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葬礼上我出了全部四万费用，弟弟红着眼圈说姐你太不容易。
高铁上他发来微信说借了两万塞我包里，那是他东拼西凑的。
五年后我回老家，看见早餐店招牌下坐着个穿貂的女人。
她笑着对我说：“秀姐，你弟当年那两万，是我逼他借的。”
“不然怎么让你心甘情愿，再掏五万给他开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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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代玉秀，今年五十一。
高铁窗外的山在往后跑，跑得飞快，像要把什么东西甩掉。我捏着手机，屏幕上是弟弟刚发来的消息：“姐，钱在包里，面包下面。”
手指有点抖。我够下行李架上的双肩包，拉开拉链。几个廉价面包，塑料袋装着，压得有点扁。扒拉开，底下是个红塑料袋，捆得方正正，砖头似的。
两沓。一万一小捆，银行那种白色扎带还没拆。
我盯着那抹红色，眼前忽然就花了。车厢里的灯白惨惨的，照得那红色刺眼。邻座的大妈瞟了一眼，又迅速扭过头去。
脑子里嗡嗡响。父亲那张灰白的脸，插满管子被推出手术室的样子；弟弟蹲在病房地上，用棉签一点一点给父亲润嘴唇的样子；还有三天前，老家堂屋里，本家大伯问“这丧事钱，你们姐弟怎么摊”时，弟弟搓着手，低着头，一声不吭的样子。
我当时怎么说的来着？
哦，我说：“大伯，我家不一样。钱我出，全我出。我弟不容易。”
我说得斩钉截铁，带着一种城里工作、有稳定收入的姐姐，理所应当的担当。丈夫在旁边轻轻碰了碰我胳膊，我没理。我看见弟弟肩膀塌下去，弟媳妇眼圈红了，心里那点酸楚里，竟然还掺着一丝难以言说的、高高在上的满足。
看，我多懂事，多顾家。
四万块，我眼睛都没眨。刷卡的时候，收白事用品店老板那诧异的眼神，让我脊背都挺直了些。
可现在，这两万块像两个烧红的烙铁，烫在我手心里。
弟弟在微信里说：“我是儿子，该我出的。”
可他哪来的钱？父亲病了大半年，他寸步不离守着，地都荒了。上次我转他三千，他死活不收，说“姐你给爹治病花得够多了”。这钱，只能是借的。向谁借？这年头，村里人钱都紧巴。
高铁速度真快，老家那座小山头早就看不见了。我把红塑料袋塞回包里，拉链拉上，抱在怀里。眼泪掉下来，砸在背包粗糙的布料上，没声音。
旁边大妈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接过，哑着嗓子说了声谢谢。
她叹口气：“家里出事了？”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出事了吗？父亲走了，是大事。可心里这翻江倒海的难受，好像不只是因为父亲。
是因为那两万块钱吗？不全是。
是因为忽然发现，那个我一直觉得需要我拉扯、需要我照顾、憨厚得有点窝囊的弟弟，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咬着牙，默默扛起了他认为是“儿子”该扛的担子。哪怕这担子，是用借来的砖头，生生垒起来的。
而我那四万块的“担当”，在他这两万块面前，忽然就显得有点轻飘飘，甚至有点……刺眼。
手机又震了一下。
弟弟发来一条语音。
我点开，他那边声音有点吵，好像是在街上，背景音有摩托车的突突声。
“姐，”他声音还是那样，闷闷的，带着点山里人特有的憨实，“你到了没？路上慢点。钱……你别有负担，我能还上。就是……就是可能慢点。你别跟姐夫说是我借的，就说……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听着，眼泪流得更凶。
我按住语音键，想说“这钱姐不能要，姐明天就给你打回去”，可手指按在屏幕上，半天，却松开了。
我说不出口。
我把那两万块钱塞回去，摆出姐姐的姿态说“不用你还”，那我在葬礼上抢着出钱的那份“好”，算什么？我在他心里，在弟媳妇心里，在那些本家亲戚眼里，那份“长姐如母”的付出，又算什么？
我擦干眼泪，回了一句：“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家里，别太累。”
发出去，我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模糊光影。
家和万事兴。
父亲常说的这句话，此刻像根针，细细密密地扎在心口上。我原来以为，我多出钱，我让着弟弟，就是“兴”。可现在品出来，那“兴”底下，或许早就埋着别的什么东西。弟弟的沉默，弟媳妇的红眼圈，或许不只是感激。
也许还有别的。
一种被施舍的难堪？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沉重？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怀里这两万块钱，沉得我有点喘不过气。
