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 朗

一、河西走廊的风

1975年，甘肃张掖，祁连山脚下。

硬朗出生那天，他爷爷硬是顶着腊月的风雪走了四十里路，从高台县城赶到张掖市医院。老头儿进门时眉毛胡子都结了冰碴子，站在产房门口，听里头一声哭，他咧嘴一笑，露出缺了半边的牙：“这娃娃，嗓门大，像咱们河西人。”

硬朗的父亲是退伍军人，在嘉峪关外的某个哨所守了八年，转业后在县里当个基层干部。母亲是乡村教师，在一所只有三间土坯房的小学里教语文和算术。硬朗从小跟着母亲在学校里长大，六岁就能背整本的《唐诗三百首》，八岁时把《古文观止》里大半的文章都读得滚瓜烂熟。

但他最着迷的，是爷爷讲的故事。

爷爷年轻时当过驼队的把头，沿着丝绸之路跑过哈密、吐鲁番，最远到过喀什。那些故事里有漫天黄沙、有驼铃声声、有异域的巴扎、有汉唐的烽燧。但爷爷讲得最多的，是左宗棠。“那年月，陕甘回乱，新疆被阿古柏占了，俄国人也在伊犁虎视眈眈。朝堂上一帮人吵着说新疆不要了，太远了，费钱。左宗棠拍桌子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让人’。”

爷爷每次讲到这儿，浑浊的眼睛里都会亮起来。

“六十四岁的老头子，抬着棺材进新疆。你知道那是什么气魄？那是告诉天下人，要么收复失地，要么死在路上。”

硬朗问：“后来呢？”

“后来？”爷爷喝一口茯茶，“后来新疆回来了。左宗棠种的三千里柳树，后人叫‘左公柳’。你记住，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都是有人拿命守下来的。”

硬朗后来在书里读到左宗棠的那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觉得这话简直是为自己写的。当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多年后他会在一个叫“铁血论坛”的地方，把这句话翻译成英文，甩在一群质疑中国领土主张的西方评论家脸上。

二、工科生的底色

硬朗学习成绩好，但偏科严重。语文和历史永远是年级第一，数学也不差，唯独英语，每次考试都在及格线上下挣扎。母亲急得不行，硬朗却不以为然：“我又不出国，学那玩意儿干啥？”

他没想到的是，英语后来成了他最重要的武器。

1993年高考，硬朗考上了西安的一所重点大学，读的是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他本想学历史，父亲不同意：“学点实在的，历史能当饭吃？”硬朗没再争辩。多年后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感谢我爸逼我学了工科。一个人如果只懂文科，容易变成空谈者；只懂理科，容易变成工具人。工科让我知道，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你能造出别人造不出的东西。”

大学四年，硬朗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白天泡在实验室里画图纸、磨零件、跑车床，晚上泡在图书馆里读军事史、战争论、战略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某型火炮闭锁机构的结构优化”，得了优秀。但真正让他成名的，是他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甲午战争的工业逻辑》。

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甲午战败，表面上看是战术和指挥的问题，根子上是工业体系的代差。北洋水师的舰船采购自英德，弹药不能自给，炮弹里装的是沙子；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建立了完整的军工体系。战争打的是工业，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这篇文章在校内引起轰动，被一位来校讲座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看到，大为赞赏，辗转联系上硬朗，鼓励他报考军事战略方向的研究生。硬朗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了一条折中之路——先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再寻找机会深造。

毕业后，硬朗被分配到兰州的一家军工企业，做火炮系统的工艺工程师。那个厂子藏在山沟里，四周是光秃秃的黄土梁子，冬天冷得能把耳朵冻掉。硬朗在那儿待了整整五年。

五年里，他参与了两型火炮的工艺改进工作，从图纸到样机，从样机到靶场，从靶场到定型，每一个环节都摸得清清楚楚。他见过炮弹卡膛时的惊险场面，见过火炮射击后炮管内壁的磨损纹路，见过高原试验时战士们嘴唇发紫、手指僵硬地操作火炮的画面。

“很多人讨论武器，像在讨论一件抽象的艺术品，说什么‘工业美学’、‘设计理念’。”多年后他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说，“但我告诉你，武器不是艺术品。武器是工具，是让敌人恐惧、让战士保命的工具。评价一件武器，只有一个标准——战场上好不好用。”

