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接到那个电话时，正在阳台侍弄他的几盆兰花。
是个陌生号码，区号显示来自一千公里外的老家。他接起来，对方沉默了两秒，然后是一个试探的声音：
“是……周建国吗？”
“是我。您哪位？”
“建国，是我啊，王卫东。”电话那头顿了顿，“三十年了，你大概都忘了我吧。”
老周手里的花洒微微一晃，水洒在了拖鞋上。
王卫东。这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轻轻一转，就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门。
那是1978年的冬天，在南方一个小县城的中学宿舍。
两个十六岁的少年，挤在一张吱呀作响的双层床上铺。下铺睡着另外两个同学，已经传来鼾声。
“建国，你冷吗？”王卫东在黑暗里小声问。
“冷。”老周——那时候还是小周——把被子裹得更紧些。南方的冬天湿冷，宿舍窗户漏风。
“过来点，挤挤暖和。”
王卫东往墙边挪了挪。两个人肩并肩躺着，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你说，咱们能考上大学吗？”王卫东问。
“不知道。但我想考出去，去看看长江。”小周望着漆黑的天花板。
“那咱们一起考。等考上大学，我请你吃饭，吃肉！”
两个少年在黑暗里笑了。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透进来，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
那是他们记忆里最冷的冬天，也是最暖的冬天——因为两个穷孩子的体温，可以互相取暖。
后来，他们真的都考上了大学。只是天各一方，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联系像断线的风筝，飘着飘着就不见了。
再后来，听说王卫东回了老家，在县里当了个小干部。而老周留在省城，进了工厂，娶妻生子，退休，养花。
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电话里，王卫东的声音老了，沙哑了。
他说儿子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房子要被拍卖了。他说自己退休金微薄，老伴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他说走投无路，翻遍了通讯录，最后找到了三十年前记下的这个号码。
“建国，我知道这很唐突。如果你不方便，就当我没打过这个电话……”
“需要多少？”老周打断了他。
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的时间。然后传来压抑的、像是抽泣的声音。
“五……五万。我会写借条，我一定会还……”
“账号发我手机上。”老周说，“今天就能到账。”
挂掉电话，老周在阳台站了很久。兰花叶子上的水珠，在晨光里晶莹剔透。
妻子买菜回来时，他正在手机上操作转账。最后一笔确认，五万块汇了出去。
“给谁转钱？”妻子随口问。
“一个老同学。三十年没联系了，刚打电话来，儿子出事，急用钱。”
妻子手里的菜篮子“咚”地放在地上。
“多少？”
“五万。”
“周建国！”妻子的声音提高了，“三十年没联系？一联系就借钱？你傻了吗？这明摆着是骗局！”
老周没说话，继续给兰花浇水。
“你说话啊！”妻子抢过他的水壶，“你连借条都没见着吧？连他现在住哪儿都不知道吧？万一他不还呢？万一他根本就不是你那个同学呢？”
“他是。”老周说，声音很平静，“我听得出来，他是王卫东。”
“听得出来？三十年！三十年人的声音不会变吗？骗子不会伪装吗？”妻子气得眼圈都红了，“我们攒这点退休金容易吗？你倒是大方，一出手就是五万！”
老周放下花洒，看着妻子：“你还记得2003年，我下岗那年吗？”
妻子一愣。
2003年，国企改制，老周所在的那家老厂子撑不下去了。
四十五岁，他突然没了工作。儿子正要上高中，处处用钱。他骑着自行车满城找工作，从城东到城西，一家家工厂问过去。
“超龄了。”
“没相关经验。”
“等通知吧。”
那是最难的一个秋天。有一天，他揣着最后两百块钱，站在人才市场门口，突然就不想进去了。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是老家一个远房亲戚。
“建国啊，听说你下岗了？我这边有个机会，省城有家新开的机械厂在招技术顾问，我托人问了，他们需要你这种老师傅。我给你个电话，你直接去找张主任，就说是我介绍的。”
老周去了，面试很顺利。那个工作，让他撑过了最难的三年，直到儿子考上大学。
后来他才知道，哪里有什么远房亲戚托关系。
是王卫东。
那个三十年没联系的老同学，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他的困境，托了层层关系，拐弯抹角地找到那个“张主任”，又怕伤他自尊，编了个“远房亲戚”的说法。
那通改变他命运的电话，是王卫东打的。
“这件事，”老周对妻子说，“王卫东从来没跟我提过。我也是前几年回老家，偶然听另一个同学说起才知道的。”
妻子沉默了。她记得2003年的艰难，记得丈夫那段时间的白发，也记得后来突然出现的那份工作。
“他当时帮我，没告诉我。现在他需要帮助，告诉我了。”老周说，“这五万块，对我来说是一笔钱。对他来说，可能是儿子房子的首付，是一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的保障。”
“可是……”妻子的语气软了下来，“万一他真的不还呢？现在这世道……”
老周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复杂。
“还不还，是他的事。借不借，是我的事。”
这件事在亲戚朋友间传开了。
大多数人的反应和妻子最初一样：老周傻了，被骗了，这钱肯定打水漂了。
只有一个人，说了不同的话。
是老周的发小，老陈。他来家里下棋时听说了这件事，沉默地走了一步棋，然后说：
“如果是王卫东，那这钱该借。”
“你认识他？”老周问。
“不认识。但我懂。”老陈看着棋盘，“咱们这代人，有些情分是算不清账的。”
