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响起枪声。国军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倒在血泊中，一同赴死的还有他的副官聂曦等人。这位被周恩来称为“密使一号”的潜伏者，最终用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承诺。

令人费解的是，吴石被捕后，主持审判的三位国军高官都曾为他求情，可这些努力终究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吴石的人生轨迹，本是国军体系内的“标准精英模板”。1894年出生的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后又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他凭借出色的军事素养一路晋升，抗战时期已是军政部主任参谋，深受陈诚、白崇禧等人器重。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吴石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授中将军衔。这个职位让他能接触到国军核心军事机密，也让他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看着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而国民党内部却贪腐成风、派系倾轧，他内心的信仰开始动摇。

1949年，吴石在好友何遂的引荐下，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出于对民族未来的考量，他毅然决定投身潜伏工作，代号“密使一号”。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关于国军兵力部署、防御计划的机密文件传递出去，为解放大军南下和解放海南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

吴石的潜伏之路本可更长久，却因一个意外被彻底打破。1949年12月，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又名朱枫）受组织委派赴台，与吴石接头接收情报。1950年2月，朱谌之完成任务准备返回大陆时，负责护送她的交通员在舟山被捕，随后供出了她的身份。

朱谌之被捕后，尽管受尽酷刑仍拒不招供，但她随身携带的一张写有“霞姐”字样的字条，让特务们顺藤摸瓜查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被捕后，直接将吴石推到了风口浪尖。当特务们在吴石家中搜出他准备带往大陆的国军《兵要地志图》时，他的身份彻底暴露。

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正式逮捕。消息传开后，国军内部一片哗然。蒋介石震怒之下，下令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此案，而主持审判的三位判官，分别是蒋鼎文、韩德勤和刘咏尧——这三个人，都与吴石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

蒋鼎文是国军陆军一级上将，曾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他与吴石的渊源始于北伐时期，当时吴石在他麾下担任参谋，凭借精准的战局分析多次助他化解危机。蒋鼎文对吴石的军事才华极为赏识，两人共事多年，私交甚笃。

“吴次长为人刚正，向来以国家利益为重，断不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或许其中另有隐情，还请委员长从轻发落，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审判间隙，蒋鼎文特意找到蒋介石，言辞恳切地为吴石求情。

韩德勤与吴石是同乡，两人都来自浙江。他们一同考入保定军校，在学校时便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又一同投身军旅。韩德勤深知吴石的为人，在他看来，吴石一生清廉，连家中老宅都破旧不堪，这样的人绝不会为了利益背叛。

为了救吴石，韩德勤不仅在法庭上公开为其辩解，还联合了多位与吴石交好的国军将领，联名写下保释信。他在信中写道：“吴石将军抗日有功，忠勇可嘉。今涉案被捕，疑点重重，望能查明真相，勿伤忠良之心。”

三位判官中，刘咏尧与吴石的关系最为特殊。他是吴石在陆军大学的学弟，当年吴石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对他悉心指导，两人亦师亦友。刘咏尧后来成为国军重要将领，在军事法庭担任判官时，本想借着职务之便，为吴石寻找翻案的机会。

他仔细查阅了吴石的案卷，发现其中部分证据存在瑕疵，便以此为由要求重新调查。在法庭上，他直言不讳地表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石通敌，此案应暂缓宣判，待补充调查后再作定论。”

除了这三位判官，国军元老陈诚也为吴石出过力。陈诚与吴石相识于抗战时期，对吴石的军事能力十分认可。他曾亲自面见蒋介石，称吴石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希望能留他一命，让他戴罪立功。

可即便有这么多重臣为吴石求情，蒋介石还是铁了心要杀他。这背后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首先，吴石的“罪行”触碰了蒋介石的底线。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对“通共”行为极为敏感，将其视为动摇统治的根本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