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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见法”看韩信到底有没有谋反?

一代“兵仙”韩信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洁明了,《高祖本纪》载: “( 十一年)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一代“兵仙”韩信最后的结局在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洁明了,《高祖本纪》载: “( 十一年)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太史公曰: “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从史料来看,韩信谋反是板上钉钉之事。那么韩信到底是否真的谋反了呢?千古以来争论不休。

而且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也是言之凿凿。不是说司马迁是忠正不阿的吗?难道他也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苏洵在阅读《史记》时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人物的缺点或者阴暗面,在其本传当中没有体现,但是仔细研读其他与之相关的人物传记时,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例如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 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 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

意思就是这些人都是当世名将,但是其身上难免会有瑕疵。可以将一些小的瑕疵安排在其他传记中,而在本传中则不做体现。这种描写手法被称之为“互见法”。用苏洵的话说就是“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

在《史记》之中有多“互见法”的使用,是司马迁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性而开创的一种手法。而关于韩信谋反的事件,《史记》之中就有着多处记载,需要联系在一起,才能更加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质。

及系急, 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 "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

首先是周勃,周勃的情况可以说和韩信非常相类似。也曾因为谋反之罪而被逮捕,然而薄太后却力保周勃。

薄太后说道:“周勃曾位居太尉、丞相之职,并且帮助汉王朝平定了诸吕,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他手握重兵,想要谋反简直是轻而易举。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他都没有这么做。而如今卸甲归田,在一个小县城,身旁无依无靠。却想要谋反,不觉得很可笑吗?”这是周勃的情况。

而韩信根据《史记》的描述,他居然仅仅依靠着几个家兵,就想要行不轨之事。而在楚汉相争之时,也曾手握重兵,有着绝对的实力,可以三分天下,然而韩信感激刘邦的封坛拜将之恩,他并没有那么做。和周勃的情况一对比,不就简直是一模一样吗?

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 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 人之金乎?”

其次是萧何,同样是沛县一起出来的老弟兄,萧何对刘邦可谓是忠心耿耿。然而刘邦也没有放弃对他的猜忌,曾经还将他打入死牢。

然而他的侍卫对刘邦说道:“当年黥布造反时,陛下亲自前往征讨,而留相国一人独自守关中。此时的相国可谓占据着最有利的条件,而大王又远在天边。想要谋反的话,那时便是最佳时机。然而相国并没有那样做,现在又怎会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倒戈相向呢?”刘邦听后竟无言以对。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 来朝长安。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 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 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 吕后白上曰: ‘彭王壮士,今徒之蜀,此自遗患,不如 遂诛之。妾谨与俱来。’

第三是彭越。关于彭越的谋反,不像是韩信那样只有寥寥数字。而是从栽赃、陷害、残害的过程,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述。将吕雉那副丑恶的嘴脸展现的淋漓尽致。

周勃、萧何、彭越、韩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汉朝的开国元老,而且个个都是能力出色,其中韩信的军事能力又是最牛的一个。在刘邦消灭项羽称帝之后,对这些人的能力自然也是了如指掌,所以对他们是非常的忌惮。只不过结局上有所不同罢了,周勃最终有薄太后为其强力辩护;萧何作为刘邦的老乡好,加上他的谨言慎行,最终逃过一劫;而彭越这个异姓王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而韩信作为四人中最出色的一个,加上此前埋下的种种隐患,最终给你加上一点“谋反”的帽子,也只是刘邦吕雉夫妇的惯用手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