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爆发根源：严苛矿禁激化底层矛盾

明正统年间，朝廷为垄断白银收益，对闽、浙、赣交界银矿山区实施严酷管控。官府派兵封锁矿区，严令禁止民间私自开矿炼银，律法规定私采矿者处以极刑，家属流放边疆，但凡民众反抗便即刻调兵围剿。当地大量失地流民、贫苦矿工只能依靠采矿维生，严苛禁令直接断绝生计，再加官吏层层盘剥，百姓生存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持续激化。

正统七年十二月，处州流民叶宗留带领数百流民前往福建福安宝峰场私采银矿。地方官府见流民人数众多，即刻上报朝廷，朝廷下令闽浙两省联合搜捕。被逼至绝境的叶宗留占据山地险要，打造兵器，组织矿工武装自卫，反抗的火种就此点燃。

二、叶宗留举兵起义，转战闽浙重创官军

正统九年七月，福建参议竺渊、指挥刘海率千余官军进山围剿。叶宗留顺势发动矿工起义，义军熟悉山林地形，采用诱敌深入、山间设伏、挖掘陷阱等战术，大败官军，斩杀竺渊，起义声势瞬间震动东南。

此战之后，朝廷不断增派兵力镇压，叶宗留率领队伍辗转于闽、浙各处深山，沿途收留破产农民、流离百姓，队伍规模不断扩张。义军攻克多处巡检据点，打开官仓救济贫苦群众，得到底层百姓拥护，活动范围逐步延伸至江西东部，形成跨三省的反抗力量。

三、邓茂七举旗响应，南北义军互为呼应

就在叶宗留矿工起义蓬勃发展时，福建农民邓茂七发动农民起义，两支队伍相互配合，极大牵制明朝东南兵力。当时福建土地兼并严重，地主收取高额地租，各类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官吏偏袒豪强，农民无处申诉。

邓茂七作为乡间农民领袖，号召乡民反抗盘剥，废除不合理租约，拒绝缴纳苛税，周边数十村落百姓纷纷归附，义军迅速扩充至数万人。邓茂七率军接连攻占福建多座县城，惩处贪官劣绅，与山区的叶宗留义军互通消息，协同作战，令官府疲于奔命。

四、朝廷调重兵围剿，义军接连遭受重创

东南同时爆发大规模起义，严重威胁明朝江南统治，朝廷紧急调集精锐官军，联合地方乡勇分多路合围义军。官军军备充足、粮草完备，不断分割包围义军根据地，切断山区补给通道。

激战之中，叶宗留不幸阵亡，矿工义军失去核心领袖，队伍四分五裂，残余部众退守深山艰难抵抗。另一边，邓茂七义军长期驻守城池，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难以抵御大军合围，多次突围都损失惨重。官军同时推行招降分化之计，利诱部分义军将领倒戈，起义力量持续衰减。

五、起义落幕与深远历史意义

景泰元年，持续六年的起义彻底宣告失败，邓茂七、叶宗留两支义军主力尽数被剿灭，残存零星武装不久后也被肃清。这场1444年至1450年的闽浙赣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留下深远影响。

起义真实暴露明代中期尖锐的阶级矛盾，是矿工与农民联合反抗封建压迫的典型代表。战后明朝被迫调整政策，适度放宽东南矿禁，减免部分苛捐杂税，暂时缓和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同时，战乱消耗大量东南驻军与财政储备，暴露了明朝地方防务的短板，加速王朝由盛转衰。此次跨三省的底层武装抗争，也为后世民众反抗压迫的斗争留下重要借鉴，是明代历史上不可忽视的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