回到省城的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丈夫开门接过我的包，很沉，他掂了一下：“带什么了，这么重？”
“老家一点土产。”我含糊过去，没提钱的事。洗了澡，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红塑料袋，还有弟弟那条语音。
“我能还上。就是可能慢点。”
慢点？他拿什么还？守着那几亩薄田，还是再出去干那累死人的建筑工？父亲这一场病，一个葬礼，几乎把这个家掏空了。我的四万，他的两万，加起来六万。在城里不算巨款，在村里，那是一家人好几年的嚼用。
丈夫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还不睡？想爹了？”
“嗯。”我应了一声。
黑暗里，我睁着眼。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上师范的时候，弟弟年底从工地回来，黑瘦黑瘦的，手上全是裂开的口子。他偷偷塞给我几百块钱，卷着，汗津津的。
“姐，你拿着，买件衣裳。”
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你留着，盖房子娶媳妇。”
他说：“我还小，不急。”
那几百块钱，我后来买了一件当时觉得很时髦的红色羽绒服，穿了好几年。每次穿上，就想起弟弟在工地上扛水泥的样子。
现在，那件旧羽绒服早就不知扔哪儿了。
可那汗津津的、卷着的几百块钱，和如今这捆得方正正的两万块，重叠在一起，压得我心脏生疼。
弟弟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笨拙地，沉默地，做着他认为该做的事。
而我，好像直到今天，才真正看见。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总忍不住给弟弟打电话。拐弯抹角地问：“最近怎么样？钱够用吗？有没有什么难处？”
弟弟总是那几句：“挺好的，姐。”“够用，你别操心。”“没啥难处，地里活忙得过来。”
问急了，他就说：“真没事，姐。那钱……我会想办法的。”
他越这么说，我越不安。那两万块，我用信封装好，锁在衣柜最里面的抽屉，没动。可它们像两块心病，搁在那儿。
直到五一假期。
我和丈夫还是决定回一趟老家。父亲走了，老家就剩弟弟一家，我心里总挂着。
路上，丈夫开着车，忽然说：“老这么给钱也不是办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弟还年轻，总不能一辈子种地。看看能不能帮他琢磨个小营生。”
我心头一动。
是啊，如果弟弟有个稳定的小生意，收入好了，那两万块的债，他也能轻松些。我总还他钱，他肯定不要。但如果是投资，是帮他立业，意义就不同了。
到了家，弟弟和弟媳妇早就在村口等着。半年不见，弟弟好像又黑了些，但精神头还行。弟媳妇拉着我的手，话没说两句，眼圈又有点红。
老屋还是那个老屋，只是没了父亲，显得空落落的。堂屋正面墙上，我当年得的那些奖状，早就被时光熏得发黄卷边，而弟弟空荡荡的那片墙，似乎也在无声地说着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提起话头：“小志，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就一直种地？”
弟弟扒拉着碗里的饭，没抬头：“种地也挺好，踏实。”
“踏实是踏实，就是来钱慢。”丈夫接过话，“我看你们镇上，现在人也不少。没想做个什么小买卖？”
弟弟筷子停了停，看了一眼弟媳妇。
弟媳妇小声说：“想是想过……就是……”
“就是什么？”我追问。
弟弟放下碗，搓了搓手，那手上老茧很厚。“姐，姐夫，不瞒你们说，我年前就去镇上转悠过。汽车站旁边，有两间门面房要出租，位置挺好。我就想……想开个早餐店。镇上卖早点的，都是摆摊，没个正经店面。要是能租下来，干个早餐，中午晚上也能炒点菜，应该能行。”
“好事啊！”丈夫说，“租金多少？”
“一年一万八。”弟弟声音低下去，“还得简单弄一下，买桌椅灶具……没个三四万，启动不了。”
三四万。
我心里飞快盘算。我锁在抽屉里那两万，加上我们手头能拿出来的……
“差多少？”我问。
弟弟没吭声。弟媳妇扯了扯他袖子。
我起身进了里屋，从随身带的包里，其实是从早就准备好的卡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走出来，放在弟弟面前的桌子上。
“这里面有五万。”我说，“你姐和你姐夫支持你的。不用还，就当是入股了。店开起来，好好干。”
弟弟和弟媳妇都愣住了。
