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要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寻找一个最接近理想国的影子，那必定是大唐。

这个时代的伟大，不只在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不只在诗酒风流的文采斐然，更不在于疆域辽阔、兵强马壮。真正让大唐卓然于千古的，是它在立国之初，就奠定了一项足以傲视古今的制度根基——耕者有其田，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这是一个堪称古代天花板级别的社会构想。

隋末大乱，天下板荡。战火过处，村落成墟，良田荒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大批土地成了无主之物，流民四野，饿殍遍野。

新立的大唐朝廷，面对这片满目疮痍的江山，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将这些无主荒田收归国有，然后按人口分给百姓耕种。

但这绝非简单的分田了事。大唐的设计者们，制定了一套精密得令人叹为观止的规则，它不仅着眼于当下，更思虑及百年之后。

均田制规定：但凡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授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是国家借给你种的，身没之后须归还朝廷，不得买卖；永业田，则是国家赐予的基业，种满年限，便成为自家的恒产，可以传之后世。

更令人动容的，是它对弱势群体的照拂。老男、残疾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若寡妇当家做主户，更添永业田二十亩。就连方外之士，道士给田三十亩，尼姑二十亩，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人人有田种，个个有饭吃。

一公一私，一收一放，既守住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杜绝土地兼并的隐患；又保留了私有制的激励，让百姓有奔头、有干劲。口分田死后还公、永业田可以继承，从制度设计上，就为百年大计埋下了防患于未然的伏笔。

那豪门贵族呢？他们会甘心吗？

大唐自有雷霆手段：地主原有的私有土地，国家秋毫无犯，但划死上限，不准兼并百姓寸田，不准多占国家荒田。敢有逾矩者，唐律伺候——轻则杖责罚粟，重则抄家充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正是这条红线，让大唐前期百余年间，土地兼并被死死压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在这片土地上无迹可寻。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有一句话点透了均田制的精髓：“均田制不是要追求绝对的平均，而是要让富的有上限，穷的有底线。”

这正是大唐的胸襟与智慧。

均田制是治世的天花板，府兵制便是军事制度的天花板。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府兵，顾名思义，就是农民兼作士兵。农忙时扛锄种地，农闲时舞刀弄枪，战事起则披甲上阵，战事毕则解甲归田。自给自足，不耗国帑，比其他朝代养兵耗尽国库的操作，高明何止一筹。

为何能够如此？根基仍在均田制。

百姓有了田，吃饱穿暖，才有底气从军；而朝廷规定，凡为府兵者，不仅分田照旧，更能减免赋税徭役。当兵有福利，又不耽误养家，谁不争先恐后？

大唐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折冲府，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府兵并非滥选，而是优先挑那些家中有壮劳力、田地较多的农户——家有恒产，才有恒心；自己筹备兵器和粮食，不用朝廷额外掏钱。

这便引出了府兵制最令人称奇的操作：装备自备。听着匪夷所思，实则是大唐的神来之笔。别的王朝养兵，兵器盔甲、粮草马匹，全赖国库支应，军费常占财政之半。而大唐府兵，上阵的兵器口粮，甚至战马，皆需自筹，朝廷则以更多田地、更轻赋税作为回报，两全其美。

更何况，府兵皆是邻里乡亲，同耕同练，同生共死，凝聚力远非雇佣之兵可比。

这套制度的优势，条条戳中要害：

其一，省钱。 朝廷几乎不费一钱，便拥有了一支常备军。

其二，兵源优质。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些兵士身体素质过硬，战斗意志顽强。

其三，兵农合一。 农忙务农，保障粮食生产；农闲练兵，不误战备，完美平衡了民生与国防。

其四，忠诚度极高。 府兵保卫的，是自己的田产、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大唐。国亡则家破，这比拿饷当兵的雇佣军，忠心何止百倍。

大唐前期，正是靠着这对黄金搭档，兵精粮足，国库充盈。打突厥、平高昌、征高句丽，横扫六合，威震八荒，硬生生打出了一个万邦来朝的盛世。

均田制，并非大唐的原创。它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北魏孝文帝。

那是一个比隋末更混乱的时代。北魏初年，土地兼并之烈，令人触目惊心。豪门巨族占田千顷，锦衣玉食；普通百姓无立锥之地，或沦为佃户任人宰割，或流亡逃散聚山为寇。国家税源枯竭，兵源断绝，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孝文帝深知，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他力排众议，推出均田制：将国家手中的无主荒田、籍没田产，按人口分给百姓。无论鲜卑汉人，凡符合条件者皆可授田，口分、永业的雏形已然具备。核心只有一条：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

