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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士回忆:收复一座小县城时,我目睹了日军有多么的残忍

现如今的年轻人,多是从抗战剧里去认识那场战争的。在那些屏幕里,冲锋总是伴随着激昂的配乐,子弹打在身上也只是一个整洁的血窟窿,硝烟散去后,英雄们迎着夕阳微笑。可对于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这些老兵来说,战场根本不是那个样子。

战场,是没有声音的。不是说没有枪炮声,而是当枪炮声停下来,当你跨过残垣断壁,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会顺着你的脊梁骨往上爬,钻进你的骨髓里。那是成百上千条人命被瞬间抽干后,留下来的绝对的死寂。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这只剩下三个指头的左手总在阴雨天疼得钻心。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不受控制地飘起一股味道——那是混杂着被烧焦的高粱秸秆、烂肉、还有浓重铁锈味的气息。

那年,我刚满二十岁,是我们团二营五连三排的一名班长。那是1944年的深秋,我们接到的死命令是,拿下平源县城。

平源县城不大,但它是日军在冀中平原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卡着我们的交通线。此前,鬼子为了死守,已经把我军的两次冲锋压了回来。城墙外围的黄土被血浆泡得发黏,踩上去吧唧作响。上级下了决心,就算把整个二营拼光也得把这颗钉子拔下来。

那天拂晓,天连蒙蒙亮都算不上,透着一股青紫色的冷光。连长在战壕里巡视,没有人在做战前动员,大家只是默默地检查枪栓,把刺刀往粗糙的石头上蹭。

我身旁趴着栓子,一个十六岁的小老乡。他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手里死死攥着那把膛线都快磨平的老套筒,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筛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只是把水壶递过去。他喝了一大口,牙齿磕在铁水壶嘴上,发出“咯咯”的声音。

随着两发红色的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了。我们没有像样的炮火掩护,只有几门掷弹筒和几挺九二式重机枪。兄弟们全凭着两条腿,迎着城墙上喷吐的火舌往上扑。

我顶着满天的流弹,在一处炸塌的城墙豁口处翻滚了进去。耳边的爆炸声、喊杀声连成了一片,顾不上看身边倒下的是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往前冲,把小鬼子赶出去。

他们本来兵力就不足,遭到我们的连日围攻后,剩下的残兵开始放弃外围,向城北方向收缩撤退。当我们排切入县城东街的时候,枪声已经零星了下来。

按理说,打进城了,该看到老百姓了。可是没有。

整条东街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青砖灰瓦的民房大多敞着门,有些门板已经碎成了木茬子。风一吹,地上散落的破布条和碎纸钱在冷清的街道上打着旋儿。没有鸡鸭的叫声,没有狗吠,更没有婴儿的啼哭。这种安静,比震耳欲聋的炮击更让人抗拒。

我打了个手势,全班分成两组,贴着墙根开始逐院搜索。

我们先推进到了一个像是粮油铺的院子。一推开院门,一股极其刺鼻的血腥味直冲脑门。院墙的拐角处,倒着两个老人,看衣着像是店铺的掌柜和老伴。他们不是被枪打死的,而是被刺刀硬生生捅穿了肚子,老头的手里还死死捏着半个带着血印子的窝头。

跟在我身旁的栓子,看到这一幕直接偏过头干呕起来。我咬着牙,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低声喝道:“子弹上膛,警惕点,别愣神!”

当我们继续向城中心的一片大宅院推进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畜牲不如,什么叫人间炼狱。

那座大宅院原本是县城里的大户人家,日军强占后当了临时指挥所。院墙很高,大红漆的院门虚掩着。我们端着枪踹开门冲进去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抵抗。偌大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正房檐下挂着几个破烂的日军兜裆布。

“班长,你看那边!”栓子突然指着后院的长廊喊了一声。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长廊的一根粗大木柱子上,绑着一个人。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长头发散落下来遮住了大半个脸,身上的粗布衣裳被撕扯得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全是紫黑色的淤青和烟头烫过的焦疤。

她的头无力地耷拉着,身上全是血,顺着裤管一滴、一滴地砸在青砖上。

看到这惨状,别说是栓子,连我这种见惯了死人的老兵,眼睛瞬间就红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同胞啊!

栓子年轻,心里的那股火一旦烧起来就管不住腿。他端着枪就往前跑:“大姐,大姐你挺住,我们是八路军……”

女人似乎听到了声音,她的身体极其艰难地蠕动了一下。借着光,我看到她的嘴唇在疯狂地哆嗦,眼睛突然睁大了,死死地盯着跑向她的栓子。她发不出大声,但我从她的口型和喉咙里嗬嗬的气流声中,猛然读懂了她想要说的话。

她不是在喊救命,她是在拼尽最后一口气喊:“别过来……”

一种野兽般的直觉瞬间击中了我。日军撤退的时间很充裕,他们为什么会大费周章地把一个临死的女人规规矩矩地绑在院子中央最显眼的位置?

“栓子!趴下!别动她!”我嘶吼着,嗓子瞬间劈了,整个人不顾一切地往前扑。

栓子的手当时已经碰到了绑在女人身上的麻绳,他下意识地扯了一下。

在那一零点几秒的停顿里,我听到了金属清脆的碰撞声——“叮”。

那是手雷拔掉保险销的声音。

日军根本不是在绑人,他们是用这个已经饱尝凌辱、奄奄一息的女人做了一个诡雷。手雷就夹在她的腋下和绳子之间,保险拉环死死连着外面的结扣。一旦有人来解救她,只要扯动绳子,就会触发引信。他们不仅要杀老百姓,还要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和同情心,来杀八路军。

“轰——!”

