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太原研究所两名工作人员赴京，手里提着重量级宝贝，但这个宝贝却在火车上不翼而飞，当他们打开皮包时，只看到一团废报纸。

这个宝贝是氢弹的重要部件，叫TQD自动仪，当时全国多个研究所参与氢弹研究工作，其中太原703研究所承担了开发自动仪的部件。

他们研制成功后，便着手将自动仪送往北京。但是对于如何运送，在当时来说最常见就两种办法：

视体积大小而定，如果体积过大，不能随身携带，会请部队人员协助运送；如果体积较小，可以随身携带的，就乘坐火车送到北京。

这两种方式多年来一直在使用，从没出过岔子。

自动仪与半导体收音机差不多大小，所以，完全可以直接携带入京。于是，研究所决定派两名工作人员负责运送。

这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是保卫科科长秦家康和他的下属科员杨晓晨，前者30多岁，后者20多岁，两人都身手不凡，搏击实力很强。

于是，秦家康拎着一个黑色皮包，包里放着自动仪，和小杨上了火车。

两人上车后，把皮包放在行李架上，还把包用链锁锁上，在车上两人轮流盯着，视线几乎没离开过皮包。

那时不像现在，太原到北京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火车要走近14个小时，全程561公里。火车上人多拥挤，车程又长，人们习惯在车上打扑克，三五成群的聊天，抽烟喝酒的也有不少。

秦、杨二人深知责任重大，两人丝毫不敢怠慢，紧盯行李架，所以，显得他们与周围人的状态格格不入。

那时火车上的扒手很多，而且这些扒手专门流窜在火车上作案，一趟下来，总有人要损失财物。

到晚上九点，列车终于到站了，他们二人总算舒了口气，但从行李架上取下黑色皮包时，却感觉有些不对劲，怎么包这么轻了，打开一看，哪里还有自动仪的踪影，只有一团废报纸。

两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冷静之后，马上分头行动，一人向国防科委去汇报，另一人向北京派出所报了案。

情况重大，国科委又向上级做了汇报，此事一下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收到报告，也吃了一惊，一个电话打到了国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那里，要求公安部组织力量限时破案，他对谢富治说：“事情重大，限你10天内破案，找回部件！”

谢富治马上组织人员成立了专案组，并召开了会议，分析案情。铁道部公安局的负责人认为，案发火车上，嫌犯肯定是在列车上作案的惯犯，建议将目标锁定在有“车窃”前科的盗窃犯身上。

也有公安干警认为，偷部件的人极有可能是苏修分子，或者国民党特务，当时我们与苏联关系也不好，而老蒋则是死对头，不间断地派了不少特务混进来。

经过会上争论，最终将此案定性为政治案件，所以，重点放在排查特务上。

为了防止自动仪外流，谢富治急电边防关卡、各个边境口岸，加大搜查力度，“但凡发现可疑物出境，一律扣下！”

同时，还通知邮电部门，暂不收寄寄往国外的任何仪器及零部件。

对于护送人员秦、杨二人，也启动了详细调查，暂时拘押。

在排查特务时，一名可疑人员露出了水面。

太原市公安人员在“东方红旅馆”调查时，在登记簿上发现一人使用繁体字，名叫司马远。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开始大力推广简体字，到1969年，大众基本上都在使用简体字了。

所以，这个写繁体字的人就有问题了，为了搞清楚情况，公安人员让旅馆人员通知司马远下楼接受盘查。

但公安人员等了很久，司马远也没下楼，待公安冲上楼，打开他的房门时，却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人了。

随后根据司马远所填信息，向他的单位苏州江南机械厂进行了问询，发现厂里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下司马远的嫌疑更大了，为了抓捕他，太原公安人员进行了全力搜捕，终于将其抓捕。