2003年，硬朗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攻读军事战略学。那一年他28岁，已经从一线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变成了一名战略研究者。他的导师是当时国内知名的海权战略专家，第一次见面就问他：“你为什么来？”

硬朗想了想，说：“我在工厂里造了五年炮，我想知道，这些炮在什么样的战略框架下会被使用，会被用来打什么样的仗。”

导师笑了：“你这个起点，比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学生好。”

三、铁血论坛时代

硬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5年左右。

那一年，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开始普及，军事论坛是最火爆的网络社区之一。“铁血论坛”、“超级大本营”这些名字，是无数军事爱好者的精神家园。硬朗以一个ID“河西硬汉”开始发帖，最初只是写一些军工技术的科普文章，比如《火炮身管寿命的那些事儿》《从闭锁机构看中西方设计哲学的差异》。

这些文章技术性强、逻辑严密，但又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枯燥。硬朗有一种本事，能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讲得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深度。他的文章很快在论坛上流传开来，粉丝们叫他“硬大”。

但真正让他“出圈”的，是2006年的一篇长文，题目叫《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中国威胁论”》。那篇文章的背景是，当时西方舆论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指责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反复出现。论坛上很多人义愤填膺地骂，但骂得没有章法，情绪多于理性。

硬朗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理解为什么有人愤怒。但愤怒不是武器，逻辑才是。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做的不是否认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因为我们的确在增长，而且要持续增长——而是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增长，在什么情况下构成‘威胁’，在什么情况下不构成？”

他接着用了一连串的类比：

“一个强盗走在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不会觉得这个人有威胁。但如果对面走来的人腰间别着一把刀，他会觉得‘威胁’。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强盗，他知道刀意味着什么。

反过来，一个守法公民走在街上，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同样守法的公民，哪怕对方身上带着合法的防身工具，他也不会觉得‘威胁’。因为他知道对方没有攻击意图。

所以，‘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增长本身有问题，而是说，那些指责我们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本身就是强盗逻辑。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所以任何其他国家力量的增长，对他们来说都是‘威胁’。这恰恰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

这篇文章在论坛上被置顶了整整三个月，点击量超过百万。有人专门把它打印出来，在军事爱好者之间传阅。硬朗开始意识到，网络可以是一个比学术期刊更有影响力的平台。

四、走向国际

2007年，硬朗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英国，在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做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系是世界顶尖的军事学术机构，诞生过无数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学者。硬朗去之前是带着期待的，他希望能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学者交流思想、碰撞智慧。

但现实让他失望了。

第一次参加系里的学术研讨会，主题是“21世纪的亚洲安全格局”。会上有美国学者、日本学者、欧洲学者，还有两个印度学者。硬朗是唯一的中国人。整个研讨会，硬朗坐在角落里听了三个小时。他听到了什么？美国学者说，中国在南海的建设活动“破坏了地区稳定”；日本学者说，中国军费增长的“透明度不足”，令人“担忧”；欧洲学者说，中国应该“融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印度学者说，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成比例”。

没有一个人提到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扩建，没有一个人提到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没有一个人提到北约东扩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提到印度在藏南地区的非法占领。

硬朗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但他忍住了。他知道，在这种场合发火，只会被当成“愤怒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然后被礼貌地忽略。

轮到他发言时，他站起来，先环视了一圈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用一口带着西北口音但足够流利的英语说：“谢谢各位的发言。我听了三个小时，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做了什么’，而没有人讨论‘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这么做’。”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投影出一张地图。“这是一张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分布图。红色的是中国的军事设施，蓝色的是美国的。请各位数一下，在中国周边半径两千公里范围内，有多少个美国的军事基地？”

会场安静了。

“答案是：超过三十个。这还不包括航母战斗群的常态化部署。如果中国在美国周边半径两千公里范围内部署三十个军事基地，美国会怎么想？”

一个美国学者插话：“这不一样，我们的基地很多是盟友提供的——”

硬朗没有让他说完：“当然不一样。你们的盟友是怎么来的？是通过战争和殖民统治建立的安全体系。而中国的周边国家，是两千年来自然形成的邻国关系。你们把军舰开到别人家门口，管这叫‘维护安全’；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搞建设，管这叫‘破坏稳定’。这种双标，不是学术，是宣传。”

