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每年要过两次“新年”，一次是公历1月1日的元旦，一次是农历正月初一的春节。

这两个节日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节日的两面，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时间、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它们的分道扬镳，背后是一场持续千年的文化博弈与融合。

元旦的起源

“元旦”一词最早可追溯至《晋书》，但元旦的概念已经沿用四千多年。在中国古代，元旦又称为“三元”、“三朝”或“四始”。这些称呼中蕴含了古人对时间的朴素认知。

所谓“三元”是指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而“四始”则包括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元旦在古人心目中是一切的开始。

古人曾以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来判断月序和季节，称为“十二月建”。夏、商、周、秦的岁首因此被分别称为建寅、建丑、建子、建亥。

这种变化体现的是不同朝代对“天之始”的理解差异。而无论历法如何调整，“斗柄东回岁又新”的期待，始终贯穿在古人对新年的期盼中。

在更早的历史中，元旦还有许多雅称：元日、正朝、元朔、正旦、元正、新年等。这些名称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概念——新的开始。

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 这一描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元旦在中国传统时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古人对岁首的争论

“岁首”应该定在哪一天？这个问题在古代中国曾引发多次讨论和变革。不同朝代的选择，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地运行规律的不同理解。

最早的历史记载显示，农历正月初一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称呼。先秦时期称为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两汉时期则有三朝、三始、岁旦、正旦、正日等称谓。

魏晋南北朝时期，岁首被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履端、岁朝等；唐宋元明时期则多称元旦、岁日、新正、新元；到了清代，仍然沿用了元旦或元日的称呼。

岁首日期的确定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夏朝的岁首与今天的农历正月初一相同。商朝时，岁首提前了一个月，定在夏历十二月，即农历十二月初一。

周朝又将岁首提前了一个月，定在夏历十一月。秦朝则再次提前，将岁首设在夏历十月。这种变化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稳定下来。

汉武帝根据孔子及后人的研究成果《夏小正》，制定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

《太初历》重新将岁首定在农历正月初一，这一规定被后续朝代基本沿用。尽管历代对历法都有修订，但岁首的基本格局再也没改变。

古人是怎样过元旦的？

古代元旦的庆祝活动远比现代复杂丰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仪式。元旦当天，古人的生活从祀神祭祖开始。

据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式祀祖前三天，家长及执事都要“屏绝旁念”，专心准备。到了元旦当天，家族成员按尊卑次序列坐先祖前，子孙们依次向长辈敬献椒酒，举杯祝福。

对于守岁的人家来说，子时一到，祭祀活动便已开始；而没有守岁习惯的家庭，大多在五更时分起床进行。这个传统体现了古人对时间循环和家族延续的双重重视。

有趣的是，古代不同地区庆祝元旦的方式也各有特色。成都人元旦不吃饭，因为“饭”与“犯”同音，避免触犯禁忌。江宁县的人家会在房门口贴画雄鸡，寓意吉祥。

厦门人元旦出门前，都会向天空拜祷玉皇大帝，称为“祭神”。宁波人则在祭祖后享用豆粥。

这些多元的地方习俗，共同构成了古代元旦庆祝活动的丰富多彩，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特点。

在古代，元旦不只是家庭内部的节日，更是一场社会性的庆典。从朝廷到民间，不同阶层都有各自的庆祝方式。

这种节日传统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整合功能，它通过共同的仪式和时间节点，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有机的整体。

古代元旦放几天假？

现代人总是抱怨春节假期太短，那么古人是如何安排元旦假期的呢？不同朝代的放假制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节日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智慧。

在唐朝，政府规定“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这里的“元正”指的就是农历新年，也就是今天的春节。

这意味着在唐代，人们已经可以享受长达七天的春节假期，与现代中国的法定春节假期长度相当。

到了唐朝后期，假期更加充裕。据《唐会要》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政府调整了节假日安排，将寒食节的假期从3天增加到7天。

这样加上春节7天、冬至7天，唐代官员一年中就有三个“黄金周”了。除此之外，还有中秋节、腊八节、夏至等众多小长假。

宋代的假期制度同样慷慨。春节放假7天，元宵节再放假7天，加起来接近半个月。

更有趣的是，宋朝还因为皇帝家族的特殊纪念日增加了额外假期：宋太祖父亲去世日前后放假3天，宋仁宗母亲生日也放假3天。

这些特殊假期与冬至7天、天庆节7天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超级长假”。

明清时期，假期安排有所不同，但同样充裕。政府将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日连在一起，形成约一个月的长假。

每当这个时节，官员们会互相邀请聚会畅饮，以此“酬一岁之劳”。这种悠长的假期安排，既体现了对传统节日的尊重，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相对宽松的生活节奏。

一个关键人物与节日改名

“春节”这一名称的诞生，与一位名叫朱启钤的贵州开阳人密切相关。

朱启钤生于187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实业家和古建筑学家。这位几乎从未到过贵州的贵州人，却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公历。政府规定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将这一天称为“新年”。

然而民间依然沿用农历，以除夕之后为新年。这种官方与民间在时间认知上的分歧，催生了对传统节日名称的重新思考。

1913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一份关于四时节假的报告。

报告中提议：“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袁世凯最终只批准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的方案，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从1914年开始，这一规定正式实施，农历岁首从此被称为“春节”。

这一历史性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启钤为保卫传统节日所做的努力。他通过给传统农历新年一个新的名称，使其在公历主导的现代时间体系中找到了合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