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七十九岁，养老金六千二，摔一跤躺了九个月才想明白的道理
那天早晨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我摸索着从床上坐起来，脚底板踩在地板上，凉丝丝的。屋里静得很，墙上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那声音跟了我十几年，比任何人的脚步声都熟悉。我扶着床沿站起来，膝盖咯吱响了一声，像一扇老木门被推开。人老了就是这样，身上每块骨头都在提醒你，它们陪了你快八十年，也该歇歇了。
我往卫生间走，路过客厅那张全家福的时候，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照片是前年过年拍的，大儿子周立诚站在左边，二女儿周立芳站在右边，小儿子周立强在中间搂着我的肩膀。老伴赵素芬的位置空着，她走了五年了，可每次看照片，我还是觉得她就站在我旁边，手搭在我腰上，嘴里念叨着老头子你站直了别驼背。
卫生间的地砖是去年大儿子找人换的，说防滑，可那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鞋底沾了点水，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往后仰了过去。后脑勺磕在门框上，咚的一声闷响，眼前一黑，人就倒在地上了。那股疼从尾椎骨窜上来，沿着脊柱一路烧到后脑勺，疼得我张着嘴却喊不出声。我想翻个身，可腰以下完全使不上劲，两条腿像两根面条似的挂在身下，怎么都不听使唤。
就那么躺在冰凉的瓷砖上，不知道过了多久。天光从磨砂玻璃透进来，灰蒙蒙的一片。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形状像只蝴蝶，翅膀张开着，一动不动。我想起素芬走的那天，也是这么躺着，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一点点凉下去，从指尖开始，慢慢凉到手腕，凉到胳膊肘，最后整个人都凉透了。那时候我还能动，还能给她擦脸，给她换衣服。现在轮到我躺着了，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手机在卧室床头柜上，离我不到十米远，可那十米比十公里还远。我试着喊了两声，嗓子眼干得冒烟，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楼道里有人走动的脚步声，咚咚咚，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我想敲敲地板，可胳膊抬起来又落下去，手指头磕在瓷砖上，连个响儿都没有。
后来是楼下的李建军上来敲门。他六十出头，退休前在公交公司开车，每天早晨五点半准时出门遛弯。那天他走到三楼楼梯口，听见我家卫生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响，像什么东西在刮地板。他趴在我家门上听了半天，觉得不对劲，打了我手机没人接，又打家里座机，电话铃在屋里响得震天，就是没人接。他跑下楼找他媳妇要了我家备用钥匙，那是前年我忘带钥匙被锁在外面，找开锁公司来开的门，后来就留了一把在楼下。
门打开的时候，李建军说他就看见我躺在卫生间门口，脸朝下，地上有一摊血。他媳妇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又给周立诚打了电话。我迷迷糊糊听见他们在说话，听见李建军说老周你坚持住，听见他媳妇说血止不住啊，听见楼道里救护车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后来有人把我翻过来，抬上担架，那个过程疼得我差点又晕过去。再后来就是在医院了，白花花的灯管在头顶晃，有人给我插管子，有人给我量血压，有人在我耳边喊老周老周你听见没有。
等我真正清醒过来，已经是三天以后了。周立诚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睁眼，赶紧凑过来。他喊了声爸，声音哑得厉害。我想说话，可嗓子里插着管子，只能眨眨眼。周立诚握住我的手，那手又大又厚，跟他小时候我握着他的手一模一样。他手上全是汗，热乎乎的，攥得我骨头疼。
医生来查房，说我摔得挺严重，髋骨骨折，加上脑部有轻微出血，得卧床静养，至少三个月不能下地。我听着，心里想三个月就三个月吧，反正退休了也没什么事。可医生又说，年纪大了恢复慢，加上骨质疏松，可能得半年往上。周立诚在旁边问这问那，问能不能做手术，问有没有后遗症，问要请几个护工。医生说手术风险大，保守治疗更稳妥，护工至少得两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嗡嗡地响。周立诚出去打电话，声音从走廊传进来，断断续续的。他给周立芳打电话，说爸摔了，挺严重的，你那边能不能回来一趟。又给周立强打电话，说小弟你那边走得开吗，爸这边得有人。我听着他一遍一遍地解释，一遍一遍地说情况，嗓子越来越哑。
周立芳第二天就来了。她从外地坐了一夜火车，进门的时候眼睛肿着，头发乱着，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她看见我躺在床上的样子，嘴一撇，眼泪就下来了。她喊了声爸，扑到床边，握着我的手，那手比她哥的手小一圈，凉丝丝的，跟她妈的手一模一样。我看着她哭，心里酸得厉害，可嘴上说不出来，只能拿手指头勾了勾她的掌心。
周立强是第五天到的。他从南方飞回来，拎着个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是直接从公司赶来的。他站在床边看了我半天，眉头皱着，什么也没说。后来他把周立诚叫出去，两个人在走廊里说了很久。我听见他们提到护工费、医药费、房子什么的，声音时高时低。周立芳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手抖得厉害，苹果皮断了好几次。
住院那两个月，三个孩子轮流来。周立诚来得最多，他做小生意，时间自由些，每天早上来，晚上走。他媳妇也来过几次，站在床边问问情况，说两句宽慰的话就走了，说是家里离不开人。周立芳待了半个月，她婆家那边打了好几个电话催她回去，说是孩子要开学了，家里没人做饭。她走的那天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回头看了我好几次，最后抹着眼泪走了。周立强待了一个星期，说是公司那边请不了太长的假，走之前把住院费都结了，又留了一笔钱给周立诚。
出院那天，周立诚把我接回了老房子。医生说回家养着也行，但得有人二十四小时看着，不能再摔了。周立诚说他来安排，请了个护工，姓孙，五十来岁，农村来的，看着挺老实。孙护工每天给我擦身子、喂饭、翻身、按摩腿，活儿干得还算仔细。可她不爱说话，整天闷着头干活，干完了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像蚊子哼哼。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那里，弯弯曲曲的，像条干涸的河。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吃药、翻身、睡觉。白天还好，孙护工在屋里走来走去，多少有点动静。到了晚上，她睡在客厅沙发上，我躺在卧室床上，隔着那道半掩的门，屋里静得吓人。有时候我想跟她说两句话，问问她家里几口人，孩子多大了，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跟我非亲非故，凭什么听我絮叨。
周立诚隔三差五来一趟，买点水果、牛奶、降压药，坐个把小时就走。他每次都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感觉怎么样，腿还疼不疼，胃口好不好。我回答同样的话，还行，好多了，能吃半碗饭。然后他就没话了，坐在椅子上看手机，手指头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我看着他头顶的白头发，一根一根的，比上次来又多了几根。他今年也五十好几了，自己也是一身毛病，高血压、糖尿病，天天吃药跟吃饭似的。
周立芳每周打两次电话，问寒问暖的，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爸你好好养着，等我这边安排好了就回来看你。我说不用回来，路上折腾，你那边一大家子人离不开。她说那不行，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说有护工呢，没事。她就叹气，说护工哪有自己人上心。我听着电话里她吸鼻子的声音，心里又酸又暖，这个闺女从小就这样，心软，看不得人受罪。
周立强打电话不多，一个月能有一次就不错了。他忙，我知道。他在南方那个公司干得不错，听说又升了职，管着几十号人。每次打电话都是匆匆忙忙的，问两句身体怎么样，就说那边有个会要开，回头再聊。我听着电话里他那边有人喊他周总，就知道他又忙起来了。我说你忙你的，我这边没事。他说好，那我先挂了，爸你保重。然后就真的挂了。
躺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腿上没劲，胳膊也没劲，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孙护工给我翻身的时候，我得使劲抓着床沿才能配合她，可手一抓就是空的，抓不住东西。有天晚上我想自己坐起来，撑着床板试了半天，腰上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最后还是躺回去了。我躺在床上喘粗气，心里头一阵阵地发慌。这不是好兆头，我心里清楚。
那天周立诚来，我跟他说想去医院复查一下。他愣了一下，说爸你这才养了三个月，医生说让养半年呢。我说我感觉不对，腿上一点劲都没有，是不是肌肉萎缩了。他皱皱眉，说那我约个车，带你去看看。第二天他找了个面包车，孙护工扶着我慢慢挪下楼，上车，到医院。拍片子，做检查，折腾了一上午。医生看了片子说，恢复得不太好，骨痂长得慢，肌肉也有点萎缩，得加强营养，还得适当做点康复训练。
回来的路上周立诚一直没说话，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头发白。到了楼下，他把我扶上楼，坐在客厅沙发上，半天没动。我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说没事，就是有点累。他给我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坐在对面看着我。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跟他妈当年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有话要说又不知道怎么说。
