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勒先生与江女士原本是一对夫妻，两人育有两个女儿。起初家庭和睦，共同努力经营生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勒先生逐渐沉迷赌博，屡劝不改，严重影响了家庭关系。最终，江女士选择结束这段婚姻。双方协议约定，两个女儿由江女士抚养，而两人共有的财产也做了分割：县城的房子归江女士，乡下的老宅则归勒先生所有。

离婚后，勒先生的生活并未立即步入正轨。他曾向前妻开口借款五万元，被拒后便打算变卖老宅。这一想法遭到其大哥的反对。大哥出于亲情，拿出十五万元接济他，同时双方签订协议：若勒先生未来不能归还这笔钱，老宅便折价转让给大哥。

几年后，勒先生的老宅遇上了拆迁。根据政策，他不仅可以获得七十九万元的现金补偿，还取得了以优惠价格购买三套安置房的指标。此时，早已独自抚养女儿多年的江女士得知了这一消息。她担心勒先生若得到这些房产，很可能因赌博恶习再次挥霍一空，女儿们的未来将失去保障。于是，她带着女儿找到勒先生，提出应将拆迁所得利益留给女儿。

勒先生则认为自己近年已有所改变，一直在努力赚钱，且女儿尚且年幼，现在谈财产归属为时过早。沟通无果后，两个女儿在母亲的支持下，将父亲诉至法院。女儿们在诉求中表示，希望父亲能将安置房指标对应的房产权益过户到她们名下，由父亲代为管理，以防被他赌博败光。她们甚至表示，若父亲不同意，未来可能不再相认。

这一家庭纠纷的背后，交织着情感、责任与法律的复杂考量。从法律角度看，离婚时双方对财产的分割协议具有法律效力。老宅既已归勒先生所有，其处置权原则上属于他本人。他与大哥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自愿达成的合同，若勒先生未能还款，老宅的权益便将转移。而拆迁所获的购房指标，因其人身属性较强，且勒先生尚未实际购买房屋，女儿们直接要求分割这些尚未形成的房产权益，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时，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责任，均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不能以财产是否过户作为前提条件。子女在成年后，依然负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

这起纠纷也折射出赌博恶习对一个家庭的深远伤害。它不仅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也让亲子关系陷入现实的困局。对于勒先生而言，如何真正告别旧习，重建女儿对自己的信任，远比眼前这几套房产更为重要。而对于江女士和女儿们，如何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不割裂血脉亲情，也是一道需要智慧与耐心的课题。

家庭财产的处理，终究离不开家人间的沟通与相互体谅。或许，比起对簿公堂，一家人能否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彼此的需要与期待，寻找一个既保障孩子未来、又不彻底切断亲情的解决方案，才是更值得努力的方向。毕竟，再多的房产，也替代不了家人间那份真挚的关爱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