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英国人是如何“偷师”中国科举,搞出了自己的文官制度。
1854年,两份文件摆在了英国财政部的桌上。一份叫《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另一份是英国驻华外交官整理的《中国科举制度考察》。前者是现代英国文官制度的蓝图,后者是它的“灵感来源”。
恩赐制下的烂摊子
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政府,用人靠的是恩赐制。
各部门长官想用谁就用谁,看的是关系、是政治站队、是家族背景。财政部的报告里写得毫不客气:进政府的人,“主要是那些能力不足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立足的人,或者懒散、体弱、不适合积极劳作的人”。他们谋得职位后,“只要不犯明显的错,按部就班地上班,就能安稳地过一辈子” 。
一个靠关系进去的人,只需要“不犯错”,就能混一辈子。 这样的官僚系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扒了个精光——后勤混乱、指挥失灵,前线士兵成批死于本可避免的疾病。
英国的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事务官两大类。政务官指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各级政府首脑,内阁成员等
战争打醒了英国人。
来自东方的“灵感”
早在1835年,就有人在英国撰文评价东印度公司采用考试选拔文职人员,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或许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英国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们在印度招募文官时,放弃了恩赐制,改用竞争性考试。效果出奇地好。伦敦的改革派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854年,财政部两位官员——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尔斯·特里维廉——提交了那份著名的报告。核心建议只有几条:录用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建立统一的文官体系,而不是各部门各自为政;晋升看功绩,不看资历和关系;区分“智力型”和“机械型”工作 。
这不就是英国版的“科举”吗? 只不过考的不是四书五经,是行政能力和通识知识。
中国古代很早就开始依靠考试选拔官员,这就是科举制
反对声与妥协
报告一出,反对声浪铺天盖地。
保守派担心“根据功绩晋升”太主观,反而给任人唯亲开后门;也有人怕竞争性考试会把文官系统变成“书呆子”的天下,失去社会活力。更现实的是,那些靠恩赐制安插亲信的议员们,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所以,1854年的报告没有立刻变成法律。它更像一份宣言,指出了方向,但路要一步步走。
真正的制度落地,要等到1855年——英国成立了文官委员会,专门负责考试录用,确保“公平、公开、择优”。再到1870年,枢密院令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为文官录用的主渠道,现代英国文官制度才算真正建成。
它留下了什么
英国文官制度从中国科举那里拿走了“考试”这个工具,但做了关键改造。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选的是“通才”;英国考的是行政能力,后来还发展出“通专结合”的路子。科举一旦考中终身富贵,英国文官则强调政治中立——不随政党进退,只对国家和法律负责。
一个靠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从中国出发,经印度中转,在英国落地,然后被全世界效仿。英国人自己都承认,这是“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引发的变革。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绕:你扔掉的东西,别人捡起来当宝贝,改一改,又传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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