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他说爸，我跟你商量个事。我说你说。他说你看你这边一个人住着，虽然有护工，可到底不是长久之计。我那边房子小，孩子又要高考，实在腾不出地方。立芳那边你也知道，她婆婆瘫在床上好几年了，她自己都顾不过来。立强那边就更别说了，离得那么远，工作又忙。
我听着，心里一点一点往下沉。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对，都是实情，可这些话连在一起，意思就变了。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他搓了搓手，说爸，要不咱们看看养老院？现在有那种医养结合的，条件挺好，有医生有护士，二十四小时有人看着，比在家强。
我半天没说话。客厅里那个挂钟滴答滴答地走，声音比平时响了好几倍。孙护工在厨房里洗碗，哗啦哗啦的水声。窗外有小孩在跑，笑着闹着，声音从楼下传上来，又远又近。
我说行，你看着办吧。周立诚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痛快。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后来他站起来，说那我去打听打听，找个条件好点的。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全是愧疚。我冲他摆摆手，说去吧，路上慢点。
门关上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没动。太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一块一块的光斑。我看着那些光斑从西边挪到东边，从亮变暗，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我想起素芬走的那天，她拉着我的手说老头子，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我说你放心，孩子们都孝顺。她说孝顺是孝顺，可你得自己顾着自己。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觉得有儿有女有退休金，怕什么。现在躺了这几个月，我才慢慢咂摸出她这句话的意思。
周立诚办事效率高，不到半个月就找好了地方。城郊一家养老院，新开的，楼挺新，院子里有花有草，看着挺干净。他说是医养结合，有医生定期查房，有护士二十四小时值班，还有康复师。他带我去看了一次，房间不大，两张床，住了个老头，八十多了，耳朵背，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护工推着我转了一圈，看了活动室、餐厅、理疗室。几个老人在走廊里晒太阳，看见我来了，都转过头来看，眼神木木的，没什么表情。
我说行，就这儿吧。周立诚愣了一下，说爸你再看看，还有别家。我说不用看了，这儿挺好。他嘴唇动了动，没再说什么。办手续那天，周立芳也来了，红着眼睛在楼道里站着，不敢看我。周立强打了钱过来，说是费用他出，让大哥和二姐多费心。周立诚把家里东西收拾了收拾，衣服被褥带过去，家具电器留着了，说以后万一还用得着。
搬进去那天是个阴天，风挺大，吹得院子里那棵梧桐树哗哗响。周立诚和周立芳一边一个搀着我，慢慢走进那栋楼。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儿，混着饭菜的味儿，闻着闷得慌。进了房间，靠窗那张床是空的，护工把被褥铺好，扶着我躺下。周立芳在旁边给我掖被角，手抖得厉害。周立诚站在床尾，两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看着窗外。
我说你们走吧，我这儿没事。周立芳说爸，我过两天再来看你。我说不用，你那边一大家子人呢，别来回折腾了。周立诚说那有事给我们打电话。我说好。他们站在那儿又待了一会儿，最后还是走了。我听着他们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听着门开了又关上，听着屋里安静下来，只剩下隔壁床那个老头打呼噜的声音。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这间房的天花板是白色的，干干净净的，没有裂缝，也没有水渍。窗户外面那棵梧桐树的枝桠伸过来，在玻璃上投下乱糟糟的影子。风一吹，那些影子就晃，晃得人心烦。
住了半个月，我慢慢跟隔壁床的老头熟了。他姓吴，叫吴保国，八十三了，以前是中学老师，教物理的。他耳朵背得厉害，我得凑到他跟前大声说话他才能听见。他老伴走了三年了，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他住这儿快一年了，很少见他儿子来，倒是他以前的学生偶尔来看看他，带点水果点心，坐一会儿就走了。
吴保国跟我说，他刚来的时候也受不了，天天闹着要回家。后来慢慢习惯了，也就不闹了。他说老周啊，咱们这个岁数，得认命。儿女有儿女的日子，咱们有咱们的日子。他们能来看看是情分，不来也是本分。我听着，没说话。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翻来覆去地想他这句话，想得心里头一阵一阵地难受。
养老院的日子规律得很。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吃饭，八点吃药，九点活动室做操，十一点半吃午饭，下午两点午睡，三点起来晒太阳，五点吃晚饭，六点看新闻，七点吃药，九点睡觉。一天一天，跟复制粘贴似的。护工小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脾气好，手脚麻利，给我喂饭的时候总说大爷你多吃点，你太瘦了。我看着她圆圆的脸，有时候会想起周立芳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圆圆的脸，也是这么爱笑。
周立诚第一个月来了三趟，第二个月来了两趟，第三个月来了一趟。他每次来都坐不了多长时间，问问情况，放下东西就走。周立芳电话还是每周打，说着说着就哭，说爸我对不起你。我说别哭，我这儿挺好的，有人伺候，有人说话。她说那不一样。我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在哪儿不是待着。她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爸你原谅我。我说傻闺女，你有什么错，是爸自己摔的。
周立强还是忙，电话越来越少，从一个月一次变成两个月一次。有一次他打电话来，说爸我这边实在走不开，等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我说你忙你的，我这边挺好。他那边有人喊他，他匆匆忙忙说了句爸你保重就挂了。我拿着电话听了一会儿忙音，然后慢慢放下。
真正让我想明白的，是住到第五个月的时候。那天下午我在活动室晒太阳，旁边坐着几个老太太，其中一个姓孙的，以前是会计，七十多岁，腿脚还利索。她问我老周你几个孩子，我说三个。她说都在哪儿呢。我说一个本地，一个外地，一个南方。她说那你比我强，我就一个闺女，嫁到国外去了，三年没回来了。
我说那你不想她。她说想啊，怎么不想，可想了又能怎么样，她那边有她的日子。她说老周我跟你讲，咱们这些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活，老了还得为孩子想。他们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工作要忙。咱们能自己顾自己就自己顾自己，顾不了了再说顾不了的。她说我在这儿住着，有人管吃管喝，有医生看病，挺好。闺女偶尔打个电话来，我就高兴得跟过年似的。她不打我也不怨，知道她忙。
我听着她说话，看着院子里那棵梧桐树。叶子开始黄了，一片一片往下掉，风一吹就打着旋儿飘。我想起素芬，想起她走之前那些天，她拉着我的手说老头子，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好好的，以为吃好喝好就是好好的。现在躺了这几个月，我才慢慢明白，好好的不是吃好喝好，是自己心里头不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吴保国打呼噜，听着走廊里护士查房的脚步声，听着窗外风吹树叶沙沙响。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心里头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一点一点沉下去，沉到底了，水面就清了。我想起素芬，想起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想起她做饭的时候哼的小曲，想起她晚上给我掖被角的手。我想起周立诚小时候发烧，我背着他跑了两里地去医院，他趴在我背上喊爸爸我难受。我想起周立芳出嫁那天，她穿着红棉袄，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眼圈红红的。我想起周立强考上大学那年，拿着通知书跑到我跟前，说爸我考上了。我想起很多事，那些事以前想的时候心里头揪得慌，现在想的时候不揪了，就跟看别人的故事似的。
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可我得躺了九个月才想明白。人这一辈子，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事。年轻的时候觉得有老伴、有孩子、有亲戚朋友，热热闹闹的，好像永远都不会孤单。可到了我这个岁数，老伴走了，孩子有自己的日子，亲戚朋友越来越少，剩下的就是自己。自己跟自己待着，自己管自己，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孩子孝顺是福气，不孝顺也是命，强求不来。他们心里有你，隔多远都惦记着。心里没你，天天守在跟前也是白搭。
我摔这一跤，躺了九个月，把以前那些想不通的事都想通了。我不怨周立诚把我送这儿来，他有他的难处。我不怨周立芳不能来看我，她那边确实走不开。我不怨周立强忙得顾不上打电话，他那个年纪正是拼事业的时候。我谁都不怨。我就想自己好好的，能吃能睡能动，不给他们添麻烦。等哪天动不了了，两眼一闭，腿一蹬，该去哪儿去哪儿。素芬那边估计等急了，她那个人没耐性，等一会儿就念叨。
