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以后，广东地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急起直追之势。这时期由于大量北方移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通过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广东地区的农业经济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广东也从此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稻米产区。广州、潮州和惠州则是广东的三大米市，各地所产稻米，先集中于上述三处，然后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浙等地。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五《与建宁诸司论赈济札子》曰：“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广州是最大的米市，广南西路的余粮也运往这里出售。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云：“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街尾，远之番禺，以罔市利。”潮、惠两处米谷，直接由海道转运福建出售。叶适《水心文集》卷一六《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载：“隆兴（1163—1164 年）、乾道（1165—1173 年）中，天下称莆（田）之贤，曰二刘公……著作之还自温，疾有间，莆亦大旱。手为救荒十余事，率乡入行之。招潮、惠米商，白守免力胜。四集城下，郡以不饥。”宋代广东之所以能很快发展成为主要的粮产区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时期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且增加了新的粮食作物，从而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
关于农田水利建设，宋代史籍记载尚不多见，但在明、清广东方志和族谱资料的记载却屡见不鲜。兹据清代阮元《广东通志》之《宦绩录》和《山川略》列举数例如下。
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是宋代广东经济较发达地区。两宋时期这些地区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北宋天禧年间，保昌县知事凌皓，主持水利，“伐石堰水，灌州田五千余顷”。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 年），惠州太守陈偁，在城西“筑堤截水”，修成一个广袤十余里的丰湖，“湖之润，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 年），潮州知州林山票开浚西湖，“灌西关外北厢等七乡田一千九百余顷”。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东莞邑令李岩，因“邑东濒江，每罹夏潦之害”，于是在县东七十里自京山至司马头筑福隆堤，“延袤万余丈”，“以捍东江水患，护田九千八百余顷”。翌年又于邑之咸西、獭步等处，筑咸潮堤十二条，以御海潮泛浸。据说堤长一万六千八百零六丈，捍田二万二千零二十八顷。
粤西地区甚至海南岛也兴修了一些水利建设。如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雷州知州何庚，“常以兴利除害为事。东洋田旧无陂塘亩浍以资灌溉，庚相地宜凿渠，北导特吕塘之水使南下，西导西湖之水使之东注，合二水灌田数千顷，公私获利，名其渠为何公渠”。知州胡簿还主持修筑了海堤。该堤在海康县，分南北两条。堤成之后，“近郭东南万顷洋田及居民庐舍始免飓风、成湖之患”。海南岛琼州琼山县，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 年），有“乡人于塘门筑石砌陂为堤堰，延裹二百余丈，分流二派，溉田各数百顷”。
宋代广东通过各种方式，新开垦了大批土地。由于缺乏官方系统的记载，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资料窥其一斑。如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 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开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在极短时间内即开出近万顷农田，这对广东农业生产起了有益的作用。宋代广东尚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即使在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地区，也还存在大片平原沃壤。所谓“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田多山少，堪辟住址”。又如“潮之为郡，土旷人稀，地有遗利”。因此，从北方南徙的移民落籍新居后，都能开辟或围垦大量的土地。
宋代广东还有充足的耕牛。在封建社会，能否使用牛耕，是衡量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宋代广东耕牛，已达到自给有余，北方地区常从南方湘、广等地购买耕牛。北宋初，有人说：“水牛多自湘、广商人驱至民间贵市之以给用。”其中尤以粤西雷、化等州所产为多。
更有意思的是北方农作物如大麦、小麦等在宋代也已推广到了广东。唐代广东试种小麦不甚成功，所谓“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宋代种麦稍见推广。阮元《广东通志·宦绩录》载：莆田人林一鸣在知南雄州和惠州任上，即曾“为文谕民，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去丧乐，禁杀牛”。宋仁宗时，陈尧佐在知惠州任上，又继续教民种麦。时人记其事曰：“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大小）二麦之类，益民弗知有也。公使于南津阗地教民种麦，是发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看来惠州等地种麦确实取得了成效。
此外，广东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极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太平寰宇记·潮州》曰：“稻得再熟。”苏过《斜川集》卷六也说：“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纟希夏葛，稻岁再熟。”双季稻作制的推广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从而保证了广东这一新经济区在宋代迅速发展，并与江、浙等地一道成为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亦即时人所称：“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从此，广东所产稻米，成为大宗商品源源运销外地。
三、宋代广东的粮食运销
宋代广东的粮食，主要销往东南沿海的福建和浙东地区。宋代福建属地狭人稠的多山地区。浙东也是多山地区，适宜粮食生产的平原沃壤较少，这里的土地边疆早已开垦无遗。上述两地所产米谷均不足供本地民食，每年需仰赖浙西、湖南和广东等地接济。广东海路便捷，又毗邻闽、浙，故每年往广东采购米粮者为数更多。
福建沿海诸州均已严重依赖广东粮食的供给，一遇灾荒年月，或运输受阻，闽民便已乏食。不特如此，即使是丰收年景，闽产米谷仍不敷民用，尚须从广东等地买进大批粮食。赵汝愚《赵忠定奏议》卷二即云：“（福建）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关于广东每年运销福建的粮食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朱熹说过，仅建宁府一处，一次购买广米“须得十余万石，方可济用”。