这一招，堪称定鼎乾坤。

均田制一出，北魏立刻逆风翻盘。国库充实了，军队能养了，战斗力直线飙升。就连原本水火不容的鲜卑与汉族矛盾，也因大家都有了田种、有了饭吃，而渐渐缓和。

后来北魏分裂为北周、北齐，这对兄弟虽然势同水火，却都毫不犹豫地继承了均田制，并根据各自国情加以优化。北齐前期，靠这套制度也曾富甲一方；北周更是将均田制玩到了新高度，配以府兵制的雏形，国力蒸蒸日上，最终吞并北齐，统一北方。

可以说，隋朝能够结束三百年分裂，一统华夏，一半的功劳，要记在均田制的账上。没有北魏、北周、北齐三代传承优化，隋朝纵有天大本事，也难以迅速稳定局面。

而大唐，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将这套久经检验的良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才撑起了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

然而，再完美的制度，也敌不过时移世易。大唐的崩溃，根子上，就是均田制的失败。而均田制的失败，又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最终将盛世推向了深渊。

问题出在哪里？

最致命的原因，是荒田分完了。

均田制能够运转的前提，是国家手里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可供分配。大唐开国，人口凋零，荒田遍野，分起来自然皆大欢喜。但架不住盛世来得太快——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人口从初年的两三百万户，暴涨至后来的上千万户。

人越来越多，土地却只有那么多。荒田早已分罄，连边角料都不剩。新出生的丁口、新归附的民户，只能眼睁睁看着，无田可授。均田制的根基，就这样被抽空了。

开疆拓土解决不了问题。北边是雪原，西边是戈壁，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耕种。让百姓背井离乡去边疆屯田，收成微薄，防御成本高昂，谁愿意去？

更要命的是，土地也在衰老。一块田种了几十年、上百年，肥力渐竭，收成每况愈下。百姓的种田积极性，随之消磨殆尽。

根本性漏洞一出现，其他问题便接踵而至。

豪门贵族开始故态复萌。大唐前期，红线高悬，谁也不敢造次。到了后期，皇帝锐气消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对土地兼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贵们仗势欺人，或低价强买，或直接侵占，百姓敢怒不敢言。更有甚者，官吏与豪强勾结，将公田偷偷据为私有，朝廷追查无门。

税收和徭役也变了味。前期赋税极低，百姓日子宽裕。后期朝廷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尤其是唐玄宗，太能折腾了——国库渐空，便开始变相加税。原本的减免优惠被取消，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百姓种田交完税，所剩无几，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有余力充当府兵、自备装备？

走投无路之下，许多人只能卖掉永业田，逃往外乡做流民，或者干脆投靠豪门做佃户，图个温饱。国家户籍乱了，分田收税无从谈起，均田制彻底崩溃。

归根结底，均田制的消亡，不是制度设计有误，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地矛盾这个根本性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均田制一垮，它的黄金搭档府兵制，立刻成了殉葬品。

前期的府兵，是香饽饽。当兵免赋税、多得田，打完仗还能回家种地，谁不愿意？

后期的府兵，却变成了烫手山芋。

首先，没人愿意当了。 百姓没田没粮，连自己都喂不饱，哪有钱自备兵器盔甲？去当兵等于去送死——赚不到好处还得倒贴钱，战死沙场家人也得饿死。于是，自愿报名变成了强制抓壮丁。朝廷招不到人，就硬拉，不管你家有没有老弱病残，不管你能不能自备装备，拉走再说。

可这样抓来的兵，要么哭哭啼啼毫无战意，要么半路逃跑，甚至有人故意砸断自己的胳膊腿，只为逃兵役。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

杜甫的《石壕吏》，写的就是这种惨状：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其次，待遇彻底摆烂。 前期府兵立功，能升官、能得田，朝廷言出必行。后期国库空虚，朝廷连官员俸禄都快发不出了，哪还有心思管府兵死活？立功了，赏赐兑现不了；战死了，抚恤没着落。