想明白这些以后，我整个人都轻快了。早晨起来跟着做操，手也能抬起来了，腿也能动两下了。康复师说我恢复得不错，再练练没准能拄着拐走几步。我说那就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开始跟吴保国聊天，他耳朵背我就大声说，说着说着自己倒先笑了。我开始跟孙会计她们打牌，输了贴纸条，贴了一脸也不生气。我开始给周立芳打电话，告诉她我这儿挺好的，让她别惦记。她听着我说话声音亮堂了，在那边笑，说爸你精神头好多了。
那天周立诚来看我，我坐在轮椅上，自己摇着轮椅从活动室出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说爸你能自己动了。我说能动了，你瞅瞅，胳膊也有劲了。他蹲下来，握着我的手，那手还是又大又厚，热乎乎的。他说爸，要不咱回家吧，我那边再想想办法。我说不回了，这儿挺好。他说那怎么行，这儿哪有家里好。我说家里就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都没有，这儿还有人跟我打牌呢。他看着我，眼眶有点红，说爸你是不是怨我。我说不怨，你有你的难处，爸明白。
他走的时候，我摇着轮椅送他到门口。阳光照在他背上，他头顶的白头发更多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去的时候，走到门口回头看我，就是那个眼神。我冲他摆摆手，说去吧，路上慢点。他点点头，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心里头平平静静的，没有酸，也没有疼。
回到屋里，吴保国问我谁来了。我说大儿子。他说来看你啦。我说嗯。他说挺好的。我说嗯。然后我们俩就没再说话，并排坐在窗边晒太阳。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快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天很蓝，蓝得干干净净的，一片云都没有。
我忽然想起素芬走的那天，也是这么个大晴天。她拉着我的手说老头子，你要好好的。我说你放心。她说你要是想我了，就看看天，我在上头看着你呢。我当时没当回事，觉得那是她糊涂了说胡话。现在坐在轮椅上看天，我忽然觉得，她可能真在看着我。她在上头看着我，看着我躺了九个月，看着我搬进养老院，看着我想明白了这些道理。她肯定在笑，笑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稀里糊涂的，临了临了才活明白。
不过也不晚。七十九岁想明白，总比到死都没想明白强。我还有六千二的养老金，够吃够喝够交养老院的费用。我还有三个孩子，他们心里头有我，隔三差五地惦记着。我还有这间小屋，一张床，一把轮椅，能推着在院子里转。我还有吴保国、孙会计这些老伙计，能说说话，打打牌。我还有素芬，她在上头等着我。
这么一想，日子还挺有盼头的。早晨起来有早饭吃，中午有太阳晒，晚上有新闻看。哪天周立诚来了，我跟他说说话。哪天周立芳打电话来了，我听她叨叨两句。哪天周立强想起我这个爸了，打来电话喊一声爸，我就应一声。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不紧不慢的，挺好。
那天傍晚，护工小刘推着我在院子里转。太阳快落了，天边红彤彤的一片。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铺在地上，像一条一条的黑带子。有个老头在院子里遛弯，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两只脚蹭着地面。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那就是我，又觉得那不是我。我坐在轮椅上，看着天边的晚霞，心里头安安静静的，什么也不想，又觉得什么都在心里头装着。
风有点凉了，小刘问我要不要回屋。我说再待会儿，再待会儿。她就站在旁边等着，安安静静的。我抬头看天，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蓝，从西边红彤彤的那片慢慢过渡到东边深蓝色，好看得很。我想起素芬，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你要是想我了，就看看天。
我就那么看着天，一直看到天全黑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小刘说大爷，真该回去了，一会儿该吃药了。我说好，回去吧。她推着我往楼里走，轮椅碾过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我回头看了一眼天，心想素芬啊，我好好的呢，你放心。
进了屋，吴保国已经躺下了，呼噜声一起一伏的。我慢慢挪到床上，躺下，盖好被子。护工把灯关了，门带上，屋里黑下来。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里的天花板，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知道那上头干干净净的，没有裂缝，没有水渍。
我闭上眼睛，心里头清清楚楚的。七十九岁，养老金六千二，摔一跤躺了九个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值不值九个月，我说不好。可我想明白了，心里头就踏实了。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自己跟自己过。能把自己过明白了，比什么都强。
窗外的风还在吹，梧桐树的枝桠蹭着玻璃，一下一下的。我听着那声音，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跟昨天、跟前天、跟住进来的每一天都一个样。吴保国已经起来了，坐在床沿上穿衣服，手抖抖索索的，扣子扣了半天扣不上。我看着他，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不听使唤，扣子怎么都扣不对眼。后来不知怎么的，慢慢又能扣上了，大概是天天做操练的。
我试着自己坐起来。以前得靠护工扶，后来能自己撑着坐，再后来能扶着床栏站起来。今天我撑着床沿坐起来的时候，忽然觉得腿上有点劲了，说不清是哪儿来的，就是膝盖那里有股劲顶着，不软了。我慢慢把腿挪下床，脚底板踩在地上，还是凉丝丝的，可这回没打晃。我扶着床栏站了几秒钟，腿有点抖，但站稳了。
护工小刘进来的时候看见我站着，吓了一跳，说大爷你怎么自己站起来了，摔了怎么办。我说没摔，你瞅瞅，我站住了。她赶紧过来扶我，我说不用扶，我自己能站。她松了手，站在旁边张着手护着，像护着刚学走路的小孩。我扶着床栏站了一会儿，腿上的劲慢慢散了，才坐回去。小刘说大爷你真行，这就能站了。我说还早着呢，不过比前几天强。
吃早饭的时候，吴保国问我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我说睡不着，想早点起来活动活动。他喝了口粥，说活动活动好，我那时候也是天天躺着，越躺越没劲，后来康复师硬拉着我起来，练了两个月，现在推着助行器能走几步。我说那你教教我，怎么练的。他就比划着说，先练抬腿，再练迈步，扶着栏杆慢慢来，别着急。
上午做操的时候，我跟着音乐抬手踢腿，动作比平时大了些。康复师路过活动室，看见我，停下来看了两眼，说老周你今天状态不错啊，胳膊抬得挺高。我说是嘛，我自己没觉得。他说你这两天是不是自己加练了。我说没加练，就是想明白了些事，心里头松快了，身上也跟着松快了。他笑了笑，说心态好最重要，好多老人躺久了就不想动了，越不想动越动不了，恶性循环。
那天下午，周立芳打电话来。她问我今天吃的什么，睡得好不好，屋里冷不冷。我说都好，今天早上我自己站起来了。她那边愣了一下，说什么？你自己站起来了？我说嗯，扶着床栏站的，站了好几秒。她那边半天没说话，后来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她说爸，你真了不起。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站一站而已。她说你不懂，我天天担心你躺久了再也站不起来，现在听你这么说，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说你不用落石头，我这儿好着呢。她说爸，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她说她婆婆上个月走了，她总算能腾出手来了，想把家里安顿安顿，下个月来看我。我说你不用跑，我这儿有人伺候，你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她说我不是去帮忙的，我是去看我爸的。我说那行，你来吧，路上别赶，慢慢走。
挂了电话，我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梧桐树的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挂在枝头，风一吹就晃。我心里想，素芬啊，闺女要来看我了。你在上头看着呢吧，你别操心，我好着呢。
过了几天，周立诚来了。他这回没像以前那样坐一会儿就走，而是推着我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他推得很慢，走得也慢，一边走一边跟我说他店里的事。他说今年生意不好做，房租涨了，客流少了，一个月忙到头也就挣个辛苦钱。他说你儿媳妇身体也不太好，前阵子查出来血糖高，大夫让控制饮食，她管不住嘴，天天跟他闹。他说孩子马上要高考了，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考个什么学校。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闷闷的，像堵着一团棉花。我坐在轮椅上听着，没插嘴。等他说完了，我说立诚啊，你也五十好几了，别把自己逼太紧。店里的生意能做就做，做不了就盘出去。你媳妇血糖高你就多看着她点，她管不住嘴你帮她把着。孩子高考你别给太大压力，考哪儿算哪儿，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他推着轮椅停下来，绕到我面前蹲下，抬头看着我。他说爸，我总觉得对不起你。我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他说你摔了这几个月，我都没好好照顾你，把你送这儿来了。我说这儿挺好，有人管吃管喝有人管看病，你在家能弄得了？你又不是医生。他说那不一样，家里总归是家里。我说立诚啊，家不家的，得看人在不在。你在那儿，立芳在那儿，立强在那儿，那就是家。我这儿有吴保国、有孙会计、有小刘，也是家。家不是一个房子，是人。
