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寻常的放学日，成都妈妈王洁照常开车去接儿子。
车里，她忍不住嘟囔了几句：“又收班费，这学期都第二回了……”
后座沉默了很久。
平时下车总要冲进超市买零食的儿子，那天轻轻说了一句：“妈妈，今天我不吃了，给你省点钱。”
王洁握着方向盘的手，僵了一下。
又过了几天，孩子说：“以后我自己坐地铁回家吧，不用开车送了，能省一点是一点。”
一个初中生，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却因为家里的经济压力，早早学会了精打细算。
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是班里那笔永远交不完的班费。
王洁的儿子在成都一所私立中学读初二。开学时，班里让每位家长交一千元班费。她本以为能撑一阵子，没想到“一学期还没结束就没了”。家委会催缴，家长们又得再掏腰包。一年下来，光是班费就要交三四千块钱，这还不算学费和其他杂七杂八的开支。
“以前学校自己打印的校本资料不收钱，现在全算在班费里。一张纸就要一块钱。”王洁说起来满腹委屈。校方的解释是：校内只有两台打印机，排队会影响教学进度，所以“为了孩子好”，只能去校外打印。这笔费用，自然而然落到了家长头上。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打印的内容大多是老师们自行整理的练习册和试卷，没有定价，也不在书店公开发售。有时候班费还用来购买教辅资料，薄薄两本就得两三百元。久而久之，班费成了一个巨大的筐，什么都往里装。“学校的拖把、扫帚、垃圾桶，甚至老师的粉笔，都算在我们头上。”王洁越说越无奈。
她粗略算过一笔账：儿子每年学费约六万元，加上班费、课后服务费等，一年下来一个家庭要花十万元在这个孩子身上。这样的负担，搁在谁身上都不轻松。
无独有偶，重庆的一位家长李莉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她的孩子就读于当地一所公立小学，三年级每学期要交五百元班费。这笔钱一年比一年多，一年级三四百，二年级四百多，到了三年级就突破了五百大关。她看过账目明细，大头流向了复印费和资料费，而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班费里居然还包含清洁费——一学期花一千二百元请人打扫教室卫生。
“教室卫生应该由孩子轮流做，这本来就是锻炼能力的好机会，哪里用得着花钱请人？”李莉对此颇有微词。
实际上，国家对于教育收费早有明确规定。早在二零一零年，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就联合下发通知，明确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等列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二零二零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再次强调，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不得强制或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换句话说，那些让家长们头疼不已的“资料费”“打印费”，原则上根本不该由家长来承担。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二零二二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了六起典型问题，涉及太原、铜陵等多地学校。时至今日，班费的使用边界在许多学校仍然模糊不清，成了一笔谁也说不清楚的糊涂账。政策归政策，执行归执行，中间的落差全靠家长们的钱包来填补。
在这场“班费风波”中，家委会的角色格外耐人寻味。二零二三年，教育部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严禁以家委会名义违规收费”。理论上，家委会是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桥梁，是家长表达意见的渠道。但在现实中，这个桥梁常常变成了挡箭牌。
“怕被穿小鞋。”这是多位受访家长共同的心声。王洁直言不讳地说，收班费的家长群里虽然没有老师，但有老师的“卧底”。“只要在群里反对一下，就会有人把截图发给老师。”另一位家长李莉也坦言，她担心不配合的话“受排斥的就是孩子”，只能忍气吞声、默默交钱。
更让家长们感到被动的是，班费的使用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教辅资料每学期都有，从来没有人问过家长是否有购买意愿，都是直接发给孩子，期末的时候家长只管缴费就行。预收班费的通知发出后，家委会成员通常率先回复“已交”，其他家长便紧随其后，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一次，一位家长动作慢了些，不过十分钟，家委会成员就直接在群里点名催缴。很快，全班四十多人全部交齐。
王洁记得，以前期末家委会还会发个简单的表格，告诉家长们钱花在了哪里。可现在连表格都没有了。催收通知上只写了一句：“如果家长对班费使用有任何疑问，请找某某私信。”这句话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想看账目可以，但你得主动来找，而且找的是某一个人，不是公开透明的对账。这分明是故意设置障碍。
这种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被称为“同群效应”。当一部分家长开始响应收费号召时，其他家长为了不让孩子显得“另类”，便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人人都想明哲保身，结果就是人人都在沉默中掏钱。敢怒而不敢言，成了无数家长的真实写照。