一团橘红色的烈焰夹杂着黑烟在长廊下猛地炸开。巨大的冲击波把我直接掀翻在几米外,我的耳朵里瞬间只剩下尖锐的耳鸣,什么都听不见了。一阵灼热的剧痛从我的左手传来,但我根本顾不上看。

等硝烟稍微散去一点,我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木柱子被炸断了一半,那个可怜的女人已经血肉模糊,再也没有了人形。而栓子,我的小老乡,倒在三步之外。他的胸口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暗红色的血正汩汩地往外涌,染红了地上的碎砖。

我跪在地上,用剩下两根完好手指的左手和右手死死捂住他的伤口,想把血堵回去,可那血像泉水一样,怎么也捂不住。栓子看着我,嘴巴张了张,血沫子顺着嘴角流下来,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留在那片土地上,眼睛里的光就一点一点涣散了。

我没有哭。在极度的愤怒和惨痛面前,人是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一块烧红的生铁,硬生生地塞进了你的胸腔里,把你的五脏六腑都烫成了灰,只剩下无尽的冰冷和麻木。

枪声引来了连长和其他班的战士,大家看清院子里的情况后,全都不说话了。连长是个三十多岁的粗糙汉子,打仗从来都是身先士卒,流血不流泪。他看着地上的长条血迹,又看看那截被炸毁的柱子,突然猛地转过身,一拳狠狠地砸在砖墙上。一拳,两拳,直砸得指关节鲜血淋漓,皮肉翻卷,他却像感觉不到痛一样,咬着牙发出野兽般的低吼。

随后,我们强忍着悲痛,继续在后院搜索残敌,在一个偏僻的跨院里,我们发现了一道上锁的厚重地窖门。

门是从外面用大铁锁死死锁住的,门缝周围全是一圈圈被浓烟熏黑的痕迹。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所有人。连长红着眼,举起手枪,一枪打爆了铁锁。几个战士合力把沉重的地窖门掀开。

门刚一开,没有活人出来,只有一股极其浓烈的、令人窒息的恶臭和焦糊味如同实质般撞翻了最前面的两个战士。

连长拿着手电筒,踩着梯子往下走。我跟在后面。

手电筒的光柱在地窖里扫过,光圈落下的地方,我这辈子的呼吸都仿佛停滞了。

地窖不大,里面层层叠叠地堆满了尸体。粗略看过去,至少有二十多口人。有白发苍苍的老翁,有穿着花棉袄的妇女,甚至还有几个看起来不到腿肚子高的孩子。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人在绝望中经历了怎样的折磨。地窖门背后的木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抓痕,有的地方已经被指甲抠破了木茬。那是里面的人在窒息和火烧时,试图扒开一条生路留下的痕迹,许多尸体的手指都已经磨得露出了白骨。

在尸堆最上面的一角,一位母亲佝偻着身子,背部已经被烧得碳化。但在她的身下,死死地护着一个也就两三岁的娃娃。小娃娃没有被烧到,但因为吸入了毒气和小空间内的缺氧,小脸憋得青紫,依然保持着双手紧紧抓着母亲衣襟的姿势。

“畜牲!狗日的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连长突然歇斯里底里地狂吼起来,他在狭小的地窖里疯狂地挥舞着手电筒,仿佛要驱散这满屋的死气,“他们不是来打仗的,他们就是一群没长人心的畜牲啊!”

我靠在冰冷潮湿的地窖墙壁上,左手疼得整条胳膊都在抽搐。看着那些死不瞑目的乡亲,看着那个连世界是什么样都没看清就死在母亲怀里的孩子,我的心里没有了原本以为会有的、打了胜仗的喜悦。

这就是收复平源县城的真实过程。没有欢呼,没有百姓端着鸡蛋大枣来慰问,没有胜利的号角。那天下午,天空飘起了细密的冷雨。我们连剩下的六十多个兄弟,在县城外的乱葬岗上,冒着雨,机械地挥动着铁锹。掩埋自己的战友,也掩埋那些惨死的同胞。

雨水混着泥水,顺着我们的脸往下流。每个人都变成了泥人,谁也没有说话,只剩下铁锹切入泥土的“嚓嚓”声。

后来,我们团又接连打了许多硬仗。我也从班长当到了排长、连长。我身上的伤疤越来越多,左手不仅少了三根手指,右腿里也至今留着一块取不出来的弹片。这几十年来,每次碰到阴天,肉里的痛楚就会准时报到。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被炸断木柱下的女人临死前那句只有口型的“别过来”;我无法忘记栓子嘴里不断涌出的血沫;我更无法忘记地窖门后那无数道深可见骨的抓痕和那个青紫色的婴儿。

那不仅仅是生命的消逝,那是对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尊严的彻底践踏和撕裂。日军在平源县城留下的,不是两军交战的伤亡,而是一种将人类的良知彻底抛弃后的极度残忍。他们把人命当成了取乐的草芥,当作了诱杀的工具。

我把这段记忆藏在心底,今天把它讲出来,不是为了散播仇恨。只是想告诉后来的人,你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这口太平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敌人大发慈悲赏赐的。它是由无数个像栓子那样普通的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在铺满同胞残尸的修罗场里,一寸一寸,硬生生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