他看着我，眼圈又红了。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了行了，多大的人了还跟小孩似的。他吸了吸鼻子站起来，推着我继续走。走了一会儿他说，爸我下礼拜还来。我说行，你来吧，推着我多转两圈。他说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周立诚说的话。他说对不起我，说没好好照顾我。其实他不知道，我摔这一跤，反倒让我想明白了好多以前想不明白的事。以前我总觉得养儿防老，把孩子拉扯大了，老了就该靠他们。可老了老了才发现，孩子有孩子的日子，他们不是不孝顺，是顾不上。顾不上不是不管，是没那么多力气管。他们自己都活得累，当爹的再往上压，那就都压趴下了。
我想起我爹，想起他老了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厂里上班，一个月挣几十块钱，要养素芬、养三个孩子、还要养我爹。我爹那时候也七十多，身子骨还算硬朗，自己能吃能喝能走。他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我给他钱他就拿着，不给也不问。他每天就是下楼遛弯，跟几个老头下下棋，回家看看电视。后来有一天他睡着睡着就走了，头天晚上还跟我一起吃的饭，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我那时候觉得他走得干脆，没拖累我。现在想想，他那是心疼我，自己扛着，能扛一天是一天。
我躺了九个月，想明白了这些，心里头对三个孩子一点怨气都没有了。他们来，我高兴。他们不来，我也不恼。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哪天他们想起我这个爸了，打个电话来，我就应一声。哪天他们忙了，忘了，我就自己待着。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中间这段路上有人陪着是福气，没人陪着也得走。
又过了半个月，周立强打电话来了。他那边是晚上，声音听着有点累。他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能自己站起来，还能扶着走两步。他愣了一下，说真的？我说真的，康复师说我恢复得不错。他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下个月回去看你。我说你不用回来，你那边忙。他说再忙也得回去，我三年没回去了。我说你去年过年不是回来了。他说那不算，待了两天就走了，什么都没跟你说上。我说那行，你回来吧，别赶，慢慢走。
挂了电话，我心里头有点热乎。三个孩子，一个要来看我，一个下个月要来，还有一个说要回来。我躺在养老院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这间屋子没那么陌生了。窗户外面那棵梧桐树光秃秃的，可我知道春天来的时候它还会长叶子，还会绿，还会在窗户上投下影子。
第二天我跟吴保国说，我三个孩子下个月都要来看我。他耳朵背，我大声说了两遍他才听清。他点点头，说好啊，孩子们有心。然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那两个儿子，今年过年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看着他的侧脸，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说保国啊，孩子们有孩子们的难处。他说我知道，我不怨他们。我说那你心里难受不。他想了想，说有时候难受，特别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后来我就想，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来的学生少说也有上千，他们有的当了工程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出了国。我走在街上，经常有人喊我吴老师，我都不记得他们叫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值了。儿子们不打电话就不打吧，我有这些学生惦记着，也够了。
我听着他说话，心里头一阵感慨。是啊，人这一辈子，不光有孩子。孩子是心头肉，可不是全部。吴保国有他的学生，孙会计有她的老姐妹，我有素芬，有这三个孩子，还有这几个月在养老院认识的这些老伙计。人活着，总得有点念想，念想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一件事，一个地方，一个盼头。
那天下午，护工推着我去院子里晒太阳。梧桐树下一片阳光，斑斑驳驳的。我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太阳晒在脸上暖烘烘的。我听见旁边有老太太在说话，说的是什么菜怎么做才好吃，又说谁家的闺女找了个好女婿。我听着听着，嘴角就翘起来了。这些老太太，七老八十了，还惦记着吃惦记着儿女，活得有滋有味的。
我睁开眼睛，看见孙会计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打毛衣。她八十多了，眼睛还亮，手指头还灵活，一针一针地勾。我喊了一声老孙，她抬起头来。我说你给谁打毛衣呢。她说给我重孙子，下个月过生日。我说你重孙子多大了。她说六岁了，皮得很。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跟朵花似的。
我看着孙会计打毛衣，忽然也想找点事做。以前在厂里的时候，我修机器是一把好手，什么机器坏了，我听听声音就知道毛病在哪儿。后来退休了，手艺也就搁下了。这会儿我想，要不我也找点事做做，修不了机器，修个小推车、修个轮椅也行。我跟小刘说，院里有没有什么坏了的推车、轮椅，我帮着看看。她愣了下，说大爷你还会修这个。我说以前修过机器，原理差不多。她说那我去问问，有的话给你拿来。
第二天她真拿来一个轮椅，说轮子有点卡，推起来费劲。我坐在床上，把轮椅翻过来，看了看轮轴，又看了看刹车片。手有点抖，可拿螺丝刀还是拿得住的。我把轮子卸下来，擦了擦轴上的锈，上了点油，又装回去。转了两圈轮子，顺溜了。小刘推着试了试，说大爷你真行，比新的还好推。我笑了笑，说这算什么，以前在厂里修机器那才叫难呢。
从那以后，养老院里有什么坏了的小物件，护工们就拿来给我看看。小推车、助行器、椅子腿，能修的我尽量修。修不好的就跟他们说哪儿坏了，该换什么零件。他们都说老周手巧，我说手巧什么，就是闲不住。可我心里清楚，我不是闲不住，我是想证明自己还有点用。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人管，是觉得自己没用了，是个累赘了。能修个东西，能帮上点忙，这心里头就踏实。
日子一天一天过，梧桐树的枝头开始鼓出小芽了。春天来了。我扶着助行器能在走廊里走上一段了，走得不快，可稳当。吴保国跟在我后面，也推着他的助行器，两个人一前一后，像两只老蜗牛。走到活动室门口，孙会计她们在里头打牌，看见我们就喊，老周老吴快来，三缺一。我说我不打，我看着。吴保国说我也不打，我耳朵背。孙会计就说那你们俩坐着看，给我们当参谋。
我就坐在旁边看她们打牌，看着看着就看出门道来了。有一把牌孙会计打错了，我在旁边说了一句该出那张。她听了我的，果然赢了。从那以后她们打牌就爱叫着我，让我在旁边看。我不多嘴，该说的时候说一句，不该说的时候闭着嘴。她们说老周你牌品好，不像有的老头，输了就急。我说急什么，一把牌而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忽然想起素芬。她活着的时候爱打麻将，每天晚上都要跟邻居打几圈。我那时候嫌她打麻将吵，说天天打天天打，有什么好打的。她就笑，说你不懂，打麻将要动脑子，防老年痴呆。后来她走了，邻居那几个人也散了，麻将桌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现在我坐在牌桌旁边看别人打牌，才明白她那时候的心情。人老了，得有个乐子，得有人陪着说说话，动动脑子，不然这日子就真的只剩下吃饭睡觉了。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头跟素芬说，素芬啊，我现在不打麻将，我看着别人打。你别说，看牌比打牌还有意思，不用动脑子，光看就行了。你在上头要是也打麻将，就好好打，别老想着我。我好着呢，能吃能睡能走两步，还能修东西。你放心。
窗外的风从梧桐树的新芽间穿过来，带着春天的味道，湿漉漉的，清清爽爽的。吴保国的呼噜声一起一伏的，跟个老风箱似的。走廊里护士的脚步声轻轻的，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我听着这些声音，心里头安安静静的，像一潭水，不起一点波纹。
七十九岁，养老金六千二，摔一跤躺了九个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让我这间小屋变大了，让我这张床变暖了，让我这个人变轻了。轻得能飞起来，轻得能看见素芬在上头冲我笑。我笑了一下，翻了个身，慢慢睡着了。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做操，还要修东西，还要看她们打牌。日子还长着呢，不急。
周立芳来的那天是个周三，天阴着，风不大，可还是有点凉。她拎着个大包，里头鼓鼓囊囊的，一进养老院的门就四处张望。我在活动室门口坐着，看见她东张西望的样子，冲她招了招手。她看见我，快步走过来，走到跟前又慢下来，盯着我看了好几秒。
她说爸，你气色好多了。我说是吧，这儿吃得好睡得好，气色能不好么。她把手里的包放在我腿上，说给你带了点东西，自己做的酱菜，还有两件薄毛衣，天暖和了正好穿。我摸了摸那包，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酱菜瓶子裹着旧报纸，毛衣叠得整整齐齐的，上头还别着针线，大概是怕路上散了。
我说你大老远带这些干什么，这儿什么都有。她说那不一样，自己做的干净。她推着我往院子里走，一边走一边看，说这儿环境还行，有树有草的。我说春天了嘛，过些天梧桐树发芽了更好看。她说你住哪间屋，带我去看看。我领她进了屋，她站在门口看了看，两张床，两个床头柜，一把椅子，窗台上放着我的水杯和一盒降压药。她走到窗边，看了看外头的梧桐树，又回头看了看我的床，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是护工小刘叠的。