会场里有人窃窃私语。

硬朗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刚才日本学者提到中国军费透明度的问题。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军费确实在增长，但请各位算一下人均军费——中国的人均军费大约是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人均军费还比不上一个地区大国，这有什么不透明的？

至于透明度，我想问日本学者：日本去年通过的新安保法，允许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武力，这个决定经过了怎样的国民讨论？有没有全民公投？美国学者，美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这个数字背后的战略意图是什么？能不能也‘透明’一下？”日本学者脸色很难看，美国学者试图反驳，但硬朗没有给他机会。“最后，我想说一点更根本的东西。在座的各位都研究战争，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战争会发生？我的理解是，战争往往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当霸权国家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时，另一种是当弱国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时。

中国不想打仗。但中国也不想在威胁面前退缩。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不是为了挑战谁，而是为了确保——如果有人想对中国动武，他要付出的代价，比他想象的大得多。这叫威慑。威慑不是威胁。威慑是让战争不发生的艺术。如果各位真的关心地区和平，就应该欢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不是指责它。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一个不轻言动武的中国。一个弱小的中国，才是一个容易被欺负、也容易被拖入战争的中国。”

发言结束后，会场沉默了大约十秒钟。然后，一位德国教授带头鼓起了掌。

那天的讨论持续到晚上。硬朗没有说服所有人，但他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一件事：这个来自中国的工科生，不好惹。

五、东京论剑

2009年，硬朗受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论坛。主办方是日本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智库，参与者包括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前高官、日本防卫省的研究员、欧洲多国的军事学者，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的代表。

硬朗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学者。

论坛的主题是“东亚海洋安全与合作”，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才是真正的焦点。

第一天的会议波澜不惊。各方阐述立场，措辞都很外交化。硬朗的发言中规中矩，重申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议。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真正的交锋发生在第二天的一个分论坛上。那个分论坛的议题是“航行自由与海洋秩序”，主持人是美国一位退役海军少将，名叫理查德·莫里森。莫里森在太平洋舰队干过，说话带着军人特有的直率，但也带着美国人特有的傲慢。

莫里森的开幕词是这样的：

“航行自由是国际法赋予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美国海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是为了维护这个原则，反对任何国家试图将国际水域‘划为己有’的行为。这不是挑衅，这是对国际法的捍卫。”

硬朗听到“国际水域”四个字时，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轮到提问环节时，硬朗举手，得到允许后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

“将军，我注意到您用了‘国际水域’这个概念。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南海的大部分海域，包括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下，到底应该被称为‘国际水域’还是‘沿岸国管辖水域’？”莫里森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个概念上较真。硬朗没有等他回答，继续说：

“我帮您回忆一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根本没有‘国际水域’这个术语。这个概念是美国海军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军事活动找一个法理借口。公约里只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这些明确的概念。

在专属经济区内，沿岸国拥有对资源的管辖权，其他国家的船舶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这一点没有问题。但问题是，美国海军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不是在行使航行自由，而是在进行军事侦察和武力展示。一艘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跑到别人家门口二百海里范围内搞军事演习，这叫‘航行自由’？

如果我开着一辆卡车，上面装着机关枪，在你家门口的公共道路上反复绕圈，然后我说‘这是公共道路，我有通行的自由’，你会怎么想？”

会场里有人笑出了声。莫里森的脸色变了，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用职业化的语气说：

“先生，您的类比不恰当。南海是国际航道，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通过这里。美国有责任确保这些航道的安全。”

硬朗立刻接上：“我完全同意南海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但请问，在这条航道上，谁才是最大的贸易国？是中国。谁最依赖这条航道的安全？也是中国。中国每年百分之六十的贸易额通过南海，是美国的数倍。如果南海航道真的被阻断，谁受损最大？是中国。所以，中国才是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最大利益相关方。美国跑到八千公里外的南海来‘维护航行自由’，维护的是谁的‘自由’？是它自己的军事行动自由，不是商船的航行自由。这完全是两码事。”

莫里森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的话：

“先生，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我欣赏您的论证方式。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能用国际法和海洋法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

硬朗微微一笑：“将军，那是因为以前你们没有认真听。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说。”