浙东是广东粮食的第二大销售市场。浙东各处，凡遇水旱灾害，禾稻歉收，即“广招广南、福建、浙西等处客贩，搬运米斛到来投粜”。朱熹在《延和奏札三》中曰：“今年旱地广阔，只有湖南、二广及浙西两三郡丰熟，而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臣昨受命之初，访闻彼处米价大段低平，即尝印榜遣人散于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去处，招邀米客。许其约束税务，不得妄收力胜务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又说：“（浙东）州县目今米价高贵，止缘早禾旱伤……兼当司已蒙朝廷给降本钱，及取拨别色官钱，见今广招广南、福建、浙西等处客贩，搬运米斛到来投粜，准备阙米州县搬运前去出粜。”
杭州是南宋国都，又是工商业中心，史称“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富食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处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耗费数量巨大的商品粮，除靠邻近的苏、湖等地供应外，尚需购买广东米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载，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甲午，“中书门下奏：行在仰食者众，仓廪不丰，请委诸路漕臣及秋成和籴。诏广东籴十五万斛。”此后，广东粮食曾经常运销杭州，直至南宋末年。
温州和明州（今宁波）也是广东粮食的主要销场，并常由温、明两处分运浙江内地销售。《朱文公文集》卷一七载：“兼闻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拨钱籴米，数目甚多。又见臣僚札子，论衢州等处见已乏食，及有指挥行下闽、广，劝谕客米前来温州接济。”又载：“臣据明州申契勘本州今岁阙雨，管下六县皆有旱伤去处。窃虑细民阙食……本州遂于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会一百万贯，下本州循环充本，雇备人船出海，往潮、广丰熟州军收籴米斛，准备赈籴赈济。”同书卷二六载：“连日不雨，旱势复作，绍兴诸邑，仰水高田，已尽龟拆，而山乡更有种不及入土之处。明、婺、台州皆来告旱，势甚可忧……今二广之米，舻舳相接对四明之境，乘时收籴，不至甚贵，而又颗粒匀净，不杂糠秕，干燥坚硕，可以久藏。”北运的广米，数量巨大，且质量甚佳，因而颇受消费者欢迎。同书卷九三还说到广米一次运往温州者即达八万斛。浙东成为广东粮食的重要销售市场。
在灾荒年月，广米也曾销往江、淮地区，以接济那里的饥民。《宋会要·食货五九》载：“隆兴二年（1164 年）九月四日，知镇江府方滋言：……今岁江东、二浙皆是灾伤去处……欲乞朝廷多出文榜，疾速行下湖、广诸路州军，告谕客人，如般贩米斛至灾伤州县出粜，仰具数目经所属陈乞，并依赏格，即与推恩……从之。”《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亦载：“三数年来，生灵穷困，可谓极矣。淮民流离，死者什九……闻广南数州，粒米狼戾。臣愿斥内帑封椿之储，及今收籴，以济其饥。”可见，当江、淮地区遇上严重的水旱灾害、禾稻歉收时，也从遥远的广东购买粮食。
邻近广东，宋时属广南西路的海南岛和钦州等地，曾从广东购买大批米谷。海南岛和钦州经济发展较落后，粮食尚未达到自给水平，需从广东购粮接济。
李曾伯《可斋续藁》后卷六即指出：“顷岁尝闻琼管饥，仰广东客籴以给。”又说，广东米粮既可由海道运往福建、浙江和琼州，亦同样可以借道海路运至钦州。由于琼、钦两处经济落后，又毗邻广东，有海路直达，交通颇便，估计每年购买广米恐为数不少，唯缺乏更详尽的资料而不得细知。
四、元代广东的粮食生产和出口
到了元代，广东农业生产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以往的传统看法是，蒙元统治建立后，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的大倒退。笔者曾就元代的农业问题撰文指出，元代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发生倒退，而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南宋末年，中国历史上再次发生了北方人民的大规模南迁。这些南徙之民带来了更多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使广东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元代广东人口的迅速增长便是农业开发的一个突出表现。北宋元丰年间，广东境内共有六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五户，一百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十七人。而元代广东境内的户数增至六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户，人口二百五十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三，比宋初增加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六十四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较落后，人口稀少的海南岛的人口增长更快，成为广东境内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粤西的雷、化、高等州，户口都比宋代有较大增加。其中雷、化等地的人口密度竟超过了肇庆、惠州等州。这说明原先落后的地区元时均已得到开发。
文献记载粤西和海南岛等地都在加速水利建设和扩大耕地面积。如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时，在雷州半岛教民“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民歌之曰：潟卤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有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湖广行省还专门设有“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经管琼、雷、高、化、廉等路的屯田。元代仅上述地区的屯田面积即达五万六千多亩。
元代广东人口大大增加，扩大了粮食自销量。新增加的一百多万人口，每年需要消费数量巨大的粮食，这本身就表明了元代广东粮食生产的发展。
此外，广东自给之外仍有粮食外销。元朝政府曾规定米粮不准下海。《元史·刑法志》载：“米粮军器等，不得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官。”尽管有严法限制，但广州地区米粮私运出海之事仍屡禁不绝。《通制条格》卷一八载：“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司申：广州官民于乡村籴米伯（百）硕（即“石”）、阡（千）硕至万硕者，往往搬运前去海外占城诸番出粜，营求厚利。”这条材料说明，广东沿海商民，为牟取厚利，从粮产区购买大量米谷，冒禁私运占城（今越南）等国销售。占城本属产米之区，竟从广东进口米粮，足见元代广东产米之多。后来，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广米出口日增，元朝政府害怕动摇其统治基础，不得不下令“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番”。
至于福建、浙江等广米传统市场，元代是否继续大量运销，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而不得详知。但根据明代文献，上述两地，特别是福建，元代继续运销广东粮食的可能性极大。直到明代，福建仍然大量采购广州、潮州、惠州和高州等地的米粮。
作者：谢天祯
来源：《岭南文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