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之虎”不是真的老虎，是法国人打心底里给一位大佬起的外号，这人就是乔治·克列孟梭，在法国近代史上，那绝对是顶流中的顶流，地位高到啥程度呢？

相当于咱们国家近代史上能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的核心领袖，不管你研究法国哪段近代历史，都绕不开他，甚至可以说，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今天咱们看到的法国，这话真不是夸张。

说起他的人生，那简直比小说还传奇，而且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硬骨头”的狠劲。他早年是学医的，本来能安安稳稳当医生，治病救人过一辈子，可他天生就不喜欢平淡，骨子里就爱折腾、爱较真，年轻的时候还因为激进的想法，跟巴黎公社的领导人布朗基当过狱友，后来干脆放弃医生职业，跑到美国一边行医、一边当记者，亲眼见证了美国内战，也见识了不一样的世界，这段经历也让他后来的政治眼光变得格外长远。

从美国回来之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法国政坛，这一闯就闯出了大名堂。这人脾气爆、嘴巴毒，说话又狠又犀利，在法国议会里，只要他一开口质询，那些内阁官员都得打哆嗦，经常被他骂得哑口无言，到最后硬生生把内阁逼垮、逼倒，所以他还有个“倒阁圣手”的外号，意思就是搞垮内阁这事，他手到擒来，在当时的法国政坛，没人敢轻易跟他叫板。

不过真正让他站稳脚跟、被法国人记在心里的，还是当年轰动整个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那是1894年，有个叫德雷福斯的犹太裔法国军官，被人诬陷叛国，证据都不充足，就被军事法庭判了重刑，流放到了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当时反犹浪潮席卷欧洲，法国也不例外，右翼分子借着爱国的名义，非要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德雷福斯身为犹太人还能当军官，在他们眼里就是奇耻大辱，所以没人敢站出来为他说话。

唯独克列孟梭，靠着自己办的《曙光报》，天天发声，后来作家左拉写了一篇万言书，控诉军方的不公，还是克列孟梭灵机一动，给这篇文章加上了“我控诉”的标题，让这篇檄文一下子传遍法国，杀伤力倍增。他不仅率先在支持左拉的请愿书上签名，左拉出庭受审的时候，他还寸步不离地陪在身边，顶着巨大的压力，硬生生推动冤案重审，最后终于帮德雷福斯洗清了冤屈。也正是这件事，让他成为了法国正义的象征，彻底收获了所有人的尊重，而“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是在当时被右翼用来污名化左拉和他的支持者，最后反而成为了坚守正义的代名词。

要是说翻案让他赢得了声望，那76岁临危受命、带领法国打赢一战，就彻底让他成为了法国的“救世主”。1917年的时候，一战已经打了三年，法国早就打不动了，军队节节败退，士兵们士气低到谷底，很多人都不想再打了，国内投降的声音此起彼伏，整个法国都处在危亡边缘，眼看就要被德国打垮、瓜分。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已经76岁的克列孟梭临危受命，一下子挑起了总理兼陆军部长两个要职——76岁啊，放到现在都是颐养天年、在家带孙子的年纪，可他却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最前面，喊着“不管啥时候、不管啥地方，都得接着打”的口号，硬生生镇压了那些想投降的声音。

他上任之后不玩一点虚的，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口号，而是亲自跑到前线，跟士兵们同吃同住，陪着士兵们一起打仗，鼓励大家坚持下去，还果断整顿军队，撤掉了那些胆小懦弱、不会打仗的将领，重用有能力的人。更关键的是，他看出了协约国（就是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并肩作战的国家）各自为战的弊端，主动牵头，在1918年3月和法军总参谋长福煦等人在贡比涅磋商，推动协约国成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推选福煦担任西线英法军队总指挥，后来福煦又成为了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国军队对德军发起总攻。就凭着他这股不服输的狠劲，还有精准的判断，硬生生扭转了战局，到了1918年11月，德国终于撑不住了，打着白旗向协约国投降，法国彻底打赢了一战。战后，法国人直接尊称他为“胜利之父”，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克列孟梭这股“虎劲”，没有他76岁还冲在前线的坚守，可能就没有一战后的法国，是他硬生生把法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这份功绩，在法国近代史上，没人能比得上。

一战打赢之后，各国在巴黎开和会，商量战后的世界秩序，克列孟梭作为法国的代表，和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并称为“三巨头”，主导了整个谈判。很多人都觉得他当时太强硬，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法国经历了普法战争的失败，又在一战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绝对不能再给德国任何欺负法国的机会。所以他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一门心思要削弱德国，不让德国以后再有能力发动战争、欺负法国，还坚决要回了之前被德国抢走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拼尽全力为法国争取最大的利益。虽然最后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反对，他一些极端的想法没能实现，比如彻底瓦解德国，可他还是实实在在为法国保住了地位，确立了战后欧洲的秩序，让法国在战后依然是欧洲的强国之一。不过后来也有历史学家说，他当时对德国的强硬政策，也为后来的二战埋下了隐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守护法国，这一点，没人能反驳。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脾气火爆、手腕强硬的“法兰西之虎”，并不是只有铁血的一面，他骨子里还藏着温柔细腻的情怀，特别热爱文学和艺术，跟咱们熟知的印象派画家莫奈，还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们早在1860年代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都是各自领域里的激进分子，克列孟梭还曾形容莫奈对艺术的贡献，是“没有枪声的革命”。一战期间，莫奈经历了妻儿双亡的痛苦，心情低落到极点，甚至连画笔都拿不起来，还写信跟克列孟梭说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几乎要失明了。克列孟梭知道后，特意跑到莫奈居住的吉维尼，就是为了鼓励自己的好朋友重新拿起画笔，还劝他重拾几年前半途而废的花卉画作。在他的鼓励下，莫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创作著名的《睡莲》系列，甚至还想做出史无前例的尝试，不光捕捉水面的光影，还想画出水面下的黑暗，最后完成了震撼人心的《睡莲全景》。克列孟梭还形容莫奈是一个“疯狂地努力实现不可能之事”的人，这份跨越领域的友谊，也让这位“猛虎”多了几分人情味。

其实克列孟梭的一生，真的太传奇了。学医出身，当过记者，蹲过监狱，在政坛起起落落，却从来没服过软；76岁临危受命，硬扛着法国走过最黑暗的时刻，打赢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一战；他手腕强硬、言辞犀利，是让对手闻风丧胆的“法兰西之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