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此文是张荆教授在参加“法律小食堂”活动时的约稿。非常感谢张教授在百忙中不顾疲惫，为我们静心撰写这篇3000多字的问答式长文。

对当下的“老板挂路灯”思潮，张教授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论述，故此文对我们理解、认清事件本质有很大助益。

问：您如何评价网上热议的“老板挂路灯”这一社会思潮呢？

张荆教授：思潮一般是指某一时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主流思想趋势，“老板挂路灯”是否成为一种主流思想趋势还很难说。“挂路灯” 的提法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私刑，这类言论的传播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恐慌。

根据2026 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对 “组织水军实施网络暴力”“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发布违法信息” 等情形应从重处罚，这种网络暴力还是应该被禁止。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国“老板挂路灯”的提法始于2022年5月，在《红歌会网》上有一篇小崔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把资本家挂路灯到底是什么意思》，文章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消灭剥削。之后，“老板挂路灯”在网络空间被广泛传播和留言。

我阅读网上的相关讨论，核心集中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因此除了强调法律禁止的行为之外，还需要讨论一下财富分配的问题。

问：好的，您是如何看待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的？

谈到分配问题，应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三个层级来分析。十二年前，我在北工大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做执行主任，曾带领团队做过薪酬和分配机制的课题研究，并且出过专著。先说初级分配，它是与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相联系的分配过程，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工资等。

改革开放前，我们寻求初次分配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很小，低收入、低消费，导致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干好干坏一个样，“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俗称平均主义“大锅饭”，当时的生产效率较低。改革开放，初次分配加入了竞争机制，计件工资、奖金、绩效工资等刺激要素，大大调动了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

最开始的初次分配改革，考虑的要素是单位时间的劳动量、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后来又逐渐把资本、数据等要素加入进初次分配，强调根据这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来进行初次分配。

“老板挂路灯”，上实际上是对资本进入初级分配的不满。资本能否可以成为初级分配的要素，“老板挂路灯”的主张者应该是不赞成的。

我们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职工的收入随市场的景气与不景气上下波动，企业有自主权，这点被社会逐渐认可。问题是非企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如何公平合理，比如公务员，经济不景气仍拿很高的工资就显得不公平，就会形成不平等的社会感受。

我们的建议方案是，以地域民营经济的中型企业的平均工资为参照系，上下浮动公务员的工资，以消减社会矛盾，并使公务员阶层关注地域企业的兴衰。

在确定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后，非企业人员还应该有一个根据其受教育程度、工作复杂程度、科技含量等要素的考量，比如：对飞行员、大学老师、中小学老师、记者、医生、科学工作者等职业收入分配的高低排序。

这两方面，是我们初次分配改革中所欠缺的。因为衡量标准的含糊，容易让人们产生分配随意性、不透明和不公平感。

问：二次和三次分配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呢？

张荆教授：二次分配也叫再分配，国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税）等方式，从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中征集部分财富，用于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

二次分配的原则应该是公平和服务均等化。在此基础上分配重心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次分配制度的改革中也存在不足，目前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可能是“老板挂路灯”等社会焦虑、社会宣泄的原因之一，比如：养老金、医保等的差异。

三次分配主要表现为慈善公益。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基于自愿的原则，以捐赠、资助、义工等形式，对所属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

三次分配在改革中也遇到很多问题。慈善事业因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出现断崖式下跌，引发公众对善款被挪用、管理混乱、慈善公益事业被腐败了的质疑。

总之，初次分配讲竞争，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均等，讲向弱势群体倾斜。三次分配需要做到善款到位、减免税、授予荣誉，以及善款结果及时反馈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关系捋顺了，“老板挂路灯”的社会愤懑，以及暴戾之气将会大幅度降低。

问：“老板挂路灯”是不是仇富心理的表现？

张荆：“老板挂路灯”是不是思潮我不敢说，但应该是一种仇富心理的表现。

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轨迹很有意思。小时候我们住在筒子楼里，房子、床、桌子，连小板凳都是国家的，每个月父母的工资单上都会写上扣除这些租金。记得我家只有用高粱杆编的盖帘绑在洗脸盆架上做成的餐桌，属于我们的私有财产。

上大学后我家住进了单元房，九十年代住房制度改革，又将其买了下来，有了私有的衣柜、桌子、床、电视机、洗衣机等，生活得到改善。在生活改善的同时，我们更能感到孩提的发小们，或下海经商、或投资房地产，或托关系利用政策红利迅速暴富，开豪车、住别墅。

我国到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9，大大超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0.40）。对于这一时期的暴发户，未富者会对他们财富的来源及合法性提出质疑，是否“来路不正”，是否有权钱交易、偷税漏税等，仇富的社会心理开始升温，应该说，贫富差距扩大是仇富心理最核心的现实基础。

其次，中国属于”外生型”发展国家，就是说它不是像“内生型”的发达国家，是通过技术的发明，逐渐将产品推向市场后，进行消费。“内生型”多是将国外的技术引进后，直接进入消费领域。所以”外生型”国家热衷于消费，消费超前是惯例。

同时，“消费的示范效应”决定消费是和自己亲近的人、和自己邻居比较，发小们的暴富和高消费也刺激着我的消费，攀比之风盛行，持久不衰。

再有就是电影、电视等媒介，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让富人的生活方式（如豪车、奢侈品、海外旅行）被广泛传播。这种“炫富”行为，与普通人的日常艰辛工作和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加大了人们的心理落差。

第三就是“酸葡萄心理”。对他人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东西产生嫉妒。当个人在事业、生活中遇到挫败，沮丧、缺乏自信时，将暂时的不得志或失败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和富人的“原罪”，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以维持自我价值感。

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种仇富心理呢？

我在国外留学打工时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在巧克力糖厂的流水线上打过工，在加油站、快餐店打过工，在中医院熬药。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当地打工的年轻人。

我曾问过他们：你们仇恨那些富有的人吗？他们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不仇恨”，我问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是他们父辈几代人留下的财产。另外一种回答是：我们经过努力奋斗，几年或十几年也能生活富有。

这里我想说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的这种暴富的特殊时代，我们的后辈可能不会再遇到了。比如：21世纪初，贷款也好，借款也好，你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每平米6000元，十年后每平米涨到十万元，增长了17倍，一套房居住，一套房卖掉，你就迅速成为富有的人。当时你要买了若干套房，你就成为超富有的人。这种富不是劳动所得的积累，而是房产的大幅增值的结果。

其实，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完全是工资收入的差距造成的，更多的还是财产收益的结果。如何化解因时代红利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否代际的交替后会得到缓解呢。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勤奋的人、给年轻人以向上流动的通道，他们通过努力将来也会事业成功，也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一定不能封闭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通道。

社会学讲文化目标与制度性手段的关系，就是说社会设置了文化目标，如：地位、荣誉、富有生活等，人们为此目标奋斗，同时社会还要为人们提供实现文化目标的制度性手段，人们通过制度性手段最终达到社会的文化目标。

如果只有文化目标，没有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或通道，一些人就会通过非法的手段，甚至犯罪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再或者就是放弃社会目标成为颓废和消极的人。因此，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