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刚满二十岁,是秋田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我被强行征召入伍,穿上了那身黄色的军装。在此之前,我连中国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都指不准确,更不懂什么“大东亚共荣”的宏大口号。
我只记得离开家乡那天,妹妹春香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色和服,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追着火车跑,一边跑一边哭着喊我的名字。那时候的我,心里还有着人的软弱和温情。但军队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它不仅绞碎敌人的肉体,也绞碎我们自己的灵魂。
新兵训练的几个月里,我们遭受了非人的虐待。老兵用皮带抽打我们的脸,逼迫我们在烈日下互相殴打,直到把对方打得满脸是血。长官告诉我们,在战场上,仁慈就是自杀,中国人不是人,是消耗品,是原木,是任由我们处置的物件。如果谁敢把他们当人看,谁就是帝国的叛徒。
在日复一日的洗脑和暴力压迫下,我们的神经逐渐麻木。等我们这支部队在1942年初冬被派往河北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故乡那个会在秋天帮母亲收割稻谷的少年了。我们变成了一群饥饿、狂躁、没有独立思想的野兽。
那是一次被称为“治安肃正”的行动,上面下达的命令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彻底扫荡,不留活口。
那次的目标是位于两座荒山之间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那天清晨,华北的霜露很重,枯黄的高粱地在寒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像一群灰色的幽灵一样包围了村子。
村里静悄悄的,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突然,一声清脆的狗叫打破了死寂,紧接着是长官拔出军刀的摩擦声和一声枪响。那声枪响就像是打开了地狱的闸门。
我们踹开一扇扇单薄的木门,冲进院子。村民们惊恐地从屋里跑出来,慌乱得像被滚水烫了的蚂蚁。我端着装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看到有人跑动就扣动扳机。打完子弹,就用刺刀捅。
我记得我挑死了一个试图翻墙逃跑的中年男人,刺刀扎进他后背的时候,手感就像扎进了一截朽木。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重重地摔进了泥水里。我拔出刺刀,在门框上蹭掉血迹,转身去点燃茅草屋的屋顶。
那些跑不快的老人和拼死护着孩子的妇女,很快就被屠戮殆尽。子弹穿透胸膛,刺刀挑破内脏,生命在战争面前脆弱得不如地上一根枯草。
这种死法虽然残忍,但至少是短暂的,痛苦在几分钟后就会随着死亡的降临而结束。但是,年轻女孩的遭遇是最凄惨的。
在长官的眼里,青壮年男人是潜在的反抗者,必须杀掉;老人和孩子是浪费粮食的累赘,也必须杀掉。唯独年轻的女人,她们不被看作是人,甚至不被看作是战俘,她们被看作是帝国的战利品,是补充给后方慰安所的“物资”。
扫荡进行到一半时,我们小队被派去搜索那些看起来稍微殷实一点的砖瓦房。在一户人家的后院,小队长田中敏锐地发现柴火堆下面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他走过去,一脚踹开了伪装的木板,露出了一个隐蔽的地窖口。
“出来!不然就扔手榴弹了!”田中用生硬的中国话冲着黑洞洞的地窖大吼。
过了很久,地窖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个浑身发抖的老头先爬了出来,紧接着是一个满脸泥污的老太太。在他们身后,藏着两个女孩。那两个女孩看起来顶多十五六岁,一个穿着褪色的蓝底白花棉袄,另一个穿着灰色的粗布褂子。
她们的脸上被故意抹满了锅底灰和黑泥,头发也弄得乱蓬蓬的。那显然是老两口为了保护孙女,试图把她们弄丑,以此来躲过劫难。可是,她们那因为极度恐惧而睁得大大的眼睛,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单薄身躯,根本无法掩饰她们的青春。
老头一上来就跪在地上,把头磕得砰砰直响,额头瞬间就磕破了,鲜血混着泥土流了满脸。他从怀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银手镯,双手举过头顶,嘴里不停地哀求着。
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那个动作跨越了语言——他在求我们拿走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杀了他和老伴也可以,只求放过他的两个孙女。
田中接过那个银手镯,放在手里掂了掂,然后随意地揣进了军装口袋。接着,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举起手枪,一枪打穿了老头的脑袋。
老头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老太太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凄厉惨叫,疯了一样扑向田中。旁边的一个上等兵抡起步枪,用沉重的枪托狠狠砸在老太太的后脑勺上,只一下,老太太就软绵绵地瘫倒在地,再也没了声息。
那两个女孩像两根木桩一样僵立在那里,死死地盯着倒在血泊中的爷爷奶奶,眼神空洞得可怕。
“把她们带走,联队部的慰安所正缺人。”田中用手帕擦了擦溅到脸上的血点,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今天晚上的配菜。
我被命令上前去抓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当我粗暴地拽住她的胳膊时,她才猛地从巨大的震惊中清醒过来。她开始剧烈地挣扎,用尽全身的力气又踢又咬,喉咙里发出绝望的、撕裂般的嘶吼。她死死抠住门框,指甲都翻卷过来,鲜血顺着木头纹理往下流。
在拉扯中,她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那一刻,我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透过她脸上厚厚的锅底灰,我看到的不是长官口中的“原木”,我看到了一双和春香一模一样的眼睛。那里面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对命运的不甘,以及对我们这些穿着恶魔军装的男人的刻骨仇恨。
我用力将她从门框上硬生生地拽了下来,她重重地摔在泥地里,我像拖拽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一样,拖着她的胳膊,将她一路拉到了村口停着的军用卡车旁。
卡车上已经挤满了从村里搜刮出来的十几个年轻女孩,她们有的衣衫褴褛,呆呆地望着天空;有的在低声啜泣。周围的士兵们抽着烟,肆无忌惮地发出淫邪的笑声,用下流的语言讨论着刚才在柴草垛后或暗巷里发生的暴行。