她说爸，你在这儿住得惯么。我说住得惯，有人说话有人管饭，挺好。她说那我就放心了。说这话的时候她声音有点颤，我听得出来她心里头不好受。我说立芳啊，你别多想，爸在这儿真挺好。她点点头，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个橘子，坐在床边慢慢剥。她剥得很仔细，把每一瓣上头的白丝都撕干净了，递给我。我接过来吃了两瓣，甜，带点酸。
那天下午她推着我在院子里走了好几圈，跟我说她家里的事。她婆婆走了以后，她把家里重新拾掇了一遍，把婆婆住的那间屋改成了书房，给她儿子用。她儿子今年高二，学习还行，就是贪玩，天天抱着个手机不撒手。她丈夫在工地上干活，一个月回来两趟，家里就她一个人忙里忙外。
她说爸，有时候我真累得不行，真想撂挑子不干了。可回头想想，不干又能怎么办，日子还得过。我说立芳啊，你妈走得早，你从小就会照顾人，照顾你哥你弟，照顾这个家。后来嫁了人又照顾婆婆，照顾丈夫孩子。你这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什么时候照顾过你自己。她愣了一下，说爸你说什么呢，照顾家里人是应该的。我说是应该的，可你也得顾着点自己。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谁来照顾这一大家子。
她低下头，把剩下的橘子皮慢慢撕成小条，一条一条摆在床头柜上。过了一会儿她说，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我说你是我闺女，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她说那你以前怎么不说。我说以前你妈在，这些事都是她操心。她走了以后我才慢慢学会看人脸色，才知道你们几个谁累谁不累。她说你现在学会也来得及。我说是，来得及，总比到死都没学会强。
她走的时候天快黑了。她站起来，把毛衣从包里拿出来放进我的衣柜，酱菜放在床头柜上，又把那几条橘子皮收拾了扔进垃圾桶。然后她站在床边看着我，说爸我走了，下个月再来看你。我说不用老跑，你那边一大家子人呢。她说再忙也得来，我婆婆没了，现在你是我最惦记的人。我说那行，你来吧，路上别赶，坐火车比坐汽车稳当。她说好，然后弯腰抱了我一下。她抱得很轻，胳膊环着我的肩膀，下巴搁在我头顶上。就抱了那么一下，然后松开，转身走了。
我坐在轮椅上，看着她走出门去，看着她的背影在走廊里越来越远。她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跟上次在病房门口一样，眼圈红红的。我冲她摆摆手，说走吧，别回头了。她点点头，拐过弯就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周立芳抱我的那一下。她妈走了以后，她再没这么抱过我。她小时候爱撒娇，动不动就往我身上蹭，后来大了就不蹭了。今天她抱我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的味儿，洗衣粉的味儿混着一点油烟味儿，是过日子的人的味儿。我心里头热乎乎的，暖了半天。
过了两天，周立强打电话来，说他订了下周末的票，回来待三天。我说你回来待三天，路上就得两天，折腾什么。他说三年没回去了，怎么也得回去看看。我说那行，你回来吧。他说爸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带。我说什么都不要，你人回来就行。他那边顿了一下，说好，那我挂了。我说嗯，挂了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想，周立强这孩子从小就要强，念书要念最好的，工作要找最好的，连娶媳妇都要挑最好的。他这些年在外头打拼，钱是挣了不少，可人也累得够呛。他上次回来过年，待了两天就走了，年三十晚上还在接电话，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生意上的事。他媳妇我见过两次，是个利索人，就是跟我不怎么亲，坐在一起没话聊。他孩子我就见过一回，满月的时候拍了张照片寄回来，后来都是微信上看看，一年一年就长大了。
我想了想，把护工小刘叫过来，让她帮我去外头买两样东西。一样是本地老字号的点心，甜的咸的各买一包。另一样是玩具，买个小汽车或者小飞机，要结实点的。小刘说大爷你买玩具干什么。我说我孙子下个月过生日，我给他寄过去。她说你孙子多大了。我说十岁了，上四年级。她说那买小汽车好，男孩子都喜欢小汽车。我说行，你看着买。
东西买回来我放在床头柜里，打算等周立强来的时候让他带回去。点心给他，玩具给他儿子。我不指望他待多久，能来看看我就行。他那个性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话不多，可心里头有数。他要是心里没我这个爸，不会三年了还惦记着要回来。他回来了，我就知足。
周末那天周立强来了，比电话里说的还早了半天。他是打车来的，手里拎着个行李箱，站在养老院门口东张西望的。我坐在活动室靠窗的位置，看见他了，冲他招手。他看见我，快步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站住了，低头看着我。
他说爸。我说嗯。他说你瘦了。我说瘦点好，有钱难买老来瘦。他笑了一下，那笑容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嘴角往上一扯，眼睛弯弯的。他蹲下来，握着我的手，那手又软又热，不像周立诚的手那么粗糙，也不像周立芳的手那么凉。他握着我的手，没说话，就那么握着。
后来他推着我在院子里走，跟我说他那边的事。他说公司去年上市了，他分了些股份，现在手底下管着上百号人。他说他媳妇去年升了职，比他还忙，两个人经常一周都碰不上面。他说他儿子成绩不错，在班上排前几名，就是跟他不太亲，他回家孩子就躲屋里玩游戏。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平平的，可我听得出他心里的滋味。
我说立强啊，你儿子不跟你亲，你怨不怨。他说不怨，我陪他太少了，他跟我生分是应该的。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说你小时候我也不怎么陪你，天天在厂里加班，回来你都睡了。你妈跟我说你总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就说快了快了，可每次都食言。后来你大了，不问了，我心里头反倒不好受。他说爸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说我是在告诉你，你现在知道你儿子心里头的滋味了，就别等到他长大了再不问。
他推着轮椅停下来，走到我面前蹲下，跟周立诚那天一样，抬头看着我。他说爸，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说这些。我说以前我也没想明白。躺了这几个月，想明白了。他说那你说给我听听。我说你儿子要的不是你的钱，也不是你的公司，他要的是你这个人。你哪怕每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学校的事，他都不会跟你生分。他说我打了，他不知道说什么。我说那你就跟他说你的事，说你今天见了什么人，吃了什么饭，遇到什么好玩的事。你说了他就知道跟你说什么了。
他看着我，嘴唇抿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他说，爸，你变了。我说哪儿变了。他说你以前从来不跟我说这些，你以前只会问我考试考了多少分，工作找得怎么样，钱挣得多不多。我说以前我觉得那些最重要，现在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人活一辈子，把日子过顺了最重要。你把日子过顺了，你儿子就愿意跟你说话。你日子过得拧巴，谁跟你说话都别扭。
他站起来，推着我继续走。走了一会儿他说，爸，我明天回去。我说你不是说待三天。他说公司那边临时有事，得提前回去。我说那行，你忙你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次我带我儿子一起来。我说好，我等他。他说你给他买什么了。我说买了点心和玩具，你带回去。他说好。
他走的时候天快黑了，跟周立芳走的时候一样。他站在门口看着我，说爸你保重。我说你也保重。他说那我走了。我说走吧。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说爸，点心我路上吃，玩具我带给他。我说行。他就走了。
我坐在屋里，看着门慢慢关上。吴保国从外头进来，说那是你小儿子。我说嗯。他说长得挺精神。我说像他妈。他说你福气好，孩子都来看你。我说是啊，福气好。他说我那两个儿子，今年一个电话都没打。我说他们忙。他说忙是忙，可再忙也能打个电话。我没接话，就那么坐着。
过了一会儿吴保国又说，老周，你帮我写封信。我说写给谁。他说写给我儿子，我不会写字了，手抖。我说行，你说我写。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纸，上头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是他自己写的，说是草稿。我看了半天才看清，大意是说他身体还行，让他们别惦记，天冷了多穿衣服，过年要是忙就不用回来了。
我说保国啊，你就写这些。他说就这些，够了。我说你要不要加点别的。他想了想，说加一句，说我想他们。我拿着笔，在那张纸最后头写了三个字，我想你。写完我念给他听，他听着听着眼睛就红了，拿手背擦了擦，说就这些，寄出去吧。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吴保国那封信。他写了半天，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我想起素芬走之前，也给我留了封信，压在枕头底下，我过了好几天才发现。信上就写了一行字，说老头子，冰箱里还有半棵白菜，别放坏了。我当时看着那行字笑了半天，笑着笑着就哭了。她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话，临走还惦记着半棵白菜。
我想，人这一辈子，惦记的就是这些小事。谁给你留了半棵白菜，谁给你剥了个橘子，谁抱着你说爸我走了。这些小事攒起来，就是一辈子。攒够了，人也就老了。老了以后回头看，那些大事都忘了，就记得这些小事。
窗外的梧桐树发了芽，嫩绿嫩绿的，月光照在上头，影影绰绰的。风一吹，那些新叶就晃，晃得人心里头软软的。我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梦里头素芬在厨房炒菜，回头冲我笑，说老头子，吃饭了。