弟弟盯着那张卡，眼睛慢慢红了，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弟媳妇直接捂住了脸，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姐……这……这不行……”弟弟嗓子哑得厉害。
“有什么不行？”我按住他的手，那手粗糙，温热，还在微微发抖，“我是你姐。以前你帮我，现在姐条件好点，帮帮你，不应该吗？这店开起来，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业，好好经营，把日子过红火，比什么都强。”
弟弟反手用力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手心里全是汗。他重重点头，眼泪砸在桌子上：“姐，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绝不给你丢人！”
那一刻，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和满脸的泪，我心里那块压了几个月的石头，好像终于松动了些。
这样就好了。我出钱，他出力。店开起来，他有了生计，那两万块的债自然也就不是问题。我们之间，那点因为葬礼费用而产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也能被这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事业冲淡吧。
家和万事兴。
这次，应该真的能“兴”了。
弟弟的早餐店，叫“志秀小吃”，取了他名字里的“志”，和我名字里的“秀”。
店开起来比想象中顺利。弟弟肯吃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粥、蒸包子、炸油条。弟媳妇手脚麻利，招呼客人、收拾碗筷。他们听了我建议，除了早餐，中午加了快餐盒饭，晚上弄了几个炒菜，用的都是本地新鲜食材，山野菜、土鸡蛋、自家养的鸡。
味道实在，分量足，价格也公道。很快，店里就有了回头客。镇上跑运输的司机，附近做工的工人，甚至一些乡政府的人，都爱来这儿吃。
我每次打电话，弟弟的声音都透着干劲：“姐，今天又卖光了！”“姐，昨天流水破千了！”
听着他高兴，我也高兴。那五万块，给得值。衣柜抽屉里那两万，我依旧没动，但心里已经盘算着，等弟弟店再稳定些，找个由头，比如算作追加投资，或者给侄子上学的红包，再还给他。
日子好像真的走上了正轨。
直到今年，父亲去世五年后的清明。
我和丈夫照例回老家扫墓。祭奠完父亲，心里堵得慌，丈夫说去镇上弟弟店里坐坐，吃口热乎饭。
“志秀小吃”的招牌比几年前旧了些，但门口停着的摩托车、电动车却不少，看来生意确实不错。还没到饭点，店里已经坐了几桌人。
我们推门进去，弟媳妇正在柜台后面算账，抬头看见我们，脸上瞬间绽开笑容：“姐，姐夫！你们回来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她赶紧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声音又亮又脆，“快坐快坐！小志！姐和姐夫来了！”
弟弟系着围裙从后厨跑出来，脸上油光光的，带着笑：“姐！姐夫！今天可得尝尝我新研究的辣子鸡！”
他确实变了。比以前胖了点，脸上有了肉，眼神也活泛了，不再是以前那个闷头干活、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样子。说话声音大了，腰板也挺直了。
我看着他，心里由衷地高兴。这才像个样子。
我们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弟媳妇给我们倒茶，弟弟去后厨张罗菜。店里客人渐渐多起来，吵吵嚷嚷的，充满了烟火气。
正喝着茶，门又被推开了。
一阵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一个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外面套着件棕色貂皮短外套的女人走了进来。头发烫着大波浪，妆化得挺浓，手指上戴着一个明晃晃的金戒指。
她眼神在店里扫了一圈，看到我们这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然后径直走了过来。
弟媳妇看到她，笑容僵了僵，但还是迎上去：“红姐，来啦？吃点什么？”
被叫“红姐”的女人没理弟媳妇，直接走到我们桌旁，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就坐在我对面。
她看着我，上下打量，嘴角勾着一点笑，那笑有点说不出的味道。