全场掌声。这一次，连日本的主办方都鼓了掌。

六、慕尼黑的对决

2013年，硬朗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青年领袖论坛”。这是全球安全领域最高规格的会议之一，每年都有数十个国家的元首、防长、外长和顶级学者出席。硬朗是那一届“青年领袖论坛”中唯一的中国代表。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氛围和东京完全不同。欧洲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咄咄逼人，但他们的傲慢更加隐蔽——不是用军事力量来压制你，而是用一套精心构建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话语”来框定你。在他们的叙事里，西方代表着“国际社会”，代表着“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只是一个需要被“纳入”这个体系的后来者。

硬朗对这种叙事深恶痛绝。在“青年领袖论坛”的一场公开辩论中，议题是“新兴大国与旧秩序的冲突”。一个德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欧洲观点：“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是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遵守规则，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还是挑战这个秩序，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如果选择后者，中国将面临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硬朗等到提问环节，用流利的英语说：“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位德国学者。您提到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指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战后秩序，还是指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

如果是前者，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这一秩序的创建者和支持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从来没有挑战这一秩序。如果是后者——也就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用军事同盟取代集体安全机制、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干涉他国内政的‘秩序’——那么是的，中国不接受这种秩序。不仅中国不接受，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接受。

您把‘国际秩序’和‘西方主导的秩序’混为一谈，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真正的国际秩序，应该反映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西方的利益。”德国学者试图反驳：“但是，中国在南海的行为——”

硬朗直接打断了他：“请允许我完成我的观点。关于南海，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洲国家在批评中国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一个历史事实——今天南海周边国家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划定的。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在殖民时代把南海分割得四分五裂，留下了无数争议。中国当时被你们打得抬不起头来，连自己的领土都保不住，更不用说在南海问题上发声了。现在中国站起来了，开始在南海维护自己的主权，你们却跑来指责中国‘破坏稳定’。请问，当你们的殖民者在南海划界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当地人的意见？有没有搞过‘国际仲裁’？有没有遵守过‘国际法’？

你们用了两百年时间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然后用一套道德话语来美化这个过程。现在中国只是在自己的家门口维护自己的主权，你们就受不了了。这不是什么‘国际秩序’的问题，这是你们还没有适应一个不再由西方说了算的世界。”

会场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沉默。有些人在点头，有些人在摇头，但没有人能当场反驳硬朗的逻辑。当天晚上，会议主办方举办了一个小型晚宴。硬朗被安排坐在一个德国前外交部长旁边。这位前外长在席间私下对硬朗说：“你说的话，在欧洲的主流媒体上不会被报道。但我要告诉你，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都认为你说得有道理。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你的所有观点，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把欧洲的伪善说出来了。”

硬朗举起酒杯：“谢谢您的坦诚。我敬您。”

七、兰德公司的邀请

2015年，硬朗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美国兰德公司请他去做一次学术演讲。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以战略研究著称，与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关系密切。

邀请函措辞很客气，但硬朗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兰德公司想听他怎么说，更想研究他是怎么想的。硬朗接受了邀请。

演讲安排在兰德公司总部的一个中型会议室里，来了大约四五十个人，都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访问学者。他们中有研究中国的专家，有军事战略家，有退役的情报官员。硬朗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逻辑：一个工程师的视角》。

他没有讲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切入：“我在军工企业干了五年，主要做火炮系统的工艺。你们知道一门155毫米榴弹炮的炮管，从毛坯到成品，需要经过多少道工序吗？”

没有人回答。

“一百三十七道。其中最关键的一道，是自紧工艺——用超高压力使炮管内壁产生永久性塑性变形，从而提高疲劳寿命。这门技术，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攻关，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完全掌握。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很多人讨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总是盯着‘意图’、‘战略’、‘威胁’这些抽象的概念。但我想告诉你们，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一个工业问题，一个工程师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取决于它想做什么，而取决于它能造出什么。中国从九十年代开始，用二十年时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自主可控的军工体系。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突然变得好战了，而是因为——中国人终于有能力保护自己了。这才是你们需要理解的核心事实：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某种扩张意图的产物。一个能造出高铁、卫星、空间站的国家，不可能造不出好的武器。这不是选择，是能力溢出的必然。”

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们听得很认真。提问环节，一个资深研究员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硬朗先生，您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是为了扩张。但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包括军事设施的部署，难道不是一种扩张行为吗？”