梧桐树叶子全长出来的时候，养老院里组织了一次春游。说是春游，其实就是租了辆大巴，把能走的老人拉到城郊的公园里坐一坐，晒晒太阳，看看花。我本来说不去的，嫌麻烦，可孙会计硬拉着我去，说老周你天天在院子里待着，出去透透气，换个地方看看。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那天早上小刘推着我上了大巴，吴保国坐在我旁边，耳朵里塞着助听器，还是听不清导游在说什么。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方。公园挺大，有个湖，湖边的柳树绿汪汪的，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摆。护工们把轮椅推到湖边的树荫底下，三三两两坐开。有的老人让家人陪着来的，有的自己坐着发呆。孙会计带了瓜子，抓了一把给我，说一边嗑一边看风景。我嗑着瓜子，看着湖面上游来游去的鸭子，心里头挺舒坦。
坐了一会儿，旁边来了个老头，年纪跟我差不多，拄着拐棍，一步一步挪过来的。他看了看我旁边的空椅子，问能不能坐。我说坐吧，地方大着呢。他慢慢坐下来，把拐棍靠在椅子扶手上，喘了几口气。我递了把瓜子给他，他接了，说谢谢。两个人嗑了一会儿瓜子，他忽然说，你也是住那个养老院的。我说嗯，住了快半年了。他说我上个月刚进去，还不太习惯。我说慢慢就习惯了，刚去都这样。
他说他姓陈，七十六，退休前在建筑公司干了一辈子，盖了一辈子房子，老了老了住进了别人盖的房子。我笑了笑，说那咱俩差不多，我在机械厂干了一辈子，修了一辈子机器，老了老了身体跟机器一样，哪儿哪儿都响。他听了也笑，说可不是嘛，膝盖是轴承，腰是传动轴，心脏是发动机，都老化了。
我们俩坐在湖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他说他老伴也走了，走了七八年了。有个儿子，在城里开出租，一个月来看他一回，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走。我说那也比我强，我三个孩子，一个在本地还能常来，另外两个在外地，一年见不着一面。他说三个孩子好啊，热闹。我说热闹是热闹，可也操心，这个累了那个忙了，哪个都放不下。
他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老哥，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图什么。盖房子的没房子住，修机器的身体跟破机器似的，养孩子的孩子顾不上咱们。我听着他这话，心里头咯噔一下。这话我躺那九个月里想过无数遍，翻来覆去地想，想得脑袋疼。后来想明白了，可这会儿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想了想，觉得他这话对，也不对。
我说老陈啊，你说的都是实情，可咱们不能光看这个。你说盖房子的没房子住，可你盖的那些楼，多少人住在里头，遮风挡雨的，那不是福气？你修了一辈子机器，厂里那些机器转了多少年，生产了多少东西，那不是功劳？养孩子更别说了，咱们把他们养大，他们健健康康的，有家有业，咱们就尽到责任了。他们顾不上咱们，那是他们的事。咱们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得了。
他看着我，眨了眨眼，说你倒想得开。我说想不开能怎么办，天天钻牛角尖，那日子还过不过了。他说也是，我老伴走的时候我半年没缓过来，后来慢慢也就好了。我说就是嘛，日子得往前看。他点点头，又抓了把瓜子，慢慢嗑着。
那天在公园待到下午才回去。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湖，太阳照在水面上，亮晃晃的，柳树影子落在水里，跟画似的。我想起素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什么钱，周末就骑自行车去城郊的河边坐坐，带两个馒头一壶水，一坐就是半天。她爱看水，说水干净，看着心里头就清亮。我那时候不懂她说的什么意思，现在站在这湖边，看着这一湖的水，忽然就懂了。水干净，看着心里头就清亮。人也一样，心里头干净了，日子就清亮了。
回养老院的路上，吴保国在车上睡着了，脑袋靠在我肩膀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我没推他，就那么让他靠着。他头发白得差不多了，稀稀拉拉几根贴在头皮上，脸上的老年斑一块一块的。我看着他，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想他们。他写了那么一封信，就为了说那三个字。他儿子收到信了没有，我不知道，他也没说。可我知道那三个字他憋了好几年了，说出来的时候，他眼睛红了。
晚上回到屋里，我坐在床边，把鞋脱了，慢慢揉着脚。走了一天，脚有点肿。小刘端了热水来给我泡脚，说大爷你今天走多了，泡泡脚解乏。我把脚伸进盆里，热水漫过脚面，暖乎乎的。小刘蹲在旁边给我搓脚，搓着搓着说，大爷你脚上有茧，走路磨的吧。我说以前在厂里站多了，一天站十几个小时，脚上全是茧。她说那你现在走走路反倒好了，以前站出来的毛病。我说是，什么事都是个度，站多了不行，躺多了也不行。
她给我擦干脚，把水倒了，又给我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我说小刘啊，你家里几口人。她说三口人，爸妈在老家种地，她自己在这儿打工。我说你多久回去一趟。她说一年回去一趟，过年的时候。我说那你不想他们。她说想啊，天天想，可回去一趟路费太贵了，还得请假扣工资。我说你每个月给他们寄钱不。她说寄，每个月寄两千，剩下的自己攒着，想以后在城里买个小房子。
我说你倒是想得长远。她笑了笑，说不想长远不行啊，爸妈老了得靠我，我得把日子过好了。我说你爸妈有你这个闺女，福气。她说是他们把我养大了，我养他们是应该的。我听着她说话，想起周立芳，想起她说照顾家里人是应该的。这两个闺女，一个五十多，一个二十多，说的话一模一样。大概天下的闺女都这样，心里头装的全是家里人，就是装不下自己。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里头我回到老房子，素芬坐在客厅里择菜，看见我进来，说老头子你回来了，饭马上就好。我坐到她对面，看着她择菜，手指头灵巧得很，一棵小白菜几秒钟就择干净了。我说素芬啊，我在养老院住着呢。她说我知道，住得惯不。我说住得惯，有人管吃管喝有人管看病。她说那就好。我说孩子们都来看过我了，立芳来了，立强也来了，立诚过几天还来。她说好，他们心里有你。我说你一个人在上头闷不闷。她抬起头来冲我笑，说不闷，我看着你们呢，看着你们好好的，我就高兴。
后来梦就散了，我醒了，屋里黑乎乎的，吴保国的呼噜声还在响。我躺在黑暗里，心里头暖烘烘的，像是刚跟谁说了心里话，说完了，踏实了。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掖了掖，又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跟吴保国说，我梦见我老伴了。他耳朵背，我大声说了两遍他才听清。他说梦见好啊，我也常梦见我老伴。我说她在梦里头跟我说，看着咱们好好的，她就高兴。他说我老伴也是，走的那天跟我说，老吴啊，你要好好的。我说咱们好好的，她们在上头就放心了。他点点头，说对，好好的。
吃早饭的时候，我喝了碗粥，吃了个鸡蛋，又吃了半块馒头。小刘说大爷你今天胃口真好。我说春天了嘛，胃口也跟着开了。她说你多吃点，把身体养好了，过些天院里组织去植物园，你也能去。我说去，怎么不去，多出去走走好。她说那你可得好好练走路，植物园路不平，得走稳当。我说行，我练。
吃完早饭，我扶着助行器在走廊里走了两个来回。走到活动室门口，孙会计她们已经在里头摆好牌桌了，看见我就喊，老周快来，今天你上桌，我教你打。我说我不打，我看着。她说不行，今天三缺一，你得凑个数。我犹豫了一下，慢慢走过去坐下来。孙会计发牌，一边发一边跟我说规矩。我听着，手摸了一张牌，看了看，忽然想起素芬教我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她说打麻将要动脑子，防老年痴呆。我摸了摸那张牌，心里头笑了笑，把牌打了出去。
那天上午我打了三把牌，输了两把，赢了一把。赢的那把是孙会计放炮，我胡了。她拍着桌子说老周你学得快啊。我说运气好。她说你明天还来不。我说来。她笑了，把牌一推，说再来一局。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沙沙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牌桌上，亮堂堂的。我坐在那儿，看着手里的牌，看着她们说说笑笑，心里头像这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亮堂堂的。七十九岁，养老金六千二，摔一跤躺了九个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让我坐在这儿，手里摸着一张牌，心里头什么也不缺。
那天打完牌回屋，吴保国坐在窗边翻相册。他翻得很慢，一页一页的，手指头在照片上摸来摸去。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相册里头全是老照片，黑白的，有的边角都卷起来了。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我老伴，年轻时候照的。照片上是个扎辫子的姑娘，圆脸，笑得眼睛弯弯的。我说挺俊的。他说那时候刚解放，照相馆里拍的，花了半个月工资。我说你那时候舍得花钱。他说一辈子就舍得那一回，后来再没拍过。
我坐在他旁边，看他一张一张翻。有他年轻时候在讲台上的照片，穿中山装，戴眼镜，手里拿着课本，神气得很。有他跟学生的合影，几十个孩子围着他，他坐在中间，笑得合不拢嘴。还有他两个儿子的照片，光屁股的，穿开裆裤的，戴红领巾的，一本正经站在学校门口的。翻到最后几页，是他老伴老了的照片，头发白了，脸上全是褶子，可还是笑，笑得很温和。
他说老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我说是啊，一眨眼就完了。他说我有时候觉得，昨天还在讲台上讲课，今天就坐在这轮椅上了。我说昨天还在厂里修机器，今天就坐在这养老院里了。咱们都一样，稀里糊涂就老了。他合上相册，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头，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那两个儿子，上次来信说今年过年回来。我说那好啊，你总算盼到了。他说嗯，盼到了。可我心里头又有点怕。我说怕什么。他说怕他们来了没话说，坐一会儿就走了。我说那你就多准备点话，问问他们家里的事，工作的事，孩子的事。他说我耳朵背，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我说那你就让他们大声说，你听不清就再问一遍，问多了就听清了。他点点头，说试试吧。
