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知势局
1910年，阿根廷是全球人均收入排名前十的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巴黎”。那一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韩国的四倍多，比西班牙高出将近一倍。
一百多年后，2026年的阿根廷人均GDP约1.4万美元，全球排名第88位。韩国已经逼近4万美元，西班牙超过3.8万，连智利和乌拉圭都把阿根廷甩在了身后。

一个自然资源禀赋极好的国家，是怎么把自己活成这样的？
曾经真的很富先得承认，阿根廷当年的富裕不是吹出来的。
20世纪初，阿根廷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和小麦出口国之一。潘帕斯草原一望无际，土地肥沃得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欧洲移民蜂拥而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比东京还早开通。191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与法国、德国相当，全球排名第八。
那时候的阿根廷，是移民眼里的“新大陆”，是欧洲人逃避贫困的首选目的地。没有谁会想到，这个国家的衰落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第一刀：庇隆主义1946年，胡安·庇隆当选总统，阿根廷的经济轨迹开始拐弯。

庇隆推行了一套后来被称为“庇隆主义”的经济模式。国家主导经济、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大规模国有化、大幅提高社会福利。这套政策在短期内让工人的工资涨了，日子好过了，庇隆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但代价很快显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高关税保护下的民族工业缺乏竞争力，财政赤字靠印钞来填。
到195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庇隆1955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但庇隆主义没有死。它变成了一种政治遗产，被后来的庇隆主义政党反复继承和强化。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庇隆主义提供了一套分配方案，但没有提供一套增长方案。 它擅长把现有的钱分给支持者，但不擅长创造新的财富。当分钱的人越来越多、赚钱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系统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刀：债务违约，成了肌肉记忆阿根廷的债务违约史，长到可以当教科书。
根据经济史学者的统计，阿根廷自独立以来，主权债务违约超过九次。1827年、1890年、1951年、1956年、1982年、1989年、2001年、2014年、2020年，每一次都伴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2001年的违约最惨烈。阿根廷宣布暂停支付950亿美元债务，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权违约。比索暴跌，银行冻结存款，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失去积蓄。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失业，超过一半人口跌到贫困线以下。

2020年，阿根廷再次违约。这一次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冲击加上恶性通胀，政府无力偿还5亿美元的债务利息。
违约一次可以怪运气，违约九次就是系统性问题了。每一次违约都让阿根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信用评级往下掉，下一次借钱的成本就更高。
高利率推高财政负担，财政负担逼着政府印钞，印钞推高通胀，通胀引发社会动荡，动荡逼出政治危机，这是一个闭环。
第三刀：政策在两条路之间反复横跳阿根廷经济政策的钟摆，摆得比任何一个南美国家都剧烈。
一会儿是庇隆主义的国家干预，一会儿是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开放。梅内姆在1990年代搞私有化和美元挂钩，把国家资产卖了个精光，短期内遏制了通胀，但埋下了2001年危机的种子。

基什内尔夫妇2003年上台后又把企业重新国有化，恢复价格管制和出口税，短期内恢复了增长，但通胀重新抬头，外汇储备被耗尽。
马克里2015年上台后取消外汇管制、削减补贴、开放进口，结果资本外逃、比索崩盘，不得不向IMF借了创纪录的570亿美元贷款。费尔南德斯2019年上台后重新加强管制，通胀飙到超过200%。
每一次政策转向，都伴随着利益格局的剧烈重组。今天受益的群体，明天可能就成为受害者。企业不敢做长期投资，因为不知道下一届政府会不会推翻所有的规则。民众不敢存比索，因为不知道明天醒来货币会不会贬值一半。

这种反复摇摆的代价，是没人愿意为长期增长买单。
第四刀：资源诅咒的另一面阿根廷有全世界最好的农业条件，有全球第二大的页岩气储量，有锂矿，有铜矿。资源丰富本身不是坏事。坏事是，资源收入来得太容易，反而削弱了建立其他产业的动力。
阿根廷的经济史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的时候，牛肉和小麦卖得好，外汇滚滚而来，政府花钱大手大脚，民众福利水涨船高；当价格跌下去的时候，外汇收入骤降，财政缺口暴露，危机爆发。

每一次繁荣都被花掉了，没有被转化成资本、技术或产业升级。阿根廷经济学家自己的总结很精准：“阿根廷人对意外收入的反应是众所周知的：花掉它。不转化，不储蓄，不变成能挺过价格周期的资本。”
今天的米莱：又一次激进转向2023年底，哈维尔·米莱以“电锯总统”的姿态上台，推行了阿根廷历史上最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削减一半政府部门、放开汇率管制、取消价格控制、裁撤公共开支。
短期内，恶性通胀确实被压下去了。月度通胀从超过25%降到个位数，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甚至在2026年5月把阿根廷的主权债务评级从CCC+上调到了B-。
但代价同样明显。2026年上半年，阿根廷贫困率反弹到32.3%，比2025年下半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新增近150万贫困人口。GDP在第二季度环比萎缩0.6%，私人正规就业连续13个月下降。

经济活动的下滑直接反映在社会指标上：中产阶级在缩水，底层在扩大，社会张力在上升。
米莱的支持率在2025年10月的立法选举中遭遇重挫，反对派拿下了近47%的选票，执政党只有34%。
市场对2027年米莱任期结束后的债务违约概率预期也在上升，四年期和十年期的累计违约概率分别上升了400个和510个基点。
阿根廷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继续走米莱的激进自由化路线，还是回到庇隆主义的干预模式？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一个结构性困局阿根廷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总统、某一个政策、某一次危机造成的。
它是一个制度性困局。资源丰富让阿根廷不需要像韩国那样拼命发展制造业就能活得不错，但这种“不错”是脆弱的，依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
每一次危机之后，阿根廷都能靠资源出口缓过来，然后再次陷入同样的循环。没有一次危机真正推动了制度变革，没有一次改革建立起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政策在左右之间剧烈摇摆，企业没有长期投资的信心，资本外流成为常态，人才也跟着往外走。阿根廷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多去了西班牙、美国和巴西。

留下来的人，要么进入公共部门，要么在非正规经济里谋生。正规私营部门提供的岗位在持续萎缩，税基越来越窄，政府能收的税越来越少，财政赤字只能靠印钞或借债来填。
一个国家能不能变富，不只看它有多少资源，更看它能不能建立起一套让资源变成资本、让资本变成产业、让产业持续升级的制度。 阿根廷在这一整套链条上，每一环都出了问题。
从“南美巴黎”到今天人均GDP排名88位，阿根廷用了一百多年时间证明了一个道理：自然禀赋可以让你富一阵子，但只有制度能让你富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