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举行国庆九周年观礼活动。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在押人员被组织到广场东侧观礼台，观看群众游行。沈醉站在第三排，身上穿着管理所发的藏蓝色棉布中山装，胸前别着观礼证。他这一年四十四岁，脸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皱纹。九年牢狱生活过去了，这位曾经掌管军统总务处的少将处长，看上去已经像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
群众游行方阵从东长安街走过来，红旗招展，鼓乐震天。沈醉把目光扫过天安门城楼，他看见了一些中央领导人。这些面孔他在战犯管理所每天读报纸，早就看熟了。
接着，他看见了宋庆龄。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站在城楼上，穿着一件深色的旗袍。她和总理交谈了几句，微微侧过脸，目光落在广场上欢呼的老百姓中间。
沈醉的瞳孔猛地一缩。后背一阵冰凉，冷汗从脊梁骨渗出来，把内衣浸透了。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观礼台的铁栏杆。周围的人在欢呼，没有人注意到他僵住的站姿。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开过一辆黑色轿车，等在法租界的一个路口。那辆轿车是专门改装过的，油门踏板踩到底，时速能跑到八十公里。他等的那个目标，就是宋庆龄。
这件事，功德林里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时他看着城楼上的宋庆龄，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当年那脚油门要是踩下去了，他今天就站不到这里。
沈醉生于一九一四年，是湖南湘潭人。沈家是当地有名的富商，经营粮食和桐油，在湘潭县城开着十几间铺面。
沈醉七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他的记性很好，先生教的课文读上三遍就能背出来。十二岁那年，他被家里送到长沙念新式学堂，开始接触算学、地理、英文。
沈醉在长沙跟了一个从广东来的武师学功夫，练的是洪拳一路。他个子不算高，可是肩膀宽，手臂粗壮，出拳又快又有力气。这个本事，后来成了他被戴笠注意的一个原因。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了湖南，农民运动在各县风起云涌。十二岁的沈醉跟着几个同学跑到乡下去参加农民协会的集会，在会场上跟着别人喊“打倒土豪劣绅”，把嗓子都喊哑了。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沈秉炎正是湘潭城里最大的“土豪”之一。
沈秉炎听说儿子在乡下喊口号的事，连夜派人把他从乡下抓回来，关在书房里，三天没有让出门。沈醉后来在回忆文章里提起这件事，只写了一句话：“那时候不懂事。”
一九三二年，沈醉从中学毕业了。他没有去考大学，而是去了上海，投奔他的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读化学。在法国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周总理有过交往。回国后，他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官，参加过北伐。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余乐醒脱离了共产党，转投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成了复兴社特务处的早期成员。
沈醉到上海那会儿，余乐醒已经是复兴社特务处的一名骨干。他把沈醉安排在特务处当跑腿的文书，一边抄写文件，一边学情报工作的基本技能：跟踪、化装、密写、射击。
沈醉学得很快。他文化底子好，能写工整的小楷，起草的监视报告条理清楚。戴笠看过几份他写的报告，对这个年轻人留下了印象。
一九三三年，沈醉被正式编入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他的第一个职务是情报员，月薪三十块大洋。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上海各大学校的进步师生，把他们的活动情况记录下来，写成报告交上去。
沈醉在上海的工作表现，得到了戴笠的器重。戴笠当时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正在扩充自己的班底。他看中了沈醉三个条件：年轻听话，有文化，会武功。这三样凑在一起，在特务处的底层人员里并不多见。
到一九三五年，沈醉已经被提拔为特务处上海区行动组组长。他手里管着三十几个特务，负责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范围内的监视、绑架和暗杀任务。
宋庆龄从一九二七年蒋发动“清党”起，一直公开站在反蒋的立场上。她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蒋介石碍于宋庆龄的身份，在国内外声望都极高，不敢公开对她下手。
随后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指令：对宋庆龄采取“特别措施”。这个“特别措施”的意思，就是通过制造一场“意外事故”，让她消失。蒋介石同时交代了底线：不能留下政治暗杀的痕迹，不能让外界看出是政府干的。
戴笠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沈醉。
沈醉接到任务后，想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寄恐吓信。他在信里夹了一颗子弹，派人送到了宋庆龄的寓所。信上写着：如果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下一次子弹就不是夹在信里了。
宋庆龄收到信后，不仅没有退缩，还通过美国记者斯诺把这封信的内容公布在了英文报纸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蒋介石在南京大发雷霆，戴笠被叫去训了一顿。戴笠回来后把沈醉骂了一通：“谁让你寄子弹的？这不是自己把把柄送给人家？”
寄子弹的办法失败了，沈醉开始尝试第二个方案：滋扰战术。他派出手下的特务换上便衣，轮流到宋庆龄寓所附近制造混乱。有的人在门口打架，有的人故意撞翻小贩的摊子，有的人在半夜敲打铁皮桶。目的只有一个：让宋庆龄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和工作，逼她离开上海。
宋庆龄没有离开。她照常出门参加活动，照常在寓所接待访客。上海的外国记者注意到了这些异常，纷纷在报纸上发文章，指责有人在骚扰孙中山先生的遗孀。沈醉的滋扰战术又失败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宋庆龄的好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被复兴社特务处暗杀。执行这次暗杀的是特务处行动组长赵理君。杨杏佛的死在上海引起极大震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蒋介石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这件事之后，他对直接暗杀宋庆龄的后果更加忌惮。
