅，不用画得好看，要画得准。你看这织布机的综线，有十二根，少一根都织不出布，你得画清楚。”他陪着李师傅去作坊，让工匠把工具拆开，一点点讲解，画错了就改，一张冶铁图改了七次，才让他满意。
崇祯十年冬天，《天工开物》的手稿终于完成了，十八卷，从“乃粒”到“珠玉”，涵盖了农、工、矿、织的方方面面。他把手稿送给朋友涂绍煃看，涂绍煃翻着稿子，叹道：“应星，你这书，是给百姓立了座丰碑啊！”宋应星却皱着眉：“现在天下不太平，到处打仗，这书要是丢了，就白写了。”他让家人抄了三份，分别藏在奉新老家、分宜教谕署，还有涂绍煃那里，“多一份，就多一分留下来的希望”。
第二年，他调任亳州知州，临走前把《天工开物》的雕版托付给分宜的书铺。书铺老板犹豫：“宋相公，这书没讲圣贤理，怕是卖不出去。”他掏出自己的俸禄：“卖不出去也雕，雕好了，先送一百本给乡下的农户、作坊的工匠。”老板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离开分宜那天，农户们来送他，手里拿着他送的《天工开物》，有的还把书里的农具图抄在纸上，贴在作坊里。
晚年的宋应星，住在奉新老家，看着家乡的农户用《天工开物》里的方法种稻，产量比以前高了三成。有次他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夫拿着《天工开物》，跟其他农夫讲“选种要选穗大粒圆者，浸种要用温水泡三日”，他站在树后，偷偷抹了眼泪——当年落榜的失落，写书时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成了甜的。
现在的乡村，还有农业技术员拿着《天工开物》研究传统农具。有个年轻的技术员小王，在奉新的稻田里，按着书里“水车十八齿”的记载，改良了灌溉设备，节水又高效。他摸着《天工开物》的复刻本，说：“宋先生当年写的，不只是技术，是‘务实’二字。现在我们搞乡村振兴，要的就是这种精神——从土地里来，到百姓中去。”
宋应星这辈子，没中过进士，没做过大官，《明史》里甚至没给他立传。可他用一支笔，把百姓的“吃饭本事”写了下来，把“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心思织进了字里行间。就像他书里写的稻子，不张扬，却能填饱肚子；就像他记录的水车，不华丽，却能灌溉田地。那些留在稿纸上的墨痕，那些画在图上的农具，早已经融进了华夏的烟火气里，从崇祯十年的分宜县衙，一直暖到今天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