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但，为什么还总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总有人说我们的历史靠不住呢？最要，这样的声音乃基本上来自中华最低谷的那一时期。自十九世纪的后几年迄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化自信”如无。其间二三子，或坏或蠢或真的反向进化掉了膝盖关节，竟连“我们中国人是否有文化”都支支吾吾——不自信起来，恨不能举国直接送予“文明人”。

我国史书，最重要最难得的精神即“实录精神”——史家据事直书录之，实实在在录之。最著者，“崔杼弑其君”一事中的诸史官。史载：“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崔杼杀齐庄公，太史坚持直书录之，崔氏不许而竟至杀掉太史；怎料太史的二弟还这么写，三弟还这么写——杀！接着杀！眼看四弟还要这么写，崔氏终于服了：“唉，就这么写吧。”不过，还没完，事情的尾声更其震撼：“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史”听说太史满门尽死于崔氏，毫不犹豫揣上竹简就赶过去，那意思：不就是死吗？人可断头，史岂可断续？

——惟半路听说太史的四弟已据实录崔氏弑君之事入国史，这才回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每每念及，眼泪下来。

“崔杼弑其君”影视复现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以致几枚竹简、几页史书竟可以制衡渐趋独大的君权，使之再怎么为所欲为也不至完全地为所欲为。《春秋谷梁传》解析得甚好，“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解析，并进一步为后世史家凿实了这种“实录精神”的真义、真精神（《桓公五年》）。——上述“崔杼弑其君”的例子即典型的“信以传信”，其：是什么就是什么，把历史的原貌和这背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传递给后人。

那，什么又是“疑以传疑”？其最为典型的情况，尽管史家们搞不清楚某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也会把当时他们掌握的所有可能性一一记录下来。歧路多端又如何？那也不能真的四肢放平，“无为在歧路”；那也要把所有歧路一一留下，留予后人裁决，任由后人一而再反复地重游。材料的取舍是另一个问题，抑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少见史家取舍，多是能写尽写。我们今天为什么知道“烛影斧声”？又何以沉醉在辨析“建文帝去哪儿了”？皆“实录精神”，皆“疑以传疑”。

宋陵一瞥

建文帝到这儿了吗？

皆：当时的史家把他们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主动留给了我们——尽管那里面“可能性的含量”也许极低极低。“烛影斧声”来自南宋史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自僧莹《湘山野录》。原文虽不至如今天流行的“杀兄篡位”版本更适于看客们猎奇、看戏、唏嘘嗟叹，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没有放过哪怕一丝一缕的狐疑——最最起码，后人治宋史时因之更添小心，也更添期待。

至于“建文帝去向之谜”，更直就是官方正史《明史》主动留下的，丝毫也不在此等改变历史轨迹的大事上藏着掖着——哪怕是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为了什么？也许具体为了些什么，也许全无具体的目的。倘必须为了点什么，就为对得起“实录精神”；连史迹带史心，就为抽象而又具体地推益子孙后世吧。约而言之，还是那话，“抑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少见史家取舍，多是能写尽写”。

好吧，但，为什么还总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还总有人说我们的历史靠不住呢？最要，这样的声音乃基本上来自中华最低谷的那一时期。自十九世纪的后几年迄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化自信”如无。其间二三子，或坏或蠢或真的反向进化掉了膝盖关节，竟连“我们中国人是否有文化”都支支吾吾——不自信起来，恨不能直接举国送予“文明人”。

民国时代殷墟发掘之一瞥

此前几千年，不是没有人质疑这件事、那件事可能记错了，乃至是这位史家、那部史书整体真的不怎么样（如唐代刘知几，甚至质疑过孔子和司马迁）……惟：没有哪个会质疑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全无基本的“信实”可言，没有哪个会质疑历代史家不惜拼上性命以传承不怠的“实录精神”。要言之，古人看来，灏灏史书当然有错，不错不合逻辑——既不合理性逻辑，更不合人类先天的生物性逻辑；但，国史更显耀的徽章必定是“一向有常”。

——此“绝不轻易动摇底线的质疑”合情合理，亦仍旧在“实录精神”的谱系中。

同古人一样，我们今天不是也已不再看低自己的历史了吗？随着中华的复兴、文化自信的回归、考古证据的爆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重拾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自豪——转而开始合理地质疑西方历史虚饰重重（尽管有时有些着急）。综上，既然今天也不说“我们的历史靠不住”，古代更不说“我们的历史靠不住”，而独独就那一段失掉了文化自信的时期的个别人大叫“我们的历史靠不住”，显而易见：此间究竟是谁靠不住。

今之“博物馆热”：要多热，有多热

最后，还须问，如此难得的“实录精神”，竟是从何而来？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的起始点呢？

大约，“有史以来”即已如此。换言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其整个中华文明深深内赋的精神也——无非在史官、史家这一人群上集中展布了它们的光华。最初的史书《尚书》即已是这样实录人、事。《尚书》尽管失之于系月纪年，相对不那么精准，但它里面的核心人物或主要的历史地理信息，几无一处不能通过文献的互证乃至现代科技的验证。纪传体史书的鼻祖《史记》更是如此。即近代殷墟的发掘竟基本完全对上了它对殷王世系的记载，即两千多年来多少人挑它的毛病但终究也只是“挑挑毛病”——而非“另起炉灶”，简直当得起“实录本录”。

《汉书》赞太史公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鲁迅先生赞美《史记》“无韵之离骚”的前提，正“史家之绝唱”。——“实录本录”，毫不夸张。

据殷墟甲骨文复原的商族王室谱系：上图据甲骨文初期的祭祀而复原，下图据甲骨文末期的祭祀而复原。

《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族王室谱系：其中，仅黑体字标记的商王在甲骨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祭祀记录。

至于编年体史书的鼻祖《春秋》，更不必说。前述“实录精神”的真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打哪儿来的？其正就是《谷梁传》的作者自“《春秋》之义”提炼而来；孔子最好的学生之一—子夏，竟至改不动《春秋》的一个字——“实录本实”了，属于是。

总之是我国历史自有史以来已是这般实录，自最早的一批史书文本已是这般——时间最早，纪传体最早，编年体最早，皆已是这般。这还不足以说明“求是，求实，求信实”，其本就是中华文明基因里的东西吗？至于我们的文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基因，另一个天大的议题，在此不展开了。——地理因素？生产方式使然？核心人物的几次重大历史抉择？……不展开了。可能永远也没有“充分”的答案，而只能勉强触及一些“必要”的方面。

——总而言之，一者，“实录精神”乃我国史书以至整个中华民族最重要最难得的精神——可以考虑不加“之一”。

——二者，吾辈当以充沛的自信接过祖先的遗产；遗产背后，亦复是永不止歇的加油打气：“后世君子，加油往前去啊！”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主要参考文献】《尚书》，《春秋三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知几《史通》，司马光《资治通鉴》、《涑水纪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明史》，柳诒徵《国史要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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