那天下午，我跟小刘说，推我去趟超市。她说大爷你要买什么，我给你买。我说我自己去，想挑点东西。她推着我去了养老院旁边的小超市，我在里头转了两圈，买了点糖果，买了包茶叶，又买了两双厚袜子。小刘说大爷你买袜子干什么。我说吴保国脚上那双破了，我看他穿了快一个月了。她说你给他买的？我说嗯，你别跟他说，放他床头就行。她笑了笑，说大爷你心细。
晚上我把东西塞进吴保国的床头柜里，他出去遛弯了，没看见。第二天早上他穿袜子的时候摸到了，拿出来看了看，说这谁的袜子。我说不知道，可能是护工放的吧。他说哦，然后穿上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还挺合脚。我说是吧，将就穿吧。
那天周立诚来了，给我带了个小收音机，说爸你没事听听广播，解解闷。我接过来拧开，里头正唱戏，是《空城计》，诸葛亮坐在城楼上摇着羽毛扇唱。周立诚说你不是爱听戏吗，我特意买的，收台挺清楚的。我说行，放这儿吧。他坐了一会儿，我跟他说，立诚啊，你下回来，给我带副象棋。他说你要下棋？我说我看吴保国跟他儿子下过一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学。他说行，我找找，我家里有一副老象棋，是我儿子小时候买的，现在他不玩了。
过了两天象棋带来了，红木的，棋子儿磨得油光水滑的，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周立诚说这副棋还是你当年给我买的，还记得不。我看了看，想起来了。那时候周立诚十来岁，缠着我要象棋，我在百货大楼花了三块多钱买的。后来他下着下着不下了，棋就收起来了。没想到他还留着。我说你还留着呢。他说你买的东西我都留着呢。我心里头热了一下，嘴上没说什么，把棋摆在床头柜上，红的一边，黑的一边。
那天下午吴保国回来，看见象棋，眼睛一亮，说你会下棋。我说不会，想学。他说我教你，我下了几十年了。我说行，你教我。他就坐在床边，摆开棋盘，跟我说马走日象走田，车走直线炮翻山。我听着，记着，试着走了一步马。他说不对，马别着腿呢。我看了看，还真是，旁边堵着个卒子。我把马换了个方向，走成了。他说对，就这么走。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跟他下一盘棋。他下得慢，我想得也慢，一盘棋磨磨蹭蹭能下一个多小时。有时候下到一半，他忘了刚才走了哪步，我也忘了，两个人对着棋盘发愣。旁边看棋的老头急得直跺脚，说你们俩下什么呢，自己走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跟吴保国就笑，说急什么，慢慢来。
下棋的时候话就多了。吴保国跟我说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怎么追的他老伴，怎么第一次牵她的手，怎么攒钱给她买了个银戒指。我说我也跟你说说我老伴。他说你说。我就跟他说素芬。说我们怎么认识的，是厂里人介绍的，见了一面就定了。说她做饭好吃，尤其是白菜炖粉条，我吃了四十多年没吃够。说她爱打麻将，打起来什么都忘了，有一次把孩子锁在屋里自己出去打牌，回来被我骂了一顿，她也不恼，就是笑。
吴保国听着，说你们感情好。我说好什么，也吵，吵了一辈子。她说我笨，不会说话，我说她唠叨，没完没了。可吵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第二天起来又是好日子。他说这就叫感情好，吵不散的才是真感情。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素芬走了五年了，我有时候还觉得她没走，还在厨房里炒菜，还在阳台上晾衣服，还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脚伸过来冰我。她走了以后，我睡觉再没被冰过，反倒不习惯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吴保国的呼噜声，心里头盘算着明天的棋怎么下。我想好了，明天我先走炮，当头炮，把他老将闷住。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头素芬坐在对面，跟我下棋，说老头子你走错了，马别着腿呢。我说我没走错，你看错了。她就笑，说我眼花，你帮我看看。我凑过去看棋盘，棋盘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白布。我抬起头来，素芬不见了，就剩我一个人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一盘没下完的棋。
我醒了，天还没亮。吴保国的呼噜声还在响，窗户外面灰蒙蒙的，梧桐树的影子在玻璃上晃。我躺在被窝里，心里头清清亮亮的，像早上的天，一点点亮起来。我想起素芬，想起吴保国，想起周立诚周立芳周立强，想起孙会计，想起小刘，想起那些在养老院里一起晒太阳打牌下棋的老伙计。这些人，这些事，像一盘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走错了的，走对了的，都成了这盘棋的一部分。下到最后，输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盘棋下完了，下得舒坦。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闭上眼睛。再醒的时候天就大亮了。我听见小刘推门进来，说大爷该起床了，早饭有豆浆油条。我说好，这就起。我撑着床沿坐起来，腿上有劲了，腰上也有劲了。我慢慢站起来，扶着床栏，站得稳稳当当的。窗外头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阳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洒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棋盘上的格子。
梧桐树叶子长得巴掌大的时候，养老院里张罗着给几个高龄老人过生日。孙会计是六月的生日，吴保国是五月的，还有另外两个老太太也是五六月生。院长说干脆凑一块儿过，热闹。食堂里挂了些彩纸，桌上摆了瓜子花生和几盘切好的西瓜。我坐在轮椅上，被小刘推到吴保国旁边，一人手里塞了块西瓜。
吴保国啃着西瓜，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他用袖子一抹，跟我说他活了八十三，头一回这么多人给他过生日。我说我也是头一回，以前都是素芬给我擀碗面，卧个荷包蛋，就算过了。他说你老伴走了以后呢。我说孩子们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记得了就打个电话，不记得就过去了。其实我自个儿也常忘，人老了，日子过得糊涂，过一天算一天，哪还记什么生日。
他说我也是，我两个儿子从来没给我过过生日。我说那你今年许个愿，说不定能实现。他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许什么。我说你想想，有什么想要的。他看了我一眼，说我想我两个儿子能给我打个电话，不用回来，打个电话就行。我说那你许，许了也许就灵了。他就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念了一会儿睁开眼，说许完了。我说许的什么。他说不告诉你，说出来就不灵了。
那天下午正吃着西瓜，周立诚来了。他手里拎着个蛋糕盒子，站在活动室门口张望。看见我就走过来，把蛋糕放在桌上，说爸，你也没跟我说你今天过生日。我说我没过生日，他们给吴保国和孙会计过，我跟着蹭块西瓜。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我也给你带个蛋糕来。我说带什么蛋糕，我又不吃甜的。他笑了笑，把蛋糕拆开，切了一块递给吴保国，说吴叔你吃。吴保国接过来，说谢谢，你比我儿子强。周立诚愣了一下，说吴叔你儿子呢。吴保国说在外地，忙。
周立诚没再问，坐在旁边看我吃西瓜。我看他脸色不太好，眼底下发青，像是没睡好。我说你最近怎么了，看着累。他说没事，就是店里事多。我说你跟我说实话。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店里生意不好，房租下个月到期，房东要涨钱，他在犹豫还续不续。续吧，挣的不够交房租的。不续吧，干了十几年了，老顾客都在这边，舍不得。
我听着，把西瓜皮放下，拿纸巾擦了擦手。我说立诚啊，你那个店，一个月挣多少。他说好的时候七八千，不好的时候四五千。我说那你房租多少。他说现在三千五，房东要涨到四千五。我说你算过没有，刨去房租水电人工，你还能剩多少。他低下头算了算，说剩不了多少，有时候还得倒贴。我说那你图什么。
他半天没说话，手指头在桌上画来画去。后来他说，爸，我干这个店干了十五年，从三十多岁干到五十多，除了这个店我什么都不会。我说你什么都不会，你当年不也是从不会干起来的。你刚开店的时候，连进货都不会，不也学会了。他说那不一样，那时候年轻，现在老了，折腾不动了。我说你五十多就说老了，我七十九还活着呢。他笑了一下，说爸你比我精神。
我说立诚，我躺那九个月想明白一个道理，人不能跟一件事死磕。你那个店要是干不下去了，就盘出去。你才五十多，还能干点别的。哪怕去给人看大门，去开滴滴，去送外卖，都比守着一个赔钱的店强。你守得越久，赔得越多，到最后什么都剩不下。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爸你真这么想。我说我真这么想。你妈在的时候，总说人挪活树挪死，你忘了。他愣了一会儿，点点头，说那我回去想想。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快黑了。我送他到活动室门口，他回头说，爸，你今儿说的话我记住了。我说记住就好，别死心眼。他说嗯，然后走了。我看着他走出门去，背有点驼，头低着，像背着什么重东西。我心里头叹了口气，这个老大，从小就这样，闷着头干活，受了委屈也不说。以前素芬在，还能跟他说两句，素芬走了，他就更闷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跟吴保国说，今天我大儿子来了，店干不下去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我劝他盘出去。他说盘出去能干什么。我说能干的事多了，他才五十多，又不是七老八十。他说也是，我五十多的时候还在教书呢，退休以后还返聘了五年。我说就是嘛，人不能老觉得自己不行。