硬朗回答：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用一个类比来回答。假设你有一个邻居，这个人很强壮，而且脾气不太好。你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修了一道围墙，装了监控摄像头。你的邻居跑过来质问你：‘你为什么要修围墙？你是不是想防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说：‘这是我家的院子，我有权修围墙。至于你是不是觉得被针对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翻墙进来的打算，这道围墙跟你有什么关系？’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就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修围墙。这些岛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搞建设，完全符合国际法。如果你觉得被‘威胁’了，那只能说明你本来就想翻墙进来。”

全场大笑。那个提问的研究员也笑了，虽然他知道自己被怼了。

演讲结束后，兰德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私下找到硬朗，说：

“硬朗先生，你的演讲非常精彩。但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想让美国人听懂你的话，可能需要用更‘美国’的方式来表达。美国人不习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他们更习惯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维方式。”硬朗回答：“谢谢您的建议。但我认为，如果美国人听不懂工程师的语言，那恰恰说明问题出在你们身上，而不是我身上。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法律和政治，还有物理和化学。炮弹不会因为你在国际法庭上打赢了官司就改变弹道。这是工程师的世界观。美国人需要学习这种世界观。”

副总裁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说得有道理。”

八、回国之后

硬朗每次从国外回来，都会有一段沉默期。他不怎么说话，不怎么见人，只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他的书房里有两面墙的书。一面是中文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左宗棠全集、曾国藩家书，以及各种军事技术和战略的专著。另一面是英文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李德·哈特的《战略论》，还有大量西方智库的报告和西方军事人物的回忆录。

硬朗说：“了解你的对手，比了解你的朋友更重要。”

2016年，硬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名字叫《硬朗说：一个中国学者的国际对话录》。书里收录了他在各种国际场合的发言、辩论和访谈记录，每篇后面都附有他的事后分析和反思。书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是为了说理。说理不是为了说服对手——在国际政治的角斗场上，你永远不可能真正说服对手。说理是为了争取中间派，是为了让那些没有预设立场的人听到另一种声音，是为了在舆论场上为中国争取话语空间。

有人问我：你每次在海外发言都那么强硬，不怕得罪人吗？

我说：怕。但更怕的是，当别人在歪曲你的时候，你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GDP的增长和航母的下水，更是话语权的崛起。一个不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声音的大国，不是真正的大国。

我的声音也许微不足道，但至少，我发过声。”

这本书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国际场合，还有中国学者用这种方式为中国说话。硬朗的“硬”，不是莽撞，不是情绪化，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储备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上的。

有读者在网上评论说：“读硬朗的书，就像听一个工科生在跟你讲战略——每句话都有数据支撑，每个观点都有逻辑链条，不煽情，不喊口号，但读完以后，你会觉得腰杆子硬了。”

九、最后一次“舌战”

2019年，硬朗最后一次以学者身份参加海外论坛。地点在新加坡，是著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洲安全峰会，每年都有数十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军事将领出席。

这一次，硬朗不是以“青年领袖”的身份，而是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会。他已经在国内的军事战略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担任某国家级智库的高级研究员。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气氛比慕尼黑更加复杂。这里有美国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英国人、法国人，有南海周边国家的代表，有印度人，有韩国人，还有——中国人。

每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国代表团都是舆论的焦点。西方媒体会提前造势，渲染“中国威胁”，然后在会上安排各种“尖锐提问”，试图让中国代表难堪。硬朗参加的是一个闭门研讨会，议题是“印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参与的都是各国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前政府高官。美国代表是一位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主任，名叫戴维·戈德曼。戈德曼是典型的华盛顿精英，哈佛法学院毕业，说话滴水不漏，但骨子里透着一种“美国例外论”的优越感。

戈德曼的发言很长，核心观点是：

“印太地区需要一个以美国为支柱的安全架构。中国在地区的军事扩张正在破坏稳定，美国将通过加强同盟体系来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前提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则。”硬朗听完，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场合发表这样的演讲——他已经44岁了，精力不如从前，而且国内的工作越来越忙，出国交流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他决定把这么多年的思考，浓缩成一次发言。

“谢谢戈德曼先生的发言。我想回应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印太’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注意到了，‘印太’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建构。过去我们叫‘亚太’，现在美国人发明了‘印太’，目的是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形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包含印度在内的战略弧线。这个概念的背后，是美国试图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

这不是什么‘地区安全架构’，这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第二，关于‘以美国为支柱的安全架构’。戈德曼先生，我想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这个架构里，中国的位置在哪里？您是打算把中国纳入这个架构，还是打算用这个架构来围堵中国？