在这样的背景下，沈醉接到的任务底线更加明确：不能有任何证据指向政府所为。
沈醉向戴笠报告了三次失败，戴笠的耐心耗光了。他给沈醉下了死命令：必须很快拿出一个能行的方案。
沈醉最后提出来的方案是“车祸”。他的计划是这样：搞一辆耐撞击的轿车，在摸清宋庆龄外出路线之后找机会撞上去，用“交通事故”的方式解决目标。他专门跑了一趟南京，在陆军仓库里挑了一辆美国产的别克轿车，把前保险杠和车头重新加固了。
一九三六年初春，沈醉拿到了确切的情报：宋庆龄某一天要去法租界一位朋友家做客。他提前一天勘察了路线，选定法租界霞飞路和亚尔培路交叉口附近的一个位置。这个路口两边种着法国梧桐，视线不够开阔，车速很难控制，是制造“交通事故”的理想地段。
行动当天，沈醉亲自驾驶那辆加固过的别克轿车，停在了路口不远处。他换了一身便装，戴一顶灰色礼帽，把帽檐压得很低。后座上放着一份当天的报纸，这就是行动取消的暗号。如果情况有变，会有联络员跑过来把这份报纸拿走。
他等了将近一个钟头。
宋庆龄的汽车出现在霞飞路的东端，是一辆黑色福特轿车，车速不快。沈醉发动了汽车，挂上挡，脚搭在了油门上。他已经算好了角度：从右侧撞上去，撞后车门的位置，里面的人最可能受重伤。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人从路边冲了出来，拉开车门，一把抓走了后座上的那份报纸。沈醉回过头，看见联络员的脸色发白，冲他只吐出两个字：“取消。”
宋庆龄的汽车从他车边平稳地驶了过去，转过亚尔培路，消失了。
事后沈醉才弄清楚取消行动的原因：蒋介石最后掂量了掂量，认为制造交通事故的代价太大了。一旦“车祸”发生，就算没有证据指向南京方面，国际舆论也会把矛头直接对准蒋介石本人。这个政治代价，蒋介石不愿意付。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醉随军统机关撤到了重庆，先后当了军统局总务处副处长、处长。一九四三年，他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一年他二十九岁。在军统内部，他是年纪最轻的少将之一。
抗战胜利后，沈醉被派回上海，负责军统在华东地区的善后工作。他参与了接收敌伪资产、整编汪伪特务机构的工作。这段时间他手上掌握着大量经费和物资，后来有人告发他贪污，查来查去没有实据。沈醉自己在交代材料里说：“我经手的经费都有账目可查，没有私吞过一文钱。”
一九四九年，形势急转直下。年初，沈醉被调到云南，当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保密局是军统在一九四六年改组后的名称，第一任局长是郑介民，毛人凤当副局长。一九四七年底毛人凤接任局长。沈醉到云南时，局长正是毛人凤。
沈醉和毛人凤的关系在云南期间变得紧张起来。毛人凤是戴笠死后军统系统的实际掌权人，他对下属的控制方式多疑而且刻薄。沈醉感觉到了毛人凤对自己的不信任，很多事情都绕过他直接指挥。
到了十月，解放军已经进入云南边境地区。云南省主席卢汉开始秘密筹划起义。沈醉察觉到了卢汉的动向，可他的处境很尴尬：他是保密局在云南的最高负责人，按理应当为国民党死守。他也清楚，云南的军事力量根本挡不住解放军。
十二月九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起义前夕，沈醉做了一个决定：他主动找到卢汉方面的人，表示愿意通电起义，并且交出了保密局云南站的电台和特务名单。这封起义通电被卢汉接收，转发给了北京的总理。
但卢汉并不信任沈醉。起义后的第三天，卢汉下令把沈醉逮捕，和其他国民党在云南的高级军政人员一起，关押在昆明的一处院子里。沈醉从起义者变成了阶下囚。
一九五七年，经过几年的辗转关押，沈醉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功德林是一座由寺院改建的监狱，关押着三百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这些人。
沈醉在功德林里的表现，管理所的干部认为是积极的。他参加学习讨论，写交代材料，主动揭发军统的历史罪行。他和杜聿明、王耀武这些原国民党将领不一样，他是特务系统的人，手里没有兵权，交代的问题更多集中在情报和暗杀行动上。
一九五八年的国庆观礼，是沈醉在功德林期间一次特殊的经历。管理所为了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选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去天安门观礼，沈醉被选上了。
他站在观礼台上，看见了宋庆龄。
那一刻，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法租界那个路口，想起了那辆加固过的别克轿车，想起了被联络员一把抓走的那份报纸。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我当年的罪行是什么性质。”
国庆观礼之后，沈醉的改造表现更加积极。他写了大量关于军统内幕的交代材料，这些材料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了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重要史料。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沈醉获得特赦。他在功德林关了三年，加上此前在各地监狱的关押时间，加起来一共十一年。
走出监狱以后，沈醉发现自己的家庭已经破碎。妻子改嫁了，儿女改了姓。老家湘潭的沈家大屋里，有人给他立了一个牌位。家里人都以为他早死了，被枪毙在云南的某个山沟里。
人民政府给沈醉安排了工作，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了专员。他的任务就是整理和撰写关于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文史资料。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十几年，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等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九年，中共云南省委对卢汉起义的历史档案展开重新审查。沈醉当年那封起义通电的原件，从档案中被找了出来。一九八〇年，经过有关部门复核，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成了“起义将领”。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沈醉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讣告上写的是“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
从湘潭沈家大屋的富商子弟，到复兴社特务处的年轻骨干；从奉命刺杀宋庆龄的行动组长，到功德林里的战犯；从获释后的文史专员，到政治平反的起义将领。沈醉走完了八十二年的人生。