服役年限也越来越长。前期是农闲训练、战时出征，打完就回家。后期边境战事不断，府兵被派往边关，一去就是好几年、十几年，家都回不去。家里的田地就算没被兼并，也无人耕种，尽成荒芜。

《旧唐书》记载，有府兵“三十年不得代者，父子皆成老兵”。去边疆等于判无期徒刑，能不能活着回来，全看运气。于是，有人用石头砸断自己的胳膊，故意致残，只为逃避征召。

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写的就是这种绝望：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翻译过来就是：我不砸断胳膊，就得去云南打仗，最后大概率死在泸水边，尸骨无存，只能在万人坟里哭着想念家乡。还不如断了胳膊，至少能活着陪在家人身边。

最后，战斗力直线下滑。 前期的府兵，是种地的壮劳力，身体素质好，农闲时集中训练，邻里乡亲并肩作战，个个敢拼命。后期的府兵，抓来的壮丁体弱多病，心思根本不在打仗上，训练敷衍了事，打仗时逃跑投降，连武器都拿不稳。别说横扫四方了，能守住阵地就不错。

府兵制，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朝廷招不到兵，就算招到了也没战斗力。边境的敌人越来越嚣张——突厥、吐蕃轮番骚扰，抢完就跑。

到了武则天时代，边境已不断告急。北方突厥重新崛起，南下抢粮；西方吐蕃趁虚而入，抢了安西四镇；东北契丹、奚族也跟着叛乱，甚至一度打进河北。官府派兵去，府兵要么凑不齐，要么打不过。

到了唐玄宗时代，大唐的边境防线，已形同虚设。

朝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束手无策——手里没兵，再厉害也没辙。大唐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没府兵，守不住边境；要招府兵，就得有均田制；可均田制已经垮了，再也回不来了。

被逼到绝境的唐玄宗，只能破罐子破摔，想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招——设立藩镇，封节度使。

这一招，直接给大唐挖好了坟墓。

藩镇，就是地方军区和地方政府的结合体。节度使，就是藩镇的土皇帝。朝廷把一个地方的财政、行政、军事、税收，全交给节度使管——钱袋子、枪杆子、行政权，一次性全给了别人，就差没把皇位给他了。

唐玄宗为何要这么干？核心原因就一个：朝廷没人、没钱、没精力管边境了。

均田制垮了，国库空虚，朝廷养不起兵，也招不到兵，只能让节度使自己在地方招兵养兵，自筹军粮兵器。边境太远，朝廷派人管理，来回折腾还管不好，不如直接交给节度使，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守住边境就行。

唐玄宗一开始打得挺好：我给你权力，你替我守边境，咱们各取所需。你好好干活，我保你荣华富贵，互不耽误。

但他忘了，人性是贪婪的。权力这东西，一旦握在手里，就再也不想松开。节度使手里有兵、有钱、有地盘，慢慢就飘了，再也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了——他们变成了军阀。

更坑的是，节度使的权力还能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个藩镇，变成了节度使自己的私人财产。朝廷想换个节度使？换不了——你敢换，他就敢造反，反正手里有兵，怕你不成？

这些后果，唐玄宗未必不知。但彼时的他，已别无选择——府兵制彻底凉透，边境天天被骚扰，朝廷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先把眼前的麻烦糊弄过去再说。

你还别说，这么一搞，短期内还真促成了大唐的又一次繁荣——开元盛世。

繁荣是怎么来的？藩镇搞起来后，节度使手里有了实权，能自己招兵、自己筹粮、自己管理地方，不再看朝廷脸色、等朝廷拨款，办事效率直接拉满。以前派兵守边境，层层审批、层层克扣，粮食兵器半年都送不到。现在节度使一句话，立马就能招兵备战，边境很快稳住了。

边境一稳，丝绸之路重新通畅。西域的商人、货物源源不断涌入大唐，长安、洛阳恢复往日热闹，商铺遍地、人声鼎沸。节度使为了自己的藩镇更富，也会想办法让百姓种地经商，地方农业、商业慢慢有了起色，朝廷也能从藩镇手里收到一点税收，国库稍微宽裕了些。

