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夫子的这个话大家都知道，今已是我们最常用的成语之一了。“不要迷信本本啊”，“本本主义害死人”，“历史可信吗？我们只能说：大体可信……”（现代孙犁语）然而，当也有不少人知道，这一成语只是断章，其完整版本相比“不要迷信本本”这一层意思，深邃的多得多……——所以，这一层在内，夫子他老人家还讲了哪几层道理呢？传至于今，两千多年了，它们的光辉可曾衰减？且这些道理的光辉，照得到“读书”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吗？
还是先看夫子的原话，即“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完整版：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尽心下》）
一、孟子这一段，可以看作是一套“《尚书》正义”则：一者，显而易见，较之通行版本“所有的书”，夫子原话里的“书”特指《尚书》——《尚书•武成篇》，叙“武王伐纣”之事。而，二者，亦显而易见，夫子这一段话，其实相当于为《武成》做了一套注释——一套“正义”。即《尚书》啊《尚书》，我不得不在这里替你做一套注释，替你发微正确的义旨了，曰：
1、后人容易把“流血漂杵”误解为武王伐纣的正义性有问题——仿佛商人绝不同意周人的反抗，才至于死那么多人。而：2、其实呢？其实是他们没有领会那最重要的“二三策”（两三枚竹简），而只盯着“流血漂杵”这几个字去看了——甚至看的都是“二手尚书”、“地摊尚书”，是刻意小说化之后的《尚书》，是更能引起一种阴谋论爽感的《尚书》……
以及：3、其实呢？其实是《尚书》早已说得很清楚了，孩子们啊，看书要看全。“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武成篇》原文），即“武王伐纣”的暴力部分、流血部分，基本发生在商纣军队的内部。即“流血漂杵”的真义，反而是周人兴王者之师、仁义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所以才有了那一部分商人临战主动投靠周人且整体居然是“罔有敌于我师”——居然是基本只有商人打商人，把周人搁在了一边……
概而言之，孟夫子提醒我们道：一则，这个《武成篇》的写法确乎哉值得商榷，不仅容易让人抓不住重点，还留下了一些小说家、阴谋家、抬杠专业户用以“反向抓重点”的空间。不过，二则，这样的反向抓重点其实也很容易戳破。但凡真的翻翻《武成》便很容易看懂周人是如何“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所以啊，所以最重要的是，三则，读书读全；进而，读书，尤其读史，须抓得住它最重要的“二三策”——切勿以辞害义。对于最后这一则，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几解说得甚好：
盖语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说害正，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语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为此也。（《史通·暗惑》）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背后的深邃道理于此，孟夫子至少留下了这么三层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层，其的的确确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一般道理。读书吗？读史吗？特别是对于读史，不可不带一副“X光的脑子”——以透得过去那些复杂的春秋笔法，抵达它真正的义旨。这就够了吗？不够呢，还须带一副“北斗导航的脑子”，以精准定位那关键的“二三策”——那历史关键的十字路口处，关键时段，二三条关键车道之上的情状。
其二，即便把史书读到了这种程度，也远远远远地不能满足；也还是要常常地提醒自己道：即便著者的表达已完全教我理顺，已再没有任何歧义，且我又对此进行了合适地提炼，但，“真正的历史”相对“叙述性历史”也就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遗存也已矣。推而思之，人类的全部智慧相对全部的天道，达于极致，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也已矣。这是“二三策”背后更深沉的道理。是的，夫“二三策”者，第一层道理——或说，夫子的最低期望是——要“抓重点”，要“明义旨”；而更深一层的道理或更高一层的期望是，要给这份看似不错的阅读成绩单、智慧成绩单，再主动地狠狠地打个折扣……
敬畏真相，敬畏天道，也为了自己作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永不满足，永在进步。
以及，第三层，我中华民族著史的根本目的，“传道”是已，以讲史传承道义，以历史证据架构道义论述，而绝非是教你去做“流血漂杵”的乱世巨星（化用柳诒徵观点）。其中的是非短长，非常坚定，异常稳定。故而若是你常常对着史书感喟“好厚黑学也”，“皆大大小小的宋江云尔”，而无一刻感到左丘、班马他们的深情厚意，则问题必不在书而在读书人。
还是那话，是上述刘知几那话，“虚词损实，小人以为信尔，君子知其不然”。即中华史书，虽卷帙巨万却秉义于一，一以贯之，不可不察；不可不察我国史书的这一基本特征、基本要义。
三、小结：孟子的这些道理还有道理吗？那么，以今视之，隔着两千多年视之，这些道理都还有道理吗？那可太有道理了啊！它们的光芒无所不照。譬诸如何读书，尽在其中；如何治史，尽在其中。治史之人须找到最适宜传道的“二三策”并深加思之；治史之人须时时存乎些对于真实历史的敬畏心，时时保持一份介乎信又不可尽信之间的距离。
甚至是——甚至是对于读书之外的“读人”、“治人”，对于读书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而言，这“二三策思维”依然奏效。
也就是观人要观主流，而不要咬死他的某一言某一行不放，而因此彻底否定了这个人或彻底折节在他脚下；而与此同时，“人”这个事太过辽阔了，也不要自以为能完全读懂他——主动给自己的观人、治人，再打个二三折为好……对于人，乃或是对于万事万物，事同读史、治史，保持必要的理智的距离，那足以栽植一片清凉的思辨的距离，不亦宜乎？
写于北京家中
2025年8月30日星期六
【主要参考文献】《尚书》，《孟子》，刘知几《史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柳诒徵《国史要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