然而，事情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重庆家长毕薇儿的孩子就读于当地最好的中学之一。她注意到，班费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初三阶段。“孩子初三各种复习资料、体测模拟，本来就多。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免费，但仅仅靠教材的内容，学生很难通过中考进入重点高中。教材之外的补充内容，以及不断地刷题练习，在所难免。”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深层次的困境。国家大力推行“双减”，限制学校补课、要求“一科一辅”，本意是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但在“分数至上”的评价体系岿然不动的情况下，竞争并未消失。相反，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或者费用转移的现象。学校的负担轻了，家长的负担却重了。有教育学者指出，有的学校老师自编学习资料“推荐”给学生家长，由家长自主购买，而家长考虑到不买可能影响孩子的学习，不得不买。这形成了一条新的利益链条，链条的末端，正是那些有苦说不出的家长们。
北京一位退休教师史季玲说出了大实话：“其实选定一本好的教辅，能认认真真从头做到尾就没问题。但大多数老师和家长都不放心，总觉得多多益善。”多多益善的背后，是深深的焦虑。怕孩子落后，怕输在起跑线上，怕别人家孩子做了自己家孩子没做。这种焦虑被各种教育机构和教辅商家精准捕捉，转化为一个又一个付费项目。
李莉家里就堆了不少无用的资料。班里时而会让家长购买书籍资料，这笔费用不包含在班费内，但“需要在群里接龙”。等寄到学校后，学生们再自行带回家。“单独订阅的书籍资料用途不是很大，因为课外书籍实在太多了，孩子根本看不过来。”但她还是会选择订阅，因为不订就显得不合群、不配合。毕薇儿说得很直白：“我们这学期都交了三次五百了，我觉得没啥，买个省心放心。”“省心放心”四个字，道出了许多家长的真实心态。不是不心疼钱，而是相比孩子的未来，钱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
每年三四千的班费，对有些家庭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另一些家庭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负担。王洁是全职主妇，全家收入都由丈夫一人承担。前些年家庭收入不错，能够负担儿子从小到大的私立学校费用。但近年来丈夫公司裁员，家庭收入锐减，而学校的费用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班费都要交一千吗？”“不是才交过班费吗？”每当缴费之际，丈夫总会这样抱怨。“他就觉得我们怎么成天都问他要钱，他也不理解为什么学校的开支这么多。”王洁承受着丈夫的怨气，只能无奈地把手机截图递给他看。夫妻之间的摩擦，因为班费问题日益加剧。
更让人心疼的是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本该无忧无虑地成长，却因为家里的经济压力变得格外懂事。主动说不吃零食了，主动说不开车送了，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王洁说起这些时，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心酸。
二零二六年二月，重庆渝中区一位家长举报称，学校某班级家委会在两年半里，向四十多个学生收取了十八万多元班费。当地教育部门介入后查明，班费结余几千元，绝大部分用于学习资料和文体活动，并责成清退结余。但“全体家长同意”这个说法，仍然刺痛了无数人的神经。因为太多人心里都清楚——很多时候，“同意”二字，不过是不敢说“不”的体面说法罢了。
教育学者熊丙奇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家委会没有坚持自愿性原则，很多家长是被自愿的，这就导致了质疑。”“被自愿”三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无数家长的真实处境。表面上签字画押，实际上别无选择。表面上一呼百应，实际上敢怒不敢言。当“全班都交了”“别人都买了”成为一种无形压力时，所谓的自愿还剩下多少分量？
班费问题，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骨子里却是规则的问题、信任的问题、教育生态的问题。当一张复印纸要收一块钱，当教室保洁费算在家长头上，当老师用的粉笔也要班费开支，当“怕被穿小鞋”成为家长不敢发声的理由——我们需要追问的，不只是一个班级的账目清不清，而是整个家校关系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教育的本质，是家校携手共育英才，而不是让家长在沉默中为种种不合理之处买单。唯有让规则真正落地，让自愿回归本意，让家委会回归桥梁角色，家长们的钱包才能捂得住，孩子们的教育环境才能更加清朗。而那些像王洁一样在沉默中挣扎的家长们，他们需要的不是“全体家长同意”的漂亮话，而是一个可以放心说“不”的空间。
这个空间，需要学校、家委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共同来营造。当每一个家长都能毫无顾虑地表达真实想法，当每一笔班费开支都经得起阳光检验，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回归初心。教育最大的成本，从来不是金钱，而是信任。而信任一旦失去，想要重建，难如登天。
毕竟，一个让孩子提前学会省吃俭用、小心翼翼看大人脸色的教育环境，无论印了多少张复习资料，都称不上真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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