“你就是小志他姐？城里那个老师？”她开口，声音有点尖。
我点点头：“我是。你是？”
“我啊？”她往后靠了靠，手指轻轻敲着桌面，那金戒指反着光，“我是这片的，大家都叫我红姐。跟你弟……熟得很。”
弟媳妇站在旁边，脸色有点不自然，伸手想拉她：“红姐，我姐他们刚回来，先让他们吃饭……”
红姐一摆手，挡开弟媳妇的手，眼睛还是盯着我：“秀姐，是吧？常听小志提起你。说你能干，心善，对他好。当年他爹去世，四万丧葬费，你眼睛不眨就全出了。够意思。”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提这个干嘛？
“自家的事，应该的。”我淡淡地说。
“应该的？”红姐笑出声，那笑声有点刺耳，“是啊，姐姐帮弟弟，天经地义。后来你弟要开店，缺钱，你二话不说又给了五万。真是中国好姐姐。”
我皱起眉。她这话听着像夸，可语气怎么听怎么别扭。丈夫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弟弟端着两盘菜从后厨出来，看到这情形，脸色变了变，快步走过来：“红姐，菜马上好，你先那边坐……”
红姐看都没看弟弟，还是对着我，慢悠悠地说：“秀姐，我今儿来，也没别的事。就是碰见了，想跟你唠两句。你知道不，当年你弟开店那五万，要不是我，他可未必能那么痛快从你那儿拿出来。”
我愣住了。
弟弟急了：“红姐！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胡说？”红姐斜睨了弟弟一眼，“小志，事儿你都做了，还怕人说？当年你爹死的时候，你手里一分没有，丧事钱全是你姐出的。你心里过意不去，在我那儿喝多了，哭得跟个娘们似的，说你不是个儿子，说你姐瞧不起你。”
弟弟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拳头攥紧了。
红姐不理他，继续对我说：“是我给你弟出的主意。我说，小志，你想让你姐看得起你，光哭有屁用？你得让她觉得你是个男人，能扛事。那丧葬费，你不能白让你姐出。你去借，哪怕借高利贷，你也凑出点来，塞给你姐。让她知道，你不是窝囊废，你心里有数，这钱你认，你会还！”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我猛地看向弟弟。
弟弟低着头，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不敢看我。
红姐的声音像锥子，一下一下往我耳朵里钻：“你弟还真听我的。从我这儿，从别处，凑了两万。塞你包里了，对吧？效果是不是挺好？你是不是觉得你这弟弟，虽然没本事，但骨气还有，心里暖烘烘的？”
我的手在桌子下面开始发抖。我想起高铁上那个红塑料袋，想起弟弟那条语音“我能还上，就是可能慢点”……
原来……原来是这样？
“后来他要开店，缺钱，又不敢跟你开口。”红姐点燃一支细长的香烟，吸了一口，吐出烟圈，“还是我。我说，小志，你姐现在对你正愧疚着呢，觉得你懂事，有担当。这时候你提开店，她准支持。你得说得惨点，可怜点。租金说高点，预算说大点。她心疼你，肯定给。”
她弹了弹烟灰，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你看，我说对了吧？五万，到手了。这店开起来，也有我一份功劳呢。”
店里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其他几桌客人都停下了筷子，看向我们这边。
弟媳妇脸色煞白，想去拉红姐，又不敢。
丈夫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你什么意思？你说小志骗他姐的钱？”
“骗？”红姐嗤笑一声，“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姐帮弟弟，怎么叫骗呢？我就是帮小志，把他该得的，用点方法，从他这好姐姐手里拿出来罢了。秀姐，你说是不是？你出钱，你心里舒服，觉得尽了姐姐的本分。小志得了钱，开了店，翻了身。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她站起来，俯身凑近我，香水味混着烟味，熏得我一阵恶心。
她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音量说：“秀姐，你也别觉得亏。你这弟弟，没我这‘高人’指点，他一辈子就是个在你面前抬不起头的穷鬼。现在多好，店开了，钱赚了，腰杆硬了。你那点钱，就当是学费，买他一个出息，不亏。”
说完，她直起身，拍了拍弟弟僵硬的肩膀：“小志，谢我的酒，回头再喝。”然后，踩着高跟鞋，扭着腰，走了出去。门关上，带起一阵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