但是经过审讯后，他只承认是台湾特务，真名叫程书迪，问到他关于自动仪的事情，他却一概不知，他说他只负责收集情报。

这样一来，案件从政治方向查就断了线索了。

不过，此时，秦、杨二人提供了一个线索，他们在代县时，列火停车时间比较久，杨下车买了只烧鸡，车上就只有秦一人在盯着。

当时有一个看上去30岁左右的人上车，携带的手提包和他们的包十分相似，而且就放在了自动仪的旁边。

但秦家康盯得很紧，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但那人忽然坐在了秦的空座上，秦赶忙说这里有人，随后还和那人聊了几句，唯一奇怪的就是，那人说话腔调不男不女的。

但这个人何时下车的，秦却是没有在意的。

根据秦提供的线索，铁道部公安局沿京原线也在紧张地进行排查，特别是代县一带更是设为重点调查对象。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十天期限就要到了，然而公安人员这边还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突破。

一日，周总理打电话专门询问了此事，得知进展不容乐观，便给了他们一个建议，说可以找有丰富侦查经验的老同志来协助破案。

这一提醒还真有效，专案组请来了一位“神探”，名叫郭应峰，年龄为55岁，大高个，小眼睛，虽未花甲，已是白发满头。

别看他其貌不扬，可是破案老手，多次破获大案要案，比如“故宫飞盗案”、“保定盗枪杀人案”、“卢沟桥碎尸案”等，在警界堪称一流破案高手。

郭应锋到来后，拿到一手资料和相关信息后，就开始捋思路，8小时后，他便给出了结果。

他说，这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案发地在山西境内，窃贼是名女性，年龄在30岁上下，而且还是一名惯犯。

突破点就是窃贼留在废报纸上的大量油渍，这种油渍经过检验后，发现是一种护肤品，与太原日用品厂生产的“红灯牌”护肤霜成分一致，这个牌子价格低廉，深受本地小镇青年妇女的青睐。

郭应锋的推断与保卫科长秦家康提供的信息很吻合，此人可能就是在代县上车的那名不男不女的可疑人员，因为全程就这个人接触过放自动仪的包。秦说，那人声音不男不女，那是窃贼女扮男装。

既然是惯犯，那就先从近期进出过派出所的盗窃犯开始排查，重点是女性，很快就有一名嫌疑人出现了，此人绰号“蝴蝶”，山西代县人，先后三次进出过派出所。

锁定嫌疑人后，公安干警马上前往代县抓人，在代县警方的配合下，在一家饭店中找到了“蝴蝶”的身影。

但为了避免嫌疑人死不认账，郭应锋决定巧抓“蝴蝶”，让她自己把盗窃自动仪的事说出来。

郭走进饭店，假意吃饭，扮演了一个扒窃高手，从便衣人员的口袋“轻而易举”地偷走了大量现金。

而整个过程都是当着“蝴蝶”的面干的，她看着郭有如此高超的盗窃手法，马上对这位“同行”敬佩不已，跟着郭应峰出来，上前就想认师傅，郭应峰装作很为难地样子。

“蝴蝶”以为郭看不上她，于是把过往自己干过的案子一一拿出来显摆了一下，包括近期盗窃的自动仪也说了出来。

瓜熟蒂落，公安人员马上收网，窃贼“蝴蝶”被抓。之后公安人员马上进行了突审，最终承认盗窃自动仪的犯罪事实。

此女原名叫奚若兰，代县本地人，早年在晋剧团干过，唱的是小生，多为女扮男装，但后来剧团解散了，她被安排到工厂上班，由于吃不了苦，就闲在了家里。

1969年年初时，被称为“锁王”的贾福坤从监狱中逃跑，没被抓回前，曾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教会了她开锁技术，她刚学会就开始凭这门“手艺”在火车上及车站混饭吃。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由于经验不足，一下踢到了铁板上，居然盗走了国家机密部件，小偷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

据奚若兰交代，她得手后，看那个东西也没什么价值，就顺手扔到了一个公园的河中，后经打捞，总算捞出了自动仪，好在没有损坏。

令公安人员欣慰的是，案件终于限期的最后一天破解了，他们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而女贼“蝴蝶”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