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人们都知道章士钊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毛泽东的故交，但很多人恐怕不知道的是，在他的后半生，作为毛泽东选定的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密使，曾四次出征前往香港，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上层人士进行接洽斡旋，时间长达近二十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躹躬尽粹，至直病逝香港，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殷殷爱国之情可敬、可佩！

章士钊之所以成为共产党方面的信使，是因为他具有无人替代的特殊身份。章士钊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他曾是孙中山依重的谋士，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兼立法委员，解放战争后期曾是国共和谈代表之一，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颇深。同时，章士钊又是共产党多年的老朋友，曾筹二万大洋支持毛泽东的革命事业，营救过共产党先驱李大钊，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又亲自出庭为其辩护。建国后受毛泽东之邀，担任政务院政法委员兼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务。更重要的是，章士钊有一颗爱国赤诚之心，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和统一。

章士钊的这种特殊身份，成为两岸和谈中共方面的不二人选。由此，他不负重托，以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开启了两岸斡旋的艰难之旅。

第一次出征：传递中共关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主张。

我们都知道，祖国的统一大业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使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台湾的任务最终没能实现。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签定，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在此情况下，祖国的统一大业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5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众多国家政府首脑的一致赞同，被誉为“万隆精神”。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向新闻界朋友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海峡两岸尤为震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对台湾军政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相见以诚”、“来去自由”的政策等等。

由此看出，中共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政策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章士钊听到这些消息，更是异常兴奋。在1956年的元旦招待会上，他找到周恩来总理，主动请求借探望其第三夫人——殷夫人之名去香港，利用过去的一些旧关系，做蒋介石的工作，探求祖国统一的道路，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与章士钊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并专门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进行了交底。临行前，让他带上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对国共第三次合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第一、除了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事大权等仍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中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先生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8月7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信件来到香港，找到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请他将中共中央的信转交蒋介石。许孝炎知道事关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信件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反复阅读了多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任何表示。在蒋介石看来，此时还不是与中共和谈的时候，他还以为有美国的支持，正在做“反攻大陆”的美梦，于是和谈搁浅。

第二次出征：传递我方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

五十年代后期，美帝国主义出于本国的战略利益，多次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施压，要求其从金门、马祖等临近大陆的岛屿撤军，鼓励台湾独立，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从中看出了美国的企图和野心，决定演一场大戏，为台湾国民党当局解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23”炮战。

1958年8月23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根据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万炮齐发，向占据金门岛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和驶往金、马的运输舰进行警告性、连续性的大规模炮击。击毙金门防卫部队3名中将副司令和数百名官兵，击伤一艘运输舰和两艘其他舰只，摧毁了大批军用设施，封锁了金门。

此战作为一场政治战，达到了一箭六雕的目的：1.试探美国；2.分化台美；3.贬损台湾当局和美国的声威；4.打击台湾当局民心士气；5.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和决心；6.防止出现两个中国（如东西德和朝鲜半岛的分裂）。

然而，台湾当局被“炮战”打得晕头转向，不知大陆的良苦用心；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又以此理由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诸岛。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解除蒋介石集团的疑虑，中央又一次请章士钊出征前往香港，向蒋氏父子传递讯息，

1958年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与台湾方面人士接触，把中共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转达给蒋介石，劝蒋顶住美国压力，决不能从金门、马祖撤军。为了让对方配合演好“双簧”，大陆方表明以后作为常态化炮击，逢单日打，逢双日不打，给对方一个物资补给空间，让美国看到这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同时奉劝蒋介石能够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放弃反攻大陆的妄想。

章士钊

章士钊此行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蒋介石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得到坚持，粉碎了美国妄图把台湾分裂出去的阴谋。

第三次出征：带着我方的和谈条件前往斡旋沟通。

自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启两岸沟通对话以来，台湾方面也先后派出宋宜山、曹聚仁等密使前往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经过双方多次互动，逐渐形成了一定共识。

为表达大陆方诚意，中央高层再次请章士钊出征，携带我方初步拟定的“六项共识”前往香港，通过台方人员转交对方。这“六项共识”大致内容是：

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蒋仍任国民党总裁；

二、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能降低；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也看出中共的巨大让步，条约中的部分内容虽然具有争议，但已经能够看见未来“一国两制”的影子，在当时双方不断地斡旋与取舍之下，这无疑是最具有可行性的结果。

章士钊对“六项共识”赞赏不己，觉得台湾方面如果有诚意，很快有可能达成协议。但奈何身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时势使然，使得和谈并未顺利进行下去。蒋氏父子处于弱势地位考虑，总担心协议难能兑现，所以迟迟未能坐下来商谈，致使统一的脚步继续往后推移。

章士钊

就在这次赴港期间，章士钊为在台湾思乡心切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牵线与家乡亲人取得联系，使87岁的于老百感交集，在临终前反复嘱托：“台湾与大陆，合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还写下了那首凄凉伤感的诗词：“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第四次出征：带着终生愿望踏上两岸促统之旅。

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加上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以及中日关系的改善，在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后，台湾的处境可谓是急转直下，如此形势对两岸统一十分有利。基于形势大好，毛主席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日程，提出促蒋和谈。

但是，由谁来承担这项历史使命，成为中央考虑的一个难题。当然最佳人选仍然是章士钊，但此时章老已年逾九十高龄，且身体刚摔伤不久仍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中央只能开始物色其他人选。

然而，章士钊听到消息后，主动写信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我一大遗憾；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台湾的回归。近二十年来，三次赴港充当两岸关系使者的章士钊，他凭借早年的革命经历、极高的威望和人缘，为两岸关系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道。正是因为这样独特的经历，“推进祖国统一”在章士钊老先生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促成这件事。

毛主席深思熟虑后，说道：“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周总理妥善安排了此事。

首先，安排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章士钊去香港。由于当时中国民航与香港尚未开通航线，但是为了章老的出行，外交部与港英当局进行了反复磋商成行，他的专机成了第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

其次，考虑到章士钊患病的高龄身体，专门为他配备了医生、护士，厨师、保姆以及秘书；考虑到他的安全，为他派了随行警卫员；考虑到家属对他的担忧，安排章老的儿子章可、女儿章含之和外孙女妞妞（洪晃）一同前往。

1973年5月25日，92岁高龄的章士钊老人，携家人在各方面人员的陪护下，出征开始了他的第四次香港之行。当他到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没想到周恩来总理已在机场贵宾室等候，专程为章老送行。周总理握手道别时一再订嘱章老要保重身体。章老激动得两手颤抖，眼含热泪回复：“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

章士钊乘专机抵达香港，他对此行满怀信心，殊不知死神离他越来越近。

章士钊到香港后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人士，先后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五、六十年代两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章士钊此次赴港所带中共关于和谈条件与过去大体相同，即尽快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可给予台湾地区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经费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负担。如果台湾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先进行官方或私人及团体互访作一定接触，暂不举行谈判。

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等原因，病倒了，而且病情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他便处于昏迷状态。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发唁电称：“行严先生不幸在港逝世，深为悼念。二十多年来，行严先生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为国家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章士钊，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二十多年如一日做一件大事，不知疲倦躹躬尽粹，其民族大义值得赞叹；作为一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耄耋老人，不顾老朽之身仍请缨出征，为海峡两岸统一大业而献身，其爱国情怀将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