我不敢去看那些女孩的眼睛,尤其不敢看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因为我知道她们即将面对什么。对于村里那些被刺刀挑死、被火烧死的老人和男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终结。但对于这些女孩来说,被扔上这辆卡车,只是无尽地狱的开始。
她们将会被剥夺名字,编上号码,关进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她们的尊严会被撕得粉碎,肉体会被彻底摧残,直到染上花柳病被像垃圾一样扔进万人坑,或者在某个深夜用一根布条结束自己屈辱的生命。
那天傍晚,我们撤离了那个已经化为焦土的村庄。夕阳如血,将西边的天空染得通红。我坐在摇晃的军车里,回头看了一眼。卡车后厢里,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正缩在角落里。她没有再挣扎,也没有哭。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是一种没有眼泪、没有光芒的注视,就像是一具已经死去的尸体,在用灵魂记住仇人的脸。
1945年,帝国战败,我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捡回了一条命,回到了秋田的老家。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春香尖叫着扑进我的怀里,哭着说哥哥你终于活着回来了。可是,当她的手触碰到我的肩膀时,我却像触电一样猛地将她推开,整个人缩在墙角剧烈地颤抖。
母亲以为我是在战场上受了惊吓,落下了心病。她们不知道,当春香抱住我的时候,我闻到的不是家里的饭菜香,而是那个村庄浓烈的血腥味和焦糊味;我感受到的不是妹妹的温暖,而是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胳膊上冰冷的骨头。我看着春香年轻的面庞,脑海里全是那些在卡车里绝望死去的中国女孩。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抱过春香。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在和平年代里格格不入的幽灵。
日本经历了战后的经济复苏,到处都在修建高楼大厦,人们穿上西装,打着领带,在霓虹灯下谈笑风生。我也找了一份工厂的工作,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我每天拼命地工作,对邻居九十度鞠躬,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最普通、最本分的老实人。
可是,罪孽是无法被时间稀释的。在白天,我可以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到了夜晚,当一切安静下来,审判就会如期而至。
七十多年来,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我的梦里总是燃着大火。那个额头流血的老人一次次在我的床头磕头,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那个老太太的惨叫声会在午夜准时刺穿我的耳膜。而最让我窒息的,是那个穿蓝棉袄的女孩。
她总是站在我的床边,用那种空洞的眼神注视着我,不发一言。我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用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生怕自己发出绝望的哭嚎声吓醒妻子和孩子。
妻子在十年前去世了。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问我为什么这一生总是郁郁寡欢,为什么从来不肯和她去神社参拜,为什么一听到有人谈论战争的荣耀就会浑身发抖。我看着她满是关切的眼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该怎么告诉她?我该怎么向一个爱了我一辈子的女人坦白,她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屠夫?我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当我知道自己曾经亲手把别人家的女儿推入那种生不如死的万丈深渊?
有许多次,我走到悬崖边,或者拿着刀抵住自己的手腕,想要一死百了。但每次我都停住了。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配拥有轻松的解脱。带着这种噬心的负罪感,在恐惧和折磨中活到皮包骨头,活到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咽玻璃渣,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近年来,总有一些年轻人拿着录音笔来养老院找我,他们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大学生。他们希望我能讲讲当年的“战争体验”,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一些关于人性的反思,或者听到一个普通士兵在时代洪流下的无奈。他们试图用一种客观、悲悯的视角来包装那段历史。
我总是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什么叫真正的恶。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时代的悲剧”就能轻描淡写带过的。当我们踹开那扇门,当田中扣动扳机,当我把那个女孩拖向卡车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时代裹挟的受害者,我们就是施暴者,是彻头彻尾的魔鬼。
没有任何宏大的叙事可以掩盖我们在那个村庄里犯下的罪行。那些被我们蹂躏、摧毁的年轻女孩,她们的人生,她们的尊严,被我们踩在脚下,成了帝国所谓的赫赫战功底下的烂泥。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护士推开门,轻柔地问我需不需要吃点安眠药。我摇了摇头,示意她出去。
我的心脏跳得很慢,医生说我没有几天时间了。对于死亡,我并不感到悲伤,反而有一种即将面对判决的平静。
我不怕地狱里的刀山火海,因为这七十多年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已经在那里煎熬过了。我知道,在那个阴冷黑暗的地方,一定有几十双空洞的眼睛在等着我。她们会穿着褪色的蓝棉袄和灰布褂子,静静地站在那里。
到那时,我会像她们的爷爷当年那样,双膝跪地,把头狠狠地磕在烂泥里。我会一直磕下去,哪怕把头颅磕碎,我也不会停下。我知道她们永远不会原谅我,我也绝不奢求她们的原谅。我只希望,我这肮脏的灵魂能在她们的注视下,一点一点地化为灰烬,从这个宇宙中被彻底抹去,不再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