吴保国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周，你今天劝你儿子的时候，我听见了。我说你听见了。他说我耳朵背，听不太清，可你说话那个劲儿我听见了。我说什么劲儿。他说当爹的劲儿。你以前跟你儿子说话也这样吗。我想了想，说不一样。以前我跟他说话，都是教训他，说你这不对那不对。今天我跟他说话，是商量，是给他出主意。他说哪个好。我说商量好，商量他心里头能装进去，教训他听不进去。
他说你变了。我说摔一跤摔的。他笑了笑，说摔一跤能摔明白，也值了。我说可不是嘛，躺了九个月，把一辈子没想明白的事都想明白了。他说那你再跟我说说，你还想明白什么了。我说想明白的可多了，你想听哪个。他说你随便说，我听着。
我就跟他说，我想明白了，人老了不能光等着儿女来看你。你等着，他们不来，你就难受。你不等，自己找事干，他们来了你高兴，不来你也不闲着。吴保国说对，我这些年就是等，等儿子电话，等儿子来看我，等来等去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后来我开始教院里几个老太太认字，她们叫我吴老师，我心里头才踏实了。我说你看，你不光能教老太太认字，还能教我下棋。他说你学得慢，教你我费劲。我说费劲你也教了，你教了我就陪你下，你不教我找谁下去。他就笑，说你这个老周，嘴还挺会说。
那天夜里我睡得沉，一觉睡到天亮。小刘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自己穿好衣服坐在床边了。她说大爷你今天起得真早。我说睡够了。她说今天天气好，我推你去外头转转。我说行，转完了回来吃饭，吃完饭下棋。她说你跟吴大爷天天下，不腻啊。我说不腻，下棋跟过日子一样，每天都是新的一盘。
她推着我出了楼，院子里阳光正好，梧桐树的影子铺了一地。几个老太太在树底下打太极，动作慢悠悠的，跟树影子晃来晃去一个节奏。我坐在轮椅上看着，心里头安安静静的，什么也不想。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风里带着花香，不知道是什么花，反正挺好闻的。
我闭上眼睛，让太阳晒在脸上。素芬说过，晒太阳补钙，人老了骨头脆，得多晒。她那时候天天催我下楼晒太阳，我还不耐烦。现在不用她催了，我自己知道晒了。人就是这样，有人催的时候不觉得，没人催了反倒自觉了。
我睁开眼，看着天上。天蓝得透亮，一丝云都没有，干干净净的。素芬在上头看着我呢，我冲她笑了笑，心里头说，你放心，我好着呢。日子过得顺溜，吃得下睡得着，还能跟人下棋打牌，还能帮儿子出主意。你交代我的话，我做到了。
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周立诚又来了。这回他没拎东西，空着手来的，脸上却比上回松快多了。他推着我在院子里走，走到梧桐树底下，找了个长椅坐下来。他说爸，我决定了，店盘出去。我说想好了。他说想好了，有人接手，价格谈妥了，下个月交铺子。我说那你以后干什么。他说先歇一阵子，把身体养养，再说别的。
我说你媳妇同意不。他说她一开始不乐意，说干了这么多年了舍不得。我就把你的话跟她说了，说人不能跟一件事死磕。她想了想，说那行吧，反正这些年也没挣着钱，早该转了。我说你媳妇倒是想得开。他说她也就是嘴上厉害，心里头明白着呢。
他坐了一会儿，忽然说，爸，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说你说。他说我想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搬回去住。我说搬回哪儿去。他说你那个老房子，我这些年一直没动，家具电器都还在，就是旧了。我想装一装，搬回去住，顺便把你接回去。我说你搬回去住，你媳妇乐意吗。他说她乐意，她说那个房子地段好，离孩子学校近，就是旧了点，装一装挺好。
我听着，心里头动了一下。老房子，我跟素芬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那间屋里到处都是素芬的影子，厨房里她挂的围裙还在门后头钉着，阳台上她养的那盆吊兰还活着，卧室衣柜上头还贴着她剪的喜字，都褪色了，可还在。我搬出来的时候没带这些东西，想着反正也用不上了。现在周立诚说要搬回去，我心里头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说立诚，那房子你装吧，我出钱。他说不用你的钱，我手里攒了点，够用了。我说你攒的那点钱留着过日子，装房子我出，我有养老金，一个月六千二，攒了快一年了，够装的。他看着我，说爸你攒那点钱不容易。我说有什么不容易的，吃住都在养老院，也花不着。他说那房子装了，你回去住不。
我想了想。要是半年前他这么问，我肯定说回去。可现在坐在这个院子里，看着梧桐树，看着活动室里打牌的老太太，看着吴保国在窗边翻相册，我有点犹豫了。我说立诚啊，房子你装，装好了你住。我这儿住惯了，先不回去。他说爸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我说没有，我真不生气。我就是觉得这儿挺好，有人说话有人管饭，我回去了你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
他说那不一样，家里多好，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说你做的饭不如食堂的软乎，我牙口不好。他笑了一下，说那倒是，我做饭确实不行。我说你装好了，我偶尔回去看看，住两天也行。平时我还是在这儿。他说那行吧，你想回来就回来，门给你留着。我说好。
那天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走到门口回头说，爸，你那个存折在哪儿放着呢，我装房子取钱用。我说在我床头柜里，你跟我来拿。我带他进了屋，从床头柜里摸出存折，递给他。他接过去翻了翻，看了看余额，抬头看我。他说爸，你攒了这么多。我说攒了快一年了，没怎么花。他说那也用不了这么多，装个房子五六万就够了。我说剩下的你留着，给你儿子上大学用。他愣了一下，说爸，那是你的钱。我说我的钱不就是你们的钱，我留着干什么，带棺材里去。他说爸你说什么呢。我说实话，我这个岁数了，留钱没用，你们用得着就花。
他把存折揣进兜里，站在床边看着我。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后来他过来抱了我一下，跟他妹妹一样，抱得很轻，胳膊环着我的肩膀，下巴搁在我头顶上。他抱了一下就松开了，说爸，那我走了，装好了来接你回去看看。我说好。他转身出了门，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
那天晚上我跟吴保国说，我大儿子要把我老房子装一装，接我回去住。他说你回去不。我说先不回去，偶尔回去看看。他说那你想回去不。我说想，可也不是那么想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那个房子是我跟老伴住了四十年的地方，到处都是她的影子。我要是回去了，天天看着那些东西，心里头不好受。而且孩子们都忙，我回去了也是一个人，还不如在这儿，有人说话有人下棋。他说那你偶尔回去住两天也好，换换环境。我说嗯，他说得对。
吴保国沉默了一会儿，说老周，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你说。他说我那两个儿子，前天打电话来了。我说真的？他说真的，老大打的，问我身体怎么样，说今年过年一定回来。我说那好啊，你盼了这么久，总算盼着了。他说嗯，可我心里头有点慌。我说慌什么。他说我怕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怕他们待两天又走了，走了以后我又得一个人待好久。我说保国啊，你别想那么多，来了你就高兴，走了你就接着过你的日子。你还有我，还有孙会计，还有这院里一帮老伙计。他说你说得对，我不该想那么多。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过了一会儿又说，老周，你帮我再写封信。我说写给谁。他说写给我儿子，就说我挺好的，让他们别惦记，过年回来的时候路上慢点，别赶。我说行，明天写。他说谢谢。我说谢什么，你教我下棋我还没谢你呢。他就笑，笑得床板直颤。
第二天早上我趴在床头柜上写信。吴保国坐在旁边看着我写，写完了我念给他听。念到最后一句“路上慢点，别赶”的时候，他点点头，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我把信叠好，装进信封，让小刘帮忙寄了。小刘拿着信封看了看，说大爷你写的字真工整。我说以前在厂里写报告练的，几十年没写了，手生。她说比吴大爷写得强，他那个字跟蚂蚁爬似的。吴保国耳朵背，听不见，还坐在那儿笑眯眯的。
那天下午下棋的时候，吴保国走了一步好棋，把我的车给吃了。我盯着棋盘看了半天，说你怎么走的，我没看见。他说你光顾着看炮了，没防着马。我说你阴我。他说下棋不阴怎么赢。我说行，你等着，下把我不让你了。他说你让过我吗，你每次都输。我说我让着你呢，你耳朵背，我不好意思赢你。他就笑，说你这个老周，输了嘴还硬。
那盘棋下了快一个钟头，最后还是我输了。我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放，说再来。吴保国说不来了，该吃饭了。我说吃完饭再来。他说吃完饭我得睡午觉。我说睡醒了再来。他说睡醒了你得去活动室打牌。我说不打牌了，下棋。他就看着我笑，说老周你今天怎么这么较真。我说不是较真，我就是想把你这老将闷一回。他说那你得再练练，就你这水平，再练半年也闷不了我。
我瞪了他一眼，把棋盘收了。收着收着我也笑了。半年就半年，反正有的是时间。七十九岁，养老金六千二，摔一跤躺了九个月，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让我坐在这儿，跟一个耳朵背的老头子下棋，输了还嘴硬。日子就这么过，不急不慢，不慌不忙。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做操，还要修东西，还要打牌下棋。后天周立诚的店就盘出去了，他该闲下来了，兴许会多来几趟。周立芳下个月又要来了，她说带她儿子一块儿来。周立强说年底带他儿子回来，让我看看孙子长多高了。
这些事一件一件排着队，等着我去过。我坐在这儿等着，心里头踏踏实实的。窗外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太阳照在上头，亮闪闪的。风一吹，满树的叶子都哗哗响，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我听不清它们说什么，可我猜，大概是在说，老周啊，好好活着，日子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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