如果是前者，那这个架构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不是排他的。如果是后者，那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中国不会接受。任何试图围堵中国的战略，最终都会失败。

为什么？不是因为中国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地理是改变不了的。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拥有最长的海岸线，最多的邻国，最悠久的历史。一个亚洲的安全架构，如果把亚洲最大的国家排除在外，那就像在欧洲的安全架构里把德国排除在外一样荒谬。

第三，关于‘国际规则’。戈德曼先生反复提到这个词，但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具体说明，他说的‘国际规则’到底指的是什么。是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是美国自己制定的规则？

如果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中国是支持者。但如果是美国自己搞的那一套——比如用国内法来管辖国际事务，比如绕过安理会发动战争，比如用制裁手段逼迫其他国家服从——那对不起，中国不接受。

戈德曼先生，您刚才说中国应该‘遵守国际规则’。我反过来问您一句：美国什么时候才能遵守国际规则？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用无人机在别国的领土上搞暗杀？什么时候才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您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那美国呢？美国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戈德曼的脸色很难看。他试图反驳，但硬朗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最后，我想说一段我个人的感受。

我出生在甘肃的一个小县城，离嘉峪关不远。我从小听着左宗棠的故事长大。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六十四岁，抬着棺材进疆。那时候的中国，被列强欺负得抬不起头来，连自己的领土都守不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新加坡的这个会议室里，跟美国的战略家讨论亚洲的安全架构。这种变化，不是任何人施舍的，是几代中国人拿命换来的。中国不想当世界警察，不想输出模式，不想跟任何人搞冷战。中国只想做一件事——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想欺负中国，想在中国的家门口搞事，想把中国的领土分裂出去——那对不起，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就是：If you come in peace, we welcome you. If you come with ill intentions, you will be met with force.

谢谢各位。”

会场安静了很久。然后，掌声响起来——不是那种礼貌性的、稀稀拉拉的掌声，而是发自内心的、持久的掌声。

硬朗的发言结束后，好几个国家的代表走过来跟他握手。一个印尼学者说：“你说出了我们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一个印度学者说：“我不同意你的所有观点，但我佩服你的勇气。”一个法国学者说：“你让我重新思考了‘国际规则’这个概念。”

甚至戈德曼也走过来，面无表情地伸出手：“硬朗先生，我们还会再见的。”

硬朗握了他的手，微微一笑：“我随时奉陪。”

十、尾声

从新加坡回来后，硬朗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他依然每天早起，先跑五公里，然后吃一碗兰州拉面——他这辈子都离不开这口。上午处理工作，下午看书写作，晚上陪家人。他的书房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老人，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背后是苍茫的戈壁和远处的祁连山。

那是他的爷爷。照片是1982年拍的，那一年硬朗七岁，爷爷带他去嘉峪关玩。老头儿站在城楼上，指着远处说：“你看，那是讨赖河，那是祁连山。汉朝的霍去病从这儿打过匈奴，唐朝的玄奘从这儿走过，左宗棠也从这儿进过新疆。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永远是。”硬朗有时候会站在照片前发呆，一站就是好几分钟。

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但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读书和锻炼。读书让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锻炼让我有能力捍卫什么是对的。

读书是为了让我能心平气和地跟蠢货讲话——因为我知道，他们蠢，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历史，不了解一个民族从屈辱中站起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锻炼身体是为了让蠢货能心平气和地跟我讲话——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认实力。当你有了实力，他们才会坐下来听你说话。

这不是好斗，这是现实。

中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从跪着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强起来。这个过程太艰难了，艰难到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珍惜。

珍惜不是退缩，珍惜是——该说的话要说，该守的土要守，该有的枪要有。

这就是我的硬朗。”

2022年，硬朗被任命为某国家级智库的副院长，主管战略研究。他出国的机会少了，但他在国内的影响力更大了。他的文章、演讲、访谈，影响了一代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军事战略研究者。

有人问他：“你以后还出国交流吗？”

他说：“有机会当然去。只要还能为中国说话，我就会继续说下去。”

“那你不怕得罪人吗？”

硬朗笑了，露出一口西北人特有的白牙：

“怕什么？我爷爷说过，河西走廊的风，从汉朝吹到现在，从来就没停过。该吹走的，迟早会吹走。该留下的，风再大也吹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