他讲了自己的故事。
二十年前，老陈的母亲病重，急需一种进口药。那时候这种药还没进医保，价格昂贵。他凑不够钱，急得嘴上起泡。
是一个多年不联系的战友，辗转听说后，连夜坐火车送来两万块钱现金。没写借条，只说了一句：“先用着，不够再说。”
后来老陈母亲还是走了。他攒钱要还，那位战友说什么都不收。
“他说，钱能还清，情分还不了。当年在部队，我替他挨过一记处分，他记了一辈子。”
老陈说：“现在那位战友去世七年了。那两万块钱，我最后还是以他孙子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小学。有些债，欠着欠着，就成了心里的念想。”
棋下完了。老陈起身离开前，拍了拍老周的肩膀：
“你不是借给他五万块钱。你是还给他一场青春，还给那个挤在一张床上互相取暖的冬天。”
整整三个月，王卫东没有消息。
妻子虽然不再天天念叨，但偶尔看着银行账户，还是会叹气。老周照常养花、下棋、散步，好像那五万块从未存在过。
直到一个周二的下午，老周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王卫东发来的短信，很短：
“建国，钱收到了。儿子的房子保住了。我现在在儿子店里帮忙，每个月还你两千。可能要还得慢些，但我一定还完。卫东。”
没有解释为什么三个月没联系，没有诉苦，没有多余的感谢。
老周把短信给妻子看。
妻子看了很久，问：“你不回点什么？”
老周想了想，回了七个字：
“不急。保重身体。建国。”
又过了三天，老周收到第一笔转账，两千块。备注写着：“第一期。卫东。”
他截了个图，发给妻子。
妻子看着那张截图，突然就哭了。
“你哭什么？”老周递过去纸巾。
“我不知道。”妻子擦着眼泪，“我就是……突然觉得，你们这代人，傻是傻，可傻得让人心疼。”
那天晚上，妻子多做了两个菜，还给老周倒了杯酒。
“下次他再打电话来，”妻子说，“你问问，他儿子店开在哪里，做的什么生意。万一……万一咱们以后去那边旅游，也好有个照应。”
老周笑了，喝了一口酒。
酒很辣，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暖。
这个故事传出去后，引发了很多讨论。
有人说老周重情重义，有人说他太过天真。有人说这是跨越三十年的诚信，有人说这只是侥幸。
但老周自己明白，那五万块钱汇出去的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想的不是钱能不能回来。
他想的是1978年那个冬天的夜晚，两个少年挤在一张床上，聊着关于未来的梦。
他想的是王卫东在电话里压抑的哭泣——那是一个男人放下全部尊严的声音。
他想的是，人生走到这个阶段，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比钱更贵重。
比如信任。
比如记忆里的那点温暖。
比如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人曾经在你不自知的时候，悄悄为你点亮过一盏灯。
如今那盏灯也许微弱了，也许快要熄灭了。
你能做的，不是问它为什么不够亮，而是走过去，为它添一点油。
哪怕那需要付出五万块钱的代价。
哪怕在别人看来，这很傻。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下乡、下岗、下海，经历了物质的匮乏，也见证了时代的巨变。
我们习惯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可为什么在某些时刻，我们又愿意为了一些“虚”的东西，付出“实”的代价？
因为在我们心里，有一本账。
那本账上，记的不是钱，是人情，是义气，是“当年你帮我一把”的恩情，是“说好一起去看长江”的约定。
那本账的算法，和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的账本上，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即时结清。
我们的账本上，有些账欠了几十年，突然某一天，连本带利地想起来了。
然后，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还。
老周的书桌抽屉里，至今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
是高中毕业照。黑白的，几十个少年站成三排。他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王卫东在第一排右边第一个。
照片背面，有一行褪色的钢笔字：
“1979年夏，于县一中。愿友谊长存。”
四十五年了。
友谊真的长存了吗？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当那个三十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打来电话时，他没有犹豫。
因为在那本属于他们这代人的账本上，有些情分，从来不需要联系来维系。
它们就静静地躺在岁月深处。
等待着某个时刻，被一个颤抖的声音唤醒。
然后，用一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傻的决定，去证明——
有些东西，从未忘记。
有些人，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窗外的兰花开了，香气淡淡地飘进来。
老周给那盆花拍了张照片，犹豫了一下，发给了那个三个月前才重新出现在他通讯录里的号码。
配了一行字：
“兰花开了。你那边，也春天了吧。”
几分钟后，手机亮了。
王卫东回了一张照片。是一株种在旧脸盆里的蒜苗，绿油油的，在简陋的阳台上顽强地生长着。
下面也是一行字：
“嗯，春天了。”
你看，春天总会来的。
就像有些情义，哪怕沉默三十年，也依然会在某个清晨，悄然发芽。
这世间所有的算计，都敌不过一颗干净的心。
所有的得失，都抵不过一句：
“当年，谢谢你了。”
“现在，有我在。”
（我是子晨，每晚与你在此，倾听岁月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