更重要的是，以前府兵制垮了，大唐连像样的军队都没有，连小部落都敢欺负。自从藩镇建立，节度使手里有了精锐军队，不仅能守住边境，还能主动出击，吊打那些来骚扰的敌人。大唐的威风，又找回来了一点。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沙滩之上。

节度使势力越来越大，慢慢就不听朝廷的话了。朝廷能管的地方，越来越小。这就叫养虎为患——唐玄宗为了短期稳住局面，把节度使这只老虎喂饱了。老虎暂时不咬人，还能帮着打猎。可等它长大了、变强了，迟早会反咬主人。

后来的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爆发的。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为名，在范阳起兵。十五万铁骑，号称二十万，烟尘千里，鼓噪震地，南下直取两京。

那一刻，安禄山手里握着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权柄，身兼数十职，麾下精兵强将如云。他的藩镇，是大唐最富庶、兵力最强的藩镇。他的军队，是大唐最能征善战的军队。而他本人，曾是唐玄宗最信任的宠臣，杨贵妃的养子，出入宫禁如同自家。

这样一个手握重兵、位极人臣的边将，为何要反？

原因很简单：他看到了大唐的虚弱。

均田制已崩，府兵制已亡。朝廷手中无田可分、无兵可用，只能靠藩镇维持边防。而藩镇的力量越强，朝廷就越虚弱。安禄山在范阳经营多年，兵精粮足，对朝廷的底细一清二楚——那个曾经威震四方的大唐，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

他知道，只要他举起反旗，朝廷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镇压。那些节度使同僚们，要么坐山观虎斗，要么跟他一起反。而那个远在长安、沉迷酒色的皇帝，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江山崩塌。

于是他反了。

叛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十二月初，渡黄河；十二月十二，陷洛阳。次年六月，破潼关；六月十三，唐玄宗仓皇西逃；六月十四，马嵬坡兵变，杨贵妃香消玉殒；六月十七，叛军入长安。

那座万国来朝的帝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长安，一夜之间，沦为叛军的囊中之物。百姓流离失所，宫室焚烧殆尽，昔日繁华，尽成焦土。

八年战乱，山河破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曾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彻底化为泡影。那个凭均田制安民生、借府兵制定四方的大唐，那个承载着耕者有其田、贤者有其位的理想王朝，终究没能逃过盛极而衰的宿命。

安史之乱后，大唐虽又苟延残喘了百余年，却再也回不到从前。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专权层出不穷，牛李党争此起彼伏。那个曾经照亮东方的王朝，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徒留后人扼腕叹息。

回望大唐的兴衰，均田制的创立与崩塌，府兵制的兴起与覆灭，藩镇的设立与失控，安禄山的叛乱与肆虐，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悲剧。

它们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必然，是理想被现实碾压的无奈，是制度在时间面前的无力，是人性在权力面前的沉沦。

那个让富者有上限、穷者有底线的理想，何其崇高；那个让耕者有其田、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构想，何其温暖；那个让兵农合一、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何其精妙。

然而，理想终究敌不过人地矛盾的现实，制度终究熬不过百年的侵蚀，人性终究扛不住权力的诱惑。当荒田分完，当土地兼并卷土重来，当府兵变成抓壮丁，当节度使变成土皇帝，那个曾经照亮东方的理想国，便已注定走向覆灭。

唐玄宗晚年，不是不知道安禄山要反。幕僚们一个个来报，证据一件件呈上。他只是懒得管了——能爽一天是一天吧。于是装糊涂，于是当鸵鸟，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亲手喂大的老虎，撕碎自己亲手维系的繁华。

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历史。

安史之乱的烽火，点燃了大唐的繁华盛景，也击碎了那个延续百年的理想主义时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恢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富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都在烽火中化为泡影。

那个曾睥睨天下、兼容并蓄的王朝，那个承载着人类最美好理想的社会实验，终究没能逃过盛极而衰的宿命。曾经的盛世华章，终成过眼云烟；曾经的理想主义，终究败给了人性的贪婪与时代的局限。

徒留后人，在千年的时光之外，为这场盛大而悲凉的落幕，添一抹千古怅惘。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与真实——再美好的理想，也抵不过时间；再伟大的制度，也敌不过人性。

但大唐曾经来过，曾经照亮过这个世